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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商品金融化的研究多围绕金融衍生品如何在商品交易中萌生出来、如何影响商品定价使其产生金融属性等问题。1688年J.de la Vega在著作中记述荷兰阿姆斯特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技术，后来者主要有C.Wilson（1941）、U.Schaede（1989）、R.C.Michie（1998）、P.G.M.Dickson（1967）、E.J.Swan（2000）、G.Poitras（2000）、W.N.Goetzmann和K.G.Rouwenhorst（2005）等。Unctad（2010）、Colbran（2011）、K.Tang和W.Xiong（2010）认为全球商品金融化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投机因素推高了价格。
周丽娜（2007）指出商品金融化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范畴需要从货币金融领域拓展到商品金融领域，金融资源的富集作用是商品金融化的内在动力。刘翔峰（2008）指出全球大宗商品与利率、汇率的关系日益紧密，金融属性十分明显，应积极发挥其金融期货功能。邱菡仪（2010）指出，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资本流动范围得以延伸，大宗商品价格融入越来越多的金融特征。李江鹰（2010）认为商品金融化使套期保值变得更复杂。李扬（2010）提出商品类金融化问题亟须研究。史晨昱（2011）指出，期货市场诞生后，商品市场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大宗商品逐渐脱离实物属性的束缚。陈志武（2009）、陈雨露（2010）等研究了商品金融化如何推进社会变革问题。崔明（2012）、吕志平（2013）、孙国茂和陈国文（2013）分别探讨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动因和机理。张成思、刘泽豪、罗煜（2014）研究了中国商品金融化分层与通货膨胀驱动机制。黄勇（2015）探讨了大宗商品金融化对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影响。钟腾、汤珂（2016）研究了中国商品的期货投资属性。
一是石油等能源的金融化。张广本、孟需（2008）指出石油金融化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需加强能源金融研究。齐银山、王军（2009）指出，石油安全本质上已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成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焦学磊（2009）发现自2003年以来油价系统性暴涨的推动因素在于石油衍生品市场金融机构过于活跃。彭民、杨洪波、董金涛（2010）指出，石油金融化是资源金融化的一种形式，石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通更加紧密。张文龙、张静茹、张弦（2016）探讨了煤炭价格波动的金融因素和非因素。二是金属等原材料的金融化。光国胜（2009）指出，铜具有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用作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可进入流通领域与金融投资市场，建议铜企业利用好铜的金融属性。刘向东（2010）指出，我国钢铁企业可采取纵向一体化、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构建产业联盟等措施应对价格风险。三是农产品金融化。苏应蓉（2011）提出金融化因素在农产品市场中不断深化并形成新特点，大量流向农产品市场的资金通过衍生市场进行非传统投机，供求状况难以反映农产品价格波动，期货价格与指数基金投机推动了农产品价格波动。李东卫（2011）探讨了粮食金融化产生的原因与应对路径。李书彦（2014）研究了大宗商品金融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
目前对商品金融化程度测度的研究较少，姚小剑、扈文秀（2011）基于商品便利收益视角，对国际原油实物属性与金融属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朱学红、谌金宇、彭韬（2016）对中国市场的大宗商品金融化进行了测度。
19世纪末，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模型提到期货市场价格形成的问题。Bigman（1983）提出期货市场有效性的概念。Garbade和Silber （1983）构建同步价格动态模型（simultaneous price dynamics model），计算出约75%的价格新信息首先来自期货价格。Collins（1997）指出商品期货价格是由人们对未来供求的不同预期决定的。Coving等（2003）分析大阪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对日经225期货指数价格发现的贡献程度，二者贡献度总计达75%。Geman（2005）研究了农产品、金属、天然气、电力等商品价格组成与金融衍生品的关系。Isabel等（2010）以长期中现货溢价和期货溢价解释价格发现功能，分析伦敦金属交易所五类有色金属历史数据，发现其他四种都出现现货溢价占统治地位，只有铜是现货、期货价格的最优整合。Zita （2007）等认为商品衍生品定价遵从无套利法则，该法则仅适用于可存储的商品，商品远期合约价格取决于现价、无风险利率、存储成本及持有收益。较为复杂的商品衍生品远期合约可通过随机游走模型定价，如分数布朗运动模型（fractional Brownian motion models）、均值回归模型（mean reversion models）、跳跃—扩散模型（jump-diffusion models）、随机变动与随机便利收益模型（stochastic volatility and stochastic convenience yield models）来分析定价问题。Black-Scholes-Merton模型被广泛应用在期权定价上。
