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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周少川
饶宗颐先生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一方面秉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以高瞻远瞩、视野开阔的世界性意识，在汲取各国学术文化精粹的同时，不忘在国际范围内大力弘扬和传播中华学术文化，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阐述饶先生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饶先生治学历来富有“世界性意识”，从这个制高点出发，就能高屋建瓴地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看不同国家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也能从比较中更好地说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成就。饶先生的世界性意识，使其特别重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注意在全球视域的观照下，探寻研究对象的渊源流变和影响所及。正因为如此，他的历史研究视野开阔，往往能突破以往研究的窠臼，纵横驰骋，发人所未发；他对历史问题的论证，也因能由近及远、钩稽比较而令人信服。比如，他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这部著作中开宗明义就说：“本书主旨在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一些最新资料，从世界观点出发，对汉字的成就做一总的考察。”
李学勤先生在对此书的评论中特别强调这种世界性意识的作用，他说：“这里指出的‘从世界观点出发’，正是饶先生所做研究的独创之处。”
在这部书中，饶先生把中国远古的字母符号同西亚的腓尼基字母、苏美尔楔形文字进行比较，说明彼此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论证汉字的特点在于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形成了汉字这一棵枝繁叶茂、风华独特的大树，从而说明了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独特魅力。
又如，他的《卍考》以中国的卍字和印度、西亚等国的卍字符号作比较，指出“卍符号出现在陶器上，自以西亚为最古，印度河谷次之，中国则边裔地带的青海和辽宁的石器时代亦有之”，纠正了一向以为中国的卍字符号通过佛教从印度传来的旧说
。他论屈原的《天问》的发问文体，也与印度的《吠陀经》、伊朗的《火教经》、圣经的《旧约·乔布传》中的发问文体作比较，认为发问文体在世界古代文学上曾于多处存在，并倡导要通过“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探求这种文体在世界古代文学中的产生流变经过
。至于他在《说“瓦”》中对“瓦”字的考证，则先从文字训释、文献记载分析“瓦”在古代是对多种器物的指称。然后又集中到屋瓦上，论述中国古代屋瓦出现极早，陕西岐山的西周遗址已出土陶制板瓦、筒瓦及瓦钉；又论及秦代瓦当的文字、秦汉瓦当之纹饰、唐代琉璃瓦之精致。比较日本的砖瓦，古希腊、罗马之大理石瓦、泥瓦，以见中国屋瓦之特色。并对法国戴密微教授关于西方琉璃瓦入华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西周古墓中曾出土琉璃管珠数千件，其化学成分与西方所产微有区别，“因此令人益信琉璃亦有出于中国自创者”
。
除上述之外，饶先生论中国古代音韵的发展，音乐、诗歌的发展，也都能从世界范围的广阔视角，审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联系及独特地位。
饶先生治学的“世界性意识”，为中国学术和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通晓多国语言文字，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前沿与各国顶级汉学家交流，从而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许多机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饶先生就开始在世界学术讲坛上，不遗余力地宣讲中国的学术和中国文化。1956年，他出席欧洲第9届汉学会议，与欧洲汉学权威、法国的戴密微教授订交，他运用敦煌文献所作的《老子想尔注校笺》使戴密微深为钦佩。1957年，他以《楚辞与考古学》论文出席在西德召开的欧洲汉学会。1958年，他又以《楚辞与词曲音乐》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1959年，饶先生所撰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引起各国学术界注意，国际上有13国文字予以报道，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962年，法国政府颁予饶先生国际汉学的最高成就奖“汉学儒莲奖”。他在欧洲结识了许多汉学家，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阐发中国学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汉学学者拜他为师，向他请教。1991年9月，时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的施博尔博士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会上演讲，他说：“饶宗颐先生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表达了欧洲汉学界对饶先生学术地位的崇高敬意
。从欧洲开始，饶先生与世界汉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7次赴法国巴黎讲学；1963年，他赴印度班达伽研究所作学术研究，在印度游学近一年之久；1968年至1973年，他应邀就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又于1970年至1971年赴美国任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他和日本汉学界的交往也渊源甚早，1954年，饶先生就应邀去日本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在此期间他利用在日所发现的资料撰成《楚辞书录》，又赴京都大学收集该校所收藏的甲骨刻辞拓片，为后来撰成《日本所见甲骨录》做好了准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又多次赴日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1980年，他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京都大学讲学，讲授“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去日居停的3个月中，他广泛开展了学术活动，如出席日本天理大学举办的“汉籍善本书会议”，赴九州岛大学演讲《唐勒及其佚文》，到北海大学讲授《〈易〉及敦煌之文学资料》。8月份还在东京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在书画展期间作了《书法二三问题》的演讲。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中文或日文的学术论文，阐论中国学术和文化，在日本二玄社出版《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产生极大影响
