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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元两代，潮汕港口众多，港埠繁荣，海船规模庞大，海上航线畅通，潮人步履几可纵横四海，“及诸蕃国”。同时，也有番舶到来，这些内容在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正史中明确出现了第一条潮人与南洋商人发生联系的记录，发生在北宋，事见《宋史》。
《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载: “太平兴国五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
“太平兴国五年”即公元980年。“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是公元7世纪兴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古国。“室利佛逝”来自梵语 srivijaya，意为“光荣胜利”; 都城今巨港; 盛时势力达西爪哇、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西部，控制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交通贸易要冲。在7—12世纪，三佛齐在东南亚占主导地位。又，宋代以后的史籍，该国被称“三佛齐”。
从上引中的“风势不便”，可说明是事出偶然。首先，可以再次证实此时潮汕地区港口之安然停泊远洋大船，根本不在话下。其次，从“飘船”事件的过程及结果作稍微深入的分析，可约略明白三佛齐海商对潮汕地区水路是熟悉的，进而可知早有海路来往。
按宋代木帆船航海，很大程度上受到风力、洋流、星日指引物等自然因素的制约。远洋航行一旦“风势不便”，通常是先抛弃船上重物取得平衡，如《梦溪笔谈》所载，李士衡出使高丽归来，“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遑，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
。抛物后能“船定”，这是比较幸运的。如果船不定只能就近停靠避风港，找不找得到要视地理位置而定，如《岭外代答》中“象鼻砂”条所载: “福建、两浙滨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近投港; 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
碰上地理条件不便，就只能听天由命。但即使是这样，在来得及的情况下，船上人员也必然是先抛弃重物以取得暂时安稳。
而在上引《宋史》之“飘风潮州”事件的记载中，并没有伴以大量抛货行动，只有“飘船六十日至潮州”，还存有“香药、犀角、象牙”的情况。
会不会抛货而不报或者有抛货而未录? 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
一方面，当时朝贡货品、数量等都有严格登记，船停潮州后还需上报，而“香药悉送广州”市舶司可知; 又《宋会要辑稿》有: “番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录货物。”
若当时有抛货，或者说有大规模抛货，正史应有言及。
另一方面，《萍洲可谈》中载: “官市价微……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则是说，按当时来货与官方贸易，价格一般较低，故商人长期存在少报、瞒报货量而后私下进行民间交易的行为。鉴于此，官方政令严厉打击，是“虽一毫皆没其余货”，以让商人不敢犯。如按“飘风潮州”漂泊海上两个月事件，商人正可凭借这个理由以遇难抛货为名，少报数量甚至不报货物以求更大利益，哪会如实申报。
如上所述，“飘风潮州”事件未见抛货，从客观上说明当时海上险情尚不足以致命。主观上，则说明“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船上的掌舵者是十分镇定、自信的——两个月时间的海上漂流并不算短，而船上人员的镇定、自信，自然是来自于对水路的熟悉，由此可推之前曾往来此处。
在方志中，本时期已经有了外国船只频繁到港的记录。时在宋代，事见万历《东里志》。前节引用该记载，仅是说明潮汕地区存在港口，此处稍加深入介绍。
《东里志·疆域·祠庙》中“天后宫”条载: “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晏总兵移建于海岸。”
“天后宫”，即奉祀天后的宗教场所。天后为道教神祇，这里指妈祖，原型为林姓女子，北宋开始被神格化，最初是在闽、潮海商间传播，后逐渐被视为“海商之神”，于今在沿海地区更是被广泛信奉的无所不能的神祇。“深澳”，位于潮汕地区南澳岛，南澳岛孤悬海外，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义安浮海，则必维舟岛屿，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
。
上引的关键字眼，在于“番舶”。
“番舶”一词，指外国船只，唐时便普遍出现。如《新唐书·孔戣传》载：“蕃舶泊步（埠）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
它并未有歧义，从来不存在“往来外国的船舶称为番舶”的说法。在《东里志》成书的明万历朝（该书成书于万历二年，即1574年）更是如此——当时海上武装商贸集团横行，即使是林凤、林道乾等长期往来外洋者，其所乘坐的船舶也未见文献称为“番舶”者。因此，也无须考虑《东里志》修志时“番舶”词义会有不同。因此，《辞海》释为：