秦宛顺、陈衡（1998）从多角度剖析中国期货价格特征。严太华、孟卫东、刘昱洋（2000）考察铜和绿豆，赵铎（2007）考察棉花等商品期货和现货价格的互动问题。尚昕璇（2005）对铜期货和现货价格互动研究发现，现货滞后，价格对期货价格有引导关系，而期货滞后，价格对现货价格没有引导关系，但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具有即时双向引导关系。肖作良（2006）考察中国铝、天然橡胶期货和现货价格，表明距最后交易日时间越长，期货滞后价格对未来现货价格引导作用越弱。卢垚（2007）研究天然橡胶套期保值功能的实现程度与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程度。陈蓉、郑振龙（2007）对投资性资产和费用性资产期货价格进行分析，证明期货价格不能作为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预期。郑滋润（2008）研究铝、铜的期货与现货价格，表明期货与现货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新信息对两市场的冲击不对称，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刘晓雪、王沈南（2009）分析白糖现货价格、远期价格、期货价格联动关系，表明期货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现阶段处于竞争与互补的状态，共同服务现货，为现货价格提供预期信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组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功能完善问题，如子课题组研究者杨海珍等（2010）分别运用I-S模型和P-T模型对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实证研究。肖辉等（2004）利用P-T模型研究了伦敦金属交易所与上海交易所铜的价格发现过程。曲红涛等（2011）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了黄金、白银、原油、铜、铝5 种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当前关于期现价格的研究很多，因样本期选择不同，结论具有较大差异性。
传统套期保值理论起源于凯恩斯（1923）的《关于商品市场的一些论点》和希克斯（1946）的《价值与资本》，他们认为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大体同步，期货市场收益可对冲现货市场价格变动的亏损。套期保值遵循四个原则：品种相同、数量相等、方向相反、时间相近。实际运用中，这些原则缺乏灵活性。Working（1953）提出基差逐利型套期保值理论，认为套期保值的核心不在于能否消除价格风险，而是能通过正确利用基差变化来谋取利润。Leland Johnson（1960）等提出现代套期保值理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对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上的资产进行组合投资。Collins（1985）、Featherstone等（1988）认为由于金融杠杆效应，金融风险可由衍生品应用加以控制。Smith（1986）指出套期保值为企业提供所需的现金流动性。Mayers和Smith（1987）、Morrelec和Smith（2003）认为套期保值可减低甚至消除企业外部的现金流风险。Turvey（1989）、Baker（1990）、Mello和Parsons（2000）等研究表明，当企业处于零债务时没有必要进行套期交易，但从股东权益和公司理财看，企业实行零债务策略并不是最优选择。目前关于套期保值的理论研究相对成熟，关于实际应用的方案设计和操作成为实体企业关注的热点。
多样化投资组合的经典文献是Markowitz （1952）的《组合选择》一书，后来者在此基础上作了很多扩展。Geman（2005）认为商品衍生品可以防范通胀风险。Bodie（1983）、Bodie和Rosansky（1980）、Erb和Harvey（2006）、Gorton和Rouwenhorst（2006）、Geman和Kharoubi（2008和2010）、Chong和Miffre（2010）等运用特定时期数据对商品与其他金融衍生品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得益于多样性，在给定预期收益情况下，引入商品衍生品会降低收入风险。Silvennoinen和Thorp（2010）、K.Tang和W.Xiong（2010）等发现商品指数出现后，商品市场与债券市场得到进一步整合。Hong和Yogo （2011）、Erb和Harvey（2006）、Szakmary 等（2010）认为适当的组合和操作策略可以带来客观的收益，商品衍生品是投资的动力因素。Bodie和Rosansky （1980）、Fortenbery和Hauser （1990）、Conover 等 （2010），通过采用股票和商品的组合投资取代单一股票组合投资进行数学模拟，得出在既定投入情况下，前者能提高收益，更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Jensen 等 （2000）、Georgiev （2001）、Idzorek（2007）发现引入商品组合后夏普系数呈现增长趋势，即引入商品作为投资组合降低风险，提高了收益。Ankrim和Hensel （1993）发现提高商品衍生品比例可有效提高期望收益，降低风险。Satyanarayan和Varangis （1996）发现在投资组合中加入商品交易，呈现更高的期望收益和更小的风险标准差，Anson （1999）利用效用分析法得出相同结果。