。他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布，也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
饶先生的国际性学术活动，赢得了国际汉学界的尊重，他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权威，也获得许多嘉奖和荣誉称号。仅在法国，除获得“汉学儒莲奖”外，还被巴黎远东学院聘为院士；在欧洲极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即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授予饶先生人文科学荣誉博士，这是该院成立一百多年来的第一次；法国文化部为表彰饶先生多年来在推动法国汉学研究上的贡献，还授予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军官勋章。不仅如此，饶先生从世界性意识出发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活动，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他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占领了前沿阵地。当今世界，经济、信息、生态、文化的全球化趋向成为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潮流汹涌澎湃。然而，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长期控制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话语权。中华文明要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除了要加强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之外，还要努力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饶先生的国际性学术活动，正是践行了我国文化建设的这一重要目标。他在世界范围内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努力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行者之一。
20世纪中叶，随着世界性新史学浪潮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地域性史学研究有助于了解总体史的多层次、丰富性和差异性。法国年鉴学派的四代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接续地开展了地域史的研究；7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也逐步地以中国区域与地方史研究为特征的“中国中心观”，来取代传统的“冲击—反应”模式，探讨中国近代史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变迁；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区域史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饶宗颐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流”了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转移和变革，着人先鞭地开展了潮汕地方史的研究和文献积累。1993年，饶先生在自己已有充分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又郑重而明确地向海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要全面开展“潮州学”研究的倡议，这是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为推进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向着更高的理性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他的突出贡献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身体力行地研究、揭示潮汕文化在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海内外潮汕文化圈中，古往今来，大力发掘、传布和弘扬潮汕历史文化，并取得卓越成就者，饶宗颐先生当属第一人。黄挺、杜经国两位教授曾专门撰文论述饶先生在潮州地方史研究上的成就，并将此归纳为：潮汕历史地理研究、方志学与潮汕方志编纂、潮汕地区考古、潮汕民族民系研究、潮汕海外交通史研究、潮汕历史人物研究、潮汕思想文化史研究、潮州学的倡导这八个方面
。黄挺教授还专门把饶先生这方面的论文汇编为《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于1996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有关饶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笔者也曾撰文从网罗乡邦文献、拓展乡邦文献的收集和研究范围、考辨文献为潮学开路等方面，论述饶先生在潮汕文献的发掘和研究上的贡献
。
饶先生在潮学研究中，特别重视研讨潮汕文化在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在海外传播潮汕文化的历史成就。1955年，饶先生就撰写了《潮瓷说略》，论述宋代潮州瓷器的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得到日本著名学者小山富士夫的推崇，并由日本友人长谷部乐尔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主办的《陶说》杂志上，这是研究古代潮州瓷器生产水平并推介给国外学术界的第一篇论文。此后，饶先生又将《潮瓷说略》增订扩充为《潮州宋瓷小记》，这两篇论文揭示了潮州瓷器生产始于唐代，至宋代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并向海外出销高质量瓷器的历史，从而使潮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兴趣。饶先生的《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详记隋大业六年（610）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从潮州出发，远涉重洋，经略琉球的史实。这是潮州地区海外交通史上最早见诸正史的大事，饶先生的论文不仅揭示了潮州自古以来在中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悠久历史，而且从潮州至琉球的行程、所用时日、经过岛屿等方面，深入论证了《隋书》所载“琉球”即指冲绳，为今琉球群岛自古乃中国之藩属提供了有力依据。他的《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则论述饶平柘林镇在明代海上交通、中外贸易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记述了柘林的地理形胜及柘林军民在明代抗击倭寇的英勇事迹。《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阐述了南澳岛在明清海外交通史上作为航海中转站和海防要塞的重要地位，记述清代南澳与台湾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潮人由南澳涉海赴台，对台湾岛的建设
。