“番舶，亦称‘蕃舶’、‘夷舶’。中国旧时指外国来华的船舶。”
从此可知，番舶必是外国船舶无疑。
“番舶”自然不会自己建宫庙，这个无须赘言。而“番舶”是外国船舶，因此，深澳天后宫的“番舶建”便是“番舶主建”，即为外国商人所建。
上引材料大意是: 宋代时，有外国船舶主在南澳岛上的深澳兴建了一座天后宫，该宫庙常有修缮护理，后被移到更近海的地方。这样，显而易见的是: 宋代时已经有外国船舶来到潮汕地区南澳，并且不只是一回两回，而是比较频繁且长期持续着，才会专门兴建宗教场所，并能“时加修理”。
由于该记载较为简略，又宫庙早被迁徙另建，也未存有金石资料可供利用，故难以断定倡建者是早期侨寓（或者说长期活动于外国）的潮籍华侨，还是长期与华人交易而受到妈祖信仰熏陶的外国商人。如果是前者，则说明此时已经有潮人移居外国; 如果是后者，则表明海上商业交流之频繁。也可以简单点理解：番舶为“番人”船只，则宋代必有“番人”海商经常性停靠潮汕地区。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隐约透露出潮人到达外埠的情况。如在北宋，便有一则关于“占稻”的记录，透露出北宋时期潮人与海外的交往情况。
在现存完整的四种府志中，都有记载潮汕的谷类引自中南半岛者，其中，较早的前三种方志或称安南，或称引种自占城，见：
嘉靖《潮州府志 · 杂记 · 物产》载: “谷: 白早、赤早、安南、乌种、早秫。”
顺治《潮州府志·物产考》载: “谷之属为赤早，为白早，为乌种，为早秫，为大秫，为尖秫，为白占，为黄占，为赤脚占。其云‘占’者，盖宋时分种自占城也。”
康熙《潮州府志·物产考》载: “谷之属: 赤早，为白早，为乌种，为早秫，为大秫，为尖秫，为白占，为黄占，为赤脚占。其云‘占’者，盖宋时分种自占城也。”
倘若仅仅依靠这些记载，则可说此时潮人已经到达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占城，因为“盖宋时分种自占城也”句已经直言潮州的“占稻”是宋时引自占城。退一步说，也可以说潮人与中南半岛早已存在贸易联系。
然而，乾隆《潮州府志·物产考·谷》则称: “禾稻绮错粤东，春种夏收者，谓之早稻; 再下种而十月获者，谓之晚稻。有赤、白二种。又有占稻，俗名黄占、白占、赤占、埔占。考宋真宗时，以福建田多高仰，闻占城国之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十石，使民莳之。潮界于闽，故得其种云。”
这里，乾隆《潮州府志》引黄佐《粤会赋》的说法，认为潮州的“占稻”是间接引自福建，则潮人与中南半岛存在贸易联系的说法就无从谈起。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占稻”究竟是不是从福建间接传来的呢? 也就是说，乾隆府志反映情况的真实度如何，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乾隆《潮州府志》修志者自己的想法。略析如下：
第一，乾隆《潮州府志》自称引自黄佐的《粤会赋》。但就笔者查看，黄佐的《粤会赋》并没有相关内容：《粤会赋》涉及广东东南的只是说海货，涉及海外输入的只是谈奇珍异宝，涉及广东稻谷物产的就是“山泽之沃，钟为土毛; 禾稻绮错，秔。塍埒交经，枕海连皋”句等。
不知修志者是否另有所本。
第二，乾隆《潮州府志》既然自称依据黄佐，黄佐主修的嘉靖《广东通志》理应有所涉及，但是也未见。嘉靖《广东通志·土产》载: “惟黏则出于交趾，宋世始令民间种之。其品甚繁，诸郡皆有。”
这是说黏出于中南半岛的交趾，没有丝毫涉及由潮州引自福建的记录。按《广东通志》自明至清连初稿共有6种刊行，大概叙述都是这样。如第一种的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土产》载: “黏，始得之番舶，宋世以交趾种令岭南播之。此品最为繁盛。”
如最后一种的道光《广东通志》: “粤东宜稻，名类最众。……黏米种出占城，本曰占城稻。一名釉。五月收，晚者九月收，水田种之止一熟，有赤白黄斑诸色。”
看来，乾隆府志的引用是错误的。反而成书最早的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通志》，在记载中直言“始得之番舶”，否定了乾隆府志的“潮界于闽，故得其种”。
第三，乾隆《潮州府志》此处所载内容，与正史存在相悖之处。按占城稻移植中国，最早见诸正史的记录来自《宋史·食货》: “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也称: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这明确指出占米来自占城并且是福建引入，宋真宗派人到福建取种，再分发江、淮、两浙三地，由朝廷传授种植技术（记录未涉及潮州的占稻事）。但在乾隆府志所描述中，仿佛是朝廷“以福建田多高仰，闻占城国之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即朝廷直接遣使占城“求其种”，这便是与正史记载不相符了。
第四，乾隆《潮州府志》的错讹多有先例。参见上述“交趾道士”条。限于篇幅，这里再举一例。潮汕地区超真观始建于唐咸亨二年（或咸亨三年），始建者为道教天师道道士陈假庵，这是嘉靖《潮州府志》、隆庆《潮阳县志》两部现可见最早方志所录的。但嘉靖府志记为“唐咸淳”，而唐无“咸淳”年号，由此埋下了伏笔; 顺治《潮州府志》便改成“唐咸通”年间建; 后继的康熙《潮州府志》估计觉得难以定夺，则干脆不注始建年代; 乾隆《潮州府志》最为爽快，大笔一挥便改成“宋咸淳间建”。
结果，超真观从唐代被移至宋代，由672年左右建被乾隆《潮州府志》移至1270年左右建，此时离始建者陈假庵去世达5个世纪之久。关于超真观，其他各资料记载还有不少。
