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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特别是从嘉靖中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 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 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 工商业市镇在长江三角洲等先进经济区兴起。这种社会经济面貌的变迁，在南中国，形成了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海上私市贸易发达的潮州，自然也汇入这股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而潮州府自明初仅有海阳、潮阳、揭阳、程乡4县，到万历时增加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6县，崇祯时又增加镇平，共11县，这自然是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有关。至迟在万历时，潮州已堪称繁华大邑，万历年间成书的《广志绎》称: “潮，国初止领县四: 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
可供参考。
明代潮汕地区的外销产品品种增多，内容更趋丰富。
如传统的潮州陶瓷业，入明时虽曾一度衰落，但到嘉靖年间，在饶平九村和海阳枫溪等地又重新兴旺。饶平九村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窑址近20处，所生产的青花瓷器都是盘、碗、碟等日用瓷，胎骨较薄、质坚色白、图案题材多样，有人物、花果、禽鸟及各种动物，边缘装饰着各种锦纹、菊瓣，显得活泼多姿。在烧制过程中，为了防止叠釉胶粘，圈足用细砂垫底，烧制之后，形成“砂足”。这个特点，成了鉴定明代潮汕地区生产的青花瓷的标志。
由此独特标志考诸东南亚、东亚出土的文物，可知潮汕地区至少九村一带所产的青花日用瓷，当时已远销东南亚国家及东亚等地。
又如纺织制品，嘉靖《潮州府志》卷八《物产》记载潮汕地区出产的麻织品有苎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蕉布、竹布6种，丝织品有绸绢、天蚕绸2种。麻织品是传统产品，当时潮州七县都有生产蕉布。海阳则产绸绢，专销海外。
在嘉靖时，“潮七县称市集者繁多”，海阳的集市上“居积最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黠民以此昂其价于诸番，因而为患”。“潮阳云葛，价逾五金”。
这大约是因为当时潮汕地区所产纺织品外销供不应求，才会出现商人弃信取巧、欺负“诸番”的现象。不过，葛布在明代确实是贵重之物，清代成书的《阅世编》曾对此进行追述: “在前朝（指明朝），非缙绅士大夫不服葛，而价亦甚贵。佳者每匹值银三两，长不过三丈一、二尺，次者亦不下五、六分一尺。自顺治而后，服葛者日众，而葛价亦日贱。”
如矿产制品，在明代也是广东出口货物中大宗，尤其是铁器。而潮州产理应占据一定份额，因为此时潮汕地区矿场开发堪称发达，并且炼铁尤多。
万历《广东通志》称: “潮矿冶出海阳等五县，每年听各县商民采山置冶。每冶一座，岁纳军饷银二十三两，前去收矿炼铁。各山座数不等，计通共饷银一千两。海阳县丰政都山场约二十座，揭阳县蓝田山场一二座，程乡县松口山场五六座，大埔县清远氵恋洲山场约十座，平远县长田山场约十余座。”
则若凭此志记载，此时官方掌握的炼铁山场有50多座。
嘉靖初年两广总督姚镆在《督抚事宜·一禁炉冶》中称: “广东惠、潮二府，接连江西、福建二省，先年盗贼相继为害; 盖由各处射利之徒广置炉冶，通计约三、四十处，每冶招引各省流民、逃军、逃囚，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二、三百人不等，以煽铁为由，动辄倚众恃强，或流劫乡村，放火杀人，或奸夺妻女，虏掠财畜，为患地方，已非一日。”
则似乎潮汕地区还存在一些私自开矿者，他们无序开发，甚至行非法之事，造成治安危害。而当时惠州、潮州二府的铁矿场数量总计三四十处，每处200～500人，则这些“以煽铁为由，动辄倚众恃强”的铁矿场所产铁的数量也不算少。
潮州与广州、高州一样，都是明代广东的主要造船业中心
