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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商品具备了金融属性，出现了“商品金融化”趋势。商品金融化改变了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不仅是由传统的、基于实体经济的供求所决定，更主要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金融机构取代了传统的商品买家和卖家，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与之相随，金融市场与制造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统的“加工制造”产业模式逐步向“金融+制造”产业模式转变。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几经变迁：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经济史表明，在长达1 5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曾一直在商品产出方面领先于世界，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被英国超越。当时英国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工业革命。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末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贸易立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每一次世界制造中心的变迁，必然伴随着一个强国的出现，世界工厂以其强大的生产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推动着该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即使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而发生产业转移之后，该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依然存在，表现之一就是“价格话语权”：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价格中心，“生产权”上升为“价格话语权”。
“价格话语权”，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以期货交易中心为载体的大宗商品和资产定价中心奠定了国际市场格局。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其期货价格深刻影响国际现货贸易。期货价格普遍成为市场基准价格，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期货交易所行情是全球现货市场的风向标。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它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成为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指导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在国际市场影响深远，加拿大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的油脂类期货交易、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交易等都是国际贸易参照价。同时，这些期货市场制定的交易标准成为商品国际生产、交易标准。正是这样，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着力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取得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拥有了强大的“生产权”，但中国强大的生产力与需求力量并没有上升为“价格话语权”。与“制造业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中“中国声音”还相对较弱。中国商品往往成为“低价”的代名词。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常常出现“主导供给或主导需求，却不拥有话语权”的尴尬场面。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具有的强大生产力和市场需求，怎样变为“价格话语权”，是中国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的重要环节。在国际市场上，结合“中国因素”，发出“中国声音”，变“中国因素”为“中国价格”，进而变成“世界价格”，使世界制造中心具有“价格话语权”。其中核心环节是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期货市场体系的发育与成熟。由此，期货与伟大复兴这两个命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