总之，乾隆府志虽然资料丰富、参考价值大，但晚出者似乎是讲得多争议也多，甚至出现错漏（别地的方志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凡是乾隆府志与诸志不合的，都应慎重对待为好。
综上所述，乾隆《潮州府志》所述“占稻”经福建进入是无依据的，其内容与正史相悖，其结论与《广东通志》矛盾，而该志又屡有误载先例。因此其所谓“潮界于闽，故得其种”不可信。事实上就所见也只有它一家记载，是真正的“一家之言。”
由此，我们可以将各种材料所载的“分种自占城”，和最早《广东通志初稿》的“始得之番舶”句结合，得出这个结论: 潮汕地区的占米来自与中南半岛的直接交易，也许是潮人海商到达该地，也许是该地海商运到潮汕地区。其中，最有可能是“番舶”运来的。
《广东省志·农业志》中“大事记”则直接判断: “宋代早期从占城引进水稻品种占城稻。”
一切航海设施的具备，必然是源于出洋交通的需要; 海上商业贸易的频繁，必然会有暂驻、寄寓者的产生，甚至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此时自然会形成一个特定的词汇加以表述，于是唐代出现“海商”“唐人”等词汇，宋代亦出现新词“住蕃”。
“住蕃”，大意是指去海外贸易，当年不回国者。有的“住蕃”甚至“十年不归”。
说见朱彧的《萍洲可谈》: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萍洲可谈》中的“北人”一词共计出现3次，其词义全部都是指向相对于番人的华人，并非指北方人。
新词“住蕃”“住唐”的出现，可见当时中国海商至外国经商，不归、迟归的情况不在少数，并且在沿海港口区域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到中国经商的外国人同样不少，因此也形成了“住唐”一词。
此时以“住”字成词，以区别于一般的卸货、进货等交易完即启程的海商，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移居”乃至现代意义上“移民”的味道——倘若住蕃“十年不归”，或于异国繁衍后裔，则很难说不算现代意义上的“移民”，亦大体上不背离现代意义上的“华侨”定义。此外，材料中显示出“广人”在海外经商厚利之下，“举债总一倍”在所不计，海上风险也不在话下——除了海上风险，即使顺利到达也难言安全，因“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
。则更可看出此时广东人往来外洋的趋之若鹜、广泛存在以及中外海上贸易的活跃程度。
以上是因商贸而出洋者，还有一些因政治、社会动乱等因素而离开者，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宋元更迭之际。
当时宋室将倾，元兵一路南下，潮汕地区惨遭兵火，于是产生一批背井离乡的人，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首先，是南宋原摧锋寨正将、后权州事马发在潮州城抗击元军，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二十九日城破，潮州遭元军屠城，幸存者四出。其次，是当时南宋君臣一路南遁，文天祥率残部转战潮阳，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溃败被擒，有残兵逃难。再次，是地方豪强畲大娘、陈吊眼等武装集团对元兵进行阻击，失利后有部属逃亡。
几股人流，由于家乡不靖，而海外交通又具备，或有进入外国的，其中，可能进入中南半岛者为多。至今，印支三国（即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潮人后裔中，仍存在不少潮州屠城、先祖离乡的说法，恐非空穴来风。
总之，本期潮人足迹已达外洋。至于有没有潮人“住蕃”，相信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早期文献可供佐证。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早期文献罕有涉及移民海外的情况，如有，也多是不分籍属。如上述宋代的《萍洲可谈》是称“北人”，又如元代的《真腊风土记》，据笔者统计，全书一共出现17处“唐人”
，从“近亦有脱骗欺负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句，可知“唐人”到达真腊人数之多。但并没有再述及“唐人”是何籍属。这里，真腊约今柬埔寨地区，位于中南半岛，按唐时已有安南渡口，宋元航路成熟，占城、交趾米稻等信息，无不指向该处。因此《真腊风土记》所指的“唐人”，想必是包含潮人的。
晚出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表述：
如《潮州志》载: “元时三佛齐已有闽粤人足迹。”
如《广东省志·华侨志》载: “根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12—14世纪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的中国城（Kota China）。”
既然有了唐人街，那么作为下南洋主力的潮人，如果这个时候没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反而是比较奇怪的。
如《汕头市志·华侨》载: “宋元两朝……随着对外贸易的往来，有一部分潮汕人在通商之国居留下来。”
其实，所谓“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
，已经说明了宋元时期潮汕地区海商已达外洋，又综合上引三处晚出志书，则应该有潮人“住蕃”，成为早期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