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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上关于潮汕地区的第一条海交记载，见于《史记》。时间在汉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
《史记·东越列传》载：“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
这条记载大意为：公元前112年，汉中央政权对南越国用兵，东越王馀善自愿率领所部8000人随征助战。船队到达古揭阳县域后，馀善以海上风狂浪大为借口驻足不前，持两头观望的态度，私通南越国。直到汉兵攻破南越番禺，东越船队始终没有到达。汉兵随后想乘胜灭东越，汉武帝考虑到多年征战兵力疲惫而不予同意。
这条记载透露出此时潮汕地区海上交通的一些信息。
首先，潮汕地区近海海路顺畅。“海风波为解”句，说明东越兵走的是海路，则公元前112年之前，潮汕地区近海海路已经畅通。“八千人”说明是大规模的船队，这样的船队由福建进入广东番禺，必经潮汕海域，而一般情况下，必然是海上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才敢于行进，因此才有东越请战之举。而汉楼船将军杨仆“愿便引兵击东越”，更是对“海风波”视而不见。（按，“楼船”始于春秋，兴于汉代，是一种上有楼橹，重叠数层，高度“可达十余丈”的大船。《史记·南越尉佗传》裴骃集解引应劭注称：“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
）楼船比东越船队更为招海风，此时杨仆并未有丝毫提及风险的言语，说明这段海路非常顺畅。
其次，潮汕地区存在大型海港。这条关于大型军事行动的记载，虽然未涉及潮汕地区的港口，但东越这种大规模的船队停于揭阳，必然要有妥善的停泊点。当时的揭阳县地域，远大于现在的潮汕，而以海岸线论，则基本上一致。东越的兵船队停泊地点，虽难确切考证，但约略不离韩江、榕江两江口，因为如果不停泊此处，那将难以解决八千大军的饮水问题。
由此，可以这样认定：至迟在此时，自福建经潮汕地区至广州的海路已然十分成熟，该海航线不仅民间使用，官方船队也循此而行；潮汕地区已存在可供大规模船队集结、停泊的港口。
考察一下这条航线，它是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由北方南下直达中南半岛海航线的一部分，潮汕地区海域是必经之处。
《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载：“建初八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
也就是说：建初八年（83）之前，位于中南半岛的交趾七郡上贡品，都是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北运至东冶（大约今泉州一带），然后再上岸送往都城洛阳。这里的“旧”字，说明这条航线在公元83年前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由于航海装备和技术水平有限，当时此线十分惊险，会经常出事故，所谓“沉溺相系”是也。
此后，有关北方通过该线南下的记载屡屡出现。如《三国志》的“会稽倾覆，景兴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
等。
既然能沿中国东南海岸线达中南半岛，那么处在此区间的潮汕，倘若有船出海，则北上、西去应没有多大问题。
西汉中期至东汉之间，在考古发现上，潮汕地区出现了清晰的海外实物——玛瑙饰品，这是潮汕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例证。
1983年5月，澄海文物普查队在今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镇北陇附近的龟山发现文化遗址。1988年1月和7月，广东省考古队又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出土了一批文物，有汉代建筑物如瓦当、板瓦、筒瓦、排水管及砖等，兵器如青铜、箭镞、环首铁刀、铁匕首等，生活用品如铜制五铢钱、鼎、镜和陶制釜、鼎、魁等，生产工具如锸、锄、渔民海上捕捞用的网坠等。此外，还有玛瑙耳珰、玛瑙珠饰。遗址年代上限为西汉中期，下限为东汉。
这个地方位于韩江两大出海口之一东溪河（亦称莲阳河）西岸，是潮汕地区首个被发现和科学考古确认的汉代大型建筑基址，应是汉代官署所在。遗址中出现的大量铜铁器原料，有可能是从粤中广州地区经海路输入。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早、年代最齐、港口最多、线路最全的古代海洋文化大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玛瑙、翡翠等海外珍宝，说明秦朝时广州已有和海外国家的贸易与交往，《汉书·地理志》中“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等是中国最早的关于通往南海的海交记载，证实了公元前111年徐闻由广东出海的事实。
潮汕地区出土的玛瑙珠饰、玛瑙耳珰与此相印证，因此，考古专家有此结论：“澄海龟山遗址还出土有玛瑙珠、玛瑙耳珰等饰物，这类饰物在广州、佛山、徐闻等地汉墓多有发现，一般认为是从海外所输入，潮汕地区发现较少，但也反映海外物品在汉代已输入潮汕地区，是潮汕地区参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实物例证。”
关于潮汕地区早期的海船情况，可以在考古发现上获得一些线索，略述如下。
古文献中记有“越人善于造舟”“越人善用舟”之语。远古时期的舟楫，只是刳木而成的独木舟或木筏。独木舟一般是将整段树木挖空制成小船，用桨划行，现在一些偏僻地方仍有沿用。
应该指出的是，独木舟虽然简陋而原始，却是古代常用的航海工具。
揭阳新亨九肚村古河道中，曾出土一段已碳化独木舟。曾有人认为，该碳化遗物是“迄今为止，我国先后发现了数十件独木舟或独木舟的模拟物或图像”中属于“原始社会阶段者”，其年代久远，“系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产物”。然而这个结论未必可靠。
按《广东省志》所列:1964年在揭阳、1974年在潮安、1975年在揭西、1975年及1983年在怀集、1976年在化州均发掘出独木舟。
其中，揭阳、潮安、揭西均在潮汕地区。
迄今广东省域内出土的独木舟一共有10余艘，其中保存完好的古代独木舟中最大的一只，是1975年在今揭阳市揭西县棉湖出土的一只独木舟。
该遗物在揭西一河床下三四米处发现，船身由一段大樟木凿成，长10.7米、宽1.3米、深0.8米，首部有1小孔并系有绳索。据测定，该独木舟距今已2000多年。
这个时间大约相当于秦汉或稍前。
此外，潮汕地区又出土过几只独木舟，时代包括先秦到两汉，有的保存完整，有的已碳化残朽。
如早期发现较为完好的船只遗物，是1964年在揭阳发现的楠木独木舟，其长约12米、宽约1.5米，舱内设4道隔板，艉部有1孔。
推断其年代为汉。
这些都是当时潮汕地区水上交通的证物。
西汉大型造船中心有数十处，离潮汕地区较近的长沙和洞庭一带、吴、会稽、福州、番禺等地都能造出多种类型的民船和战船。
潮汕地区地理背山面海，先民早惯水路，古船遗物出土显得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至迟在西汉，生活于潮汕的先民已经广泛具备水路交通的能力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