，胡宗宪《广福浙兵船会哨论》便谈到“广东之高、潮等地造船”。当时广东造船分布在广州、南海、东莞、新会、香山澳（今澳门）、高州、吴川、琼州、潮州、南澳等地，建造的出海帆船，在形制上大同小异，统称为“广船”。船型特征为: 尖头，圆形开尾式船尾，舵置于尾开槽内。舵叶上开有菱形孔，在不减低舵效应的情况下能减少舵的扭矩，减轻了操舵的力量，这是设计上的一大创新。广船船型随地区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潮州的白艚是广船的主要类别。而广船又是全国三大海船船型之首（其他是福船、沙船）。潮州白艚，郑大郁《经国雄略》称“船底圆平，行水不深，船架收敛，不碍风力，即在洪涛中，可使戗风”，能够“望深洋而行，往来无恙，而又迅速”，适合在海中行驶，因此“贩异国出洋者皆用此船”，即为海上武装商贸集团所常用。
在明初，明政府便规定凡是二桅以上的船只都属违禁之列，更在万历十七年（1589）颁“定限船之法”，控制造船的数量及尺度，但潮汕民间的违制私造船从来不绝，这是潮汕地区强大的海上武装商贸集团产生的基础之一，也让往来东西洋的商贸活跃场面成为现实、潮人的成批量海外移民成为可能。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明代的航海已综合使用天体定向和定位、罗盘指向、物标导航、计程、计时等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明代造船业和航海事业，达到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端”
。
潮州船作为广船的主要类别之一，而广船又是全国三大海船之首，加之潮人久谙海事，掌握同时代造船及航海的最先进技术是很自然的。
潮汕地区此时的港口有柘林港、深澳、青澳、长沙尾澳、云澳港、大埕港、伍塘港、东陇港、大洲港、飞钱港、旗岭港、大港、辟望港、浦港、厦岭港、新港、庵埠港、后溪港、海门港、贡巷港、溪尾港、靖海港、赤沙澳、神泉港、石井澳、铅锡澳。
其中的柘林港与南澳岛诸港（深澳、青澳、长沙尾澳、云澳港），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柘林港位于闽粤交界柘林湾处，“切近漳州界，外抵暹罗诸蕃”
，是海舶由闽入粤的门户，嘉靖《潮州府志》称: “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
则说明商船多有停泊。所谓“柘林前金门一道，上据白沙墩，下距黄芒、南洋，外跨隆、南、云、青四澳，内则延袤黄冈、海山、钱塘、樟林等处乡村，闽广货舟所经，本地鱼盐所萃，颇有贸易之利”
。
南澳岛诸港，扼闽广海路，航线直通东西洋，早在隋代便可能是隋军浮海击流求的出发点或中途停泊点，宋时便有远洋海船停泊。明代前期出于海防考虑，两次将南澳居民内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南澳民顽梗，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 永乐间，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
但仍海商云集。万历三年（1575），巡抚刘尧诲在《请设南澳总兵疏》中称：“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地非分土，事在两邻，故往往为贼逋逃薮，而修船制器，市药裹粮，百无所忌。……居者专积蓄，行者工掳掠。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
清杜臻《海防述略》亦载: “嘉隆间倭泊于此互市，广捕急则奔闽，闽捕急则奔广。”
明人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载，浙江市舶司撤销后，日本私舶“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澳，至今未已，虽驱之寇不欲也”。日本商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并且还常常驾着小舟，溯韩江而上，直抵潮州府城外广济桥下，接买货物。
南澳在明代中期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是全国海上武装商贸集团的聚集点、交易点。林道乾、许朝光、吴平、曾一本等本地海上武装商贸集团都曾在南澳建寨设市。
2007年，在距离南澳主岛东南约2海里的“三点金”海域的岛屿与半潮礁之间，发现有“南澳Ⅰ号”（初名为“南海Ⅱ号”，后国家文物局更此名）古沉船，其年代上限明嘉靖朝，下限明万历朝，推测在万历（1573—1619）间沉没，可能是自漳州月港出发，经停南澳，目的地则是东南亚。经2010—2012年三次打捞，该船出水文物近3万件，以瓷器最多，其次为陶器、铁器、铜器、锡器等，尚有至少4门火炮和疑似炮弹的圆形凝结物，其中瓷器主要出自福建平和窑。该船长27米，宽7. 8米，共有25个舱位，是迄今发现明代沉船中舱位最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澳在本期中国海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