然而，Charoula Daskalaki（2011）等认为Markowitz的MV分析法是建立在资产回报正态分布和投资者效用函数为二次项函数的基础上的，在现实中存在争议。他们运用1991—2009年高盛商品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及商品期货合约进行收益率分析后，发现投资收益呈现偏态分布，仅在特定样本范围内加入商品衍生品有助于降低风险，但在样本之外加入商品衍生品并没有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Bali等（2007）以股票收益、汇率水平、短期利率、商品指数的收益率检验商品衍生品对非金融企业运作的重要程度，发现除利率因素外，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商品衍生品的使用与降低企业风险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使用并未都使得公司获利，有时反而增加了企业风险。
周梅（2001）基于案例论述期货市场在我国粮食流通中的作用。张雷宝（2001）指出期货市场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预期农产品价格信息，并成为现货农产品采购和销售的“二板市场”。卢建锋（2003）认为期货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可弥补我国农业生产盲目性、分散化的缺陷。刘岩、于左（2008）论述期货市场发育成熟、合作组织发展完善、信息传导途径发达、相关机构的推动与支持是美国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期货市场有效结合的基础。刘岩（2008）揭示期货市场服务“三农”中的“公司+农户”模式运行机理、局限与替代性选择。魏君英、何蒲明（2008）借鉴美国的经验提出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粮食进行补贴。单磊（2009）认为农产品期货具有不存在违约风险、农民增收效果明显、管理规范等优点，农村期货合作基金更具可行性。刘旗、张继承（2009）以吉林四平玉米期货订单为例，指出信息不对称、契约约束力差、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农产品期货订单的不稳定性和履约的风险性。胡静波（2013）以浙江为例，探讨了棉纺企业套期保值的问题与对策。李正强（2015）探讨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新模式。李彦（2015）研究了我国的糖产区各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关联性。李华、张琳（2016）认为“保险+期货”是一种服务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
陈绪明（2003）研究有色金属进出口企业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这个研究对期货公司制定合理的产业服务模式具有参考意义。罗孝玲等（2004）提出生猪期货的推出会有利于改善生猪生产、流通和销售模式，有利于推进我国生猪产业化。俞小平等（2008）总结我国林业产业引进期货贸易机制的实践，提出我国林产品期货贸易需要立足于胶合板期货贸易的教训，关注产业特殊性及期货商品合约的弹性设计。李传山（2013）探讨塑料期货服务实体企业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多数学者从信息发布和传递机制、金融政策、法制建设等宏观层面提出完善期货市场机制的政策建议，较少从微观结构视角探讨产业链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提高核心竞争力问题。
永安期货“打造专业优势，服务产业经济”，通过期货品种产业链的研发和期货品种市场的培育，提升企业服务能力和业务扩展能力，利用期货工具帮助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珠江期货围绕“立足产业、服务产业”的理念，把期货公司的发展融入地方产业经济循环中，促进期货为产业服务。中国国际期货启动“中小企业期货市场成长计划”系列专场活动。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课题组提出应积极培育以期货中介公司为核心的、综合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期货产业集群体系，构建出完整的产业链条。方正期货“期货下乡”战略，主动为涉农企业风险管理业务提供系统和专业的培训、咨询、示范、推介等服务。银河期货的“农发行—银河模式”促进了市场功能的发挥，为农发行支持涉农企业依托期货市场走出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总体而言，目前针对期货公司如何服务于实体产业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不同产业差异化服务模式的研究更少。多数研究局限于定性描述期货公司局部业务服务，缺乏服务模式系统性研究；或针对个别公司或某类产业服务进行个案分析，却没有比较不同服务对象产业差异性。各期货公司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或服务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渠道和策略，但归纳为体系或模式的较少。
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期现互动、收益风险等不同方面进行研究，针对商品金融化的研究较少，对商品金融化程度测度指标和方法的研究更少。多数学者集中研究期货与现货价格关系及期货市场功能，较少结合产业升级与期货功能进行系统性分析。本书根据大宗商品产业特性，研究处于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企业所需要的期货服务及相应模式，提炼现有期货公司典型模式，提出期货公司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与相关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