要言之，饶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是潮州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潮汕在历史上与海外交通的业绩，而且为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示范。
第二，倡导国际性的潮州学研究。这是饶先生晚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的新举措。早在1989年11月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澳门举行时，饶先生就发表了《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主题演讲，他精辟阐述潮汕历史文化的源流和演变，同时呼吁大家要“有诚意去发扬潮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开一轮会议作一次演讲，事同粉饰，说了便算”。国际潮团在联谊之外，“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什么行动呢？他提出两条非常有远见的建议：一是“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二是“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
他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和关注。
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饶先生专程从香港赴汕莅临大会，在主题发言中他高度评价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意义，认为会议“将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的研究提升至全国性的层次，这可说是潮州文化历史上的空前盛事”。并特别提出：“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的问题，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研究”。
他倡导从全国性和世界性范围研究潮汕文化，凸显了潮汕文化的历史地位，也反映出他在海内外弘扬乡邦文化的热情。1991年9月，饶先生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大会演讲中他重提在第五届联谊年会上关于成立“中华潮州文化研究基金”的倡议，指出：“如果这一基金能够真正成立，其对潮州文化的推动和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使潮州文化能够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发扬光大。”
这是他在国际上对于建立“潮州学”又一次有力的推动。1992年11月，他应邀出席在汕头召开的“潮汕历史文化座谈会”，在会议发言中说：“潮州文化的研究，到今天还没有被肯定为一种独立的学问，说明我们的努力还做得不够。我们潮州人一向对经济重于学术，若把发展经济赚来的钱用在学术文化上，我们同上海人、福建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潮州文化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潮州学’作为研究对象。”
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潮州学”的殷切期望。
1993年12月，在饶先生的多方筹划和海内外学者的协作下，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以及新加坡、美国、法国、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学者云集大会，盛况空前，会议揭开了国际潮州学研究的序幕。饶先生在大会作了《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的主题演讲，阐发研究潮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潮州学的研究内涵。这个演讲宣告了“潮州学”的建立，指明了潮州学研究的方向。
第三，深刻阐明了潮州学研究的学术理念。为了指导潮州学研究不断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发展，饶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潮州学研究的学术理念。首先，他指出潮州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环。他从潮州族群民系与内地移民的关系，从潮州考古发现以及潮州方言、戏剧、音乐等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从潮州的历史发展深刻阐明“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因此“潮州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研之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
同样，他也认为，潮州学是具有鲜明国际性特色的学问。他说：“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学术文化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国内一样，都要进行研究。正如杜经国教授在发言中所说的，国内有潮汕人一千万，而海外亦有同等数目的潮汕人，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
他通过国内潮人一千万和海外潮人一千万的数字形象说明，潮人历来有向海外拓殖的传统，足迹遍及五大洲，潮州文化已传遍世界各地，因此“潮州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外国人研究的重点”。“现在如何发扬潮州文化，已成为国际性活动，而不仅是地方性的。”
除了阐明潮州学的重要性和学术定位等理念，饶先生还在多次演讲中指示了潮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比如，他在1990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演讲中，指出潮人的海外经商和开拓、潮瓷与海上陶瓷之路的关系、潮州历史人物的研究等应该是及早关注的问题
。1993年，他在首届潮学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就潮州学的研究内容作出更全面的分析，指出潮州学的研究应包括潮人的内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的民族民系、潮汕考古、潮州戏剧、潮州方言与音乐、潮州史新文献的发掘、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潮州海疆史事、潮州南明史等问题
。2005年，他在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又进一步强调“展望未来，潮学应该多重视考古及文献两方面”。因为在考古方面，“粤东或潮汕地区可能更早一些已经与中原文明有交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长期的深入研究”。在文献方面，“海外保存的资料颇多，应可与各个学术单位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二十余年来，海内外学人在饶先生的引领下，积极投身于潮州学的研究，获得丰硕成果，已然超越客家学、徽州学、温州学等区域或族群的研究，成为国际中国学的重要内容。而饶先生正是高擎潮州学大旗的卓越旗手，他通过倡导和引领潮州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