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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航海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促进了远洋航线的开辟，也使中外海上交通贸易有了更好的发展。
在航海指引及方向辨析上，宋代以前，一般是凭自然天象、天体识别，夜以星月认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有了重大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的提高，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越来越广泛应用在海上航行活动中，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在中国海船上已经十分普遍。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12世纪末，中国的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才促成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
同时，两宋的综合航海技术也得到充实和发展。在航海技术趋于成熟的隋唐五代时期，人们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气象知识和洋流、地理导航水平都有一定的提高，对潮汐也能进行正确解释。至宋代，宋人更编制出较为科学的潮汐表，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航海图，宋末成书的《海道经》流传至今，将其图文对照，便可顺利到达目的地。海道图的产生和出现，是历代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远航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宋人且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从砣底所黏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并较之前代更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如利用信鸽作为海上通信工具; 进行水下修补船只，防止渗漏致沉。由于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为安全，航向更为稳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宋元两代，中国的航海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得益于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潮汕地区的海洋交通在宋元两代更胜前朝。此时潮汕的海路航线，除了隋代已熟悉的台湾澎湖外，还可趁西南季风北上到达日本，途中停泊处很多，如台湾、江南、山东、朝鲜半岛等，在补给的同时也可进行贸易活动。
如“潮州—登州”航线，延伸至东亚。
苏东坡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写成的《北海十二石记》，便记载有“潮州—登州（位于山东半岛）”航线: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文。熙宁己酉岁，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时解贰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诸岛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至潮。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东坡居士苏轼记。”
该文是苏东坡追记潮州名士吴子野（名复古，号远游）在砣矶岛采石和北石渡海南运的故事。吴子野辞官后于宋熙宁二年（1069）到登州游玩，见登州雅石，遂运回潮州家中。这里的“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至潮”句，证实“潮州—登州”航线早就开通了，而且十分顺畅，毫无困难可言。否则，哪怕是一点点的海路阻碍，以苏东坡行文习惯，想必会大书特书、惊天动地，以渲染名士求雅物之不畏艰难，更衬托吴子野之雅兴。
其实，此时自潮汕地区至登州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潮汕地区自南北朝与江浙海路便早已贯通，才有孙恩、卢循武装动乱时多次浮海下广州。此期，洪迈《夷坚志·夷坚支庚卷第三·绍兴官人》又载: “绍兴末，兴化有官人仕于潮阳，任满浮海归。”
像“潮州—登州”航线，是江浙线的顺延，十分顺理成章。
上可至登州，再上则可达日本。而事实上，有不少宋代潮州窑生产的瓷器此时已经输入日本。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杨式挺于1993年访问日本，在东京、大阪等地参观，看到一些在当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与宋代潮州窑同类产品极其相似。
这可佐证潮汕的东亚航线早就存在，此时已趋成熟。
又如“吉阳军—潮州”航线，延伸至安南、南洋。
洪迈《夷坚志·夷坚支庚卷第三·林宝慈》载: “海南四州生黎，虽不受征徭，而事守令甚谨。……林梅卿尚书之子宝慈，知吉阳军。当此日，嘉黎人之勤，延待之礼，过倍常岁。酋殊以为感。……广西漕使唐夙憾龚，而迁怒于林……林有性命之忧，走仆往黎母山，告急求救。酋立择壮勇三百众，兼程解围，尽取林一家置船上，浮海东遁，至于潮阳。……后数月，林自潮雇两丁荷轿趋福州，谒乡帅陈丞相，具白其故。”
上引大约是说，林宝慈任职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一带）时，与海南的黎族土著关系不错，广西漕使因事迁怒于林宝慈，竟动刀兵，林宝慈遂向黎族酋长求救。在后者的帮助下，林宝慈乘船直下潮阳，再从陆路辗转回到福州。
洪迈曾任直读院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兼修国史，其《夷坚志》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陆游推重此书: “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也说: “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其间。”
应该说，《夷坚志》的史料价值是颇高的。在这里，就透露了当时已经存在一条“吉阳军—潮州”海上航线的信息。
不过，《文献通考·四裔考九·占城》对于林宝慈丢官一事有另一种说法，即: “淳熙二年，诏帅臣张栻草书付琼管司，谕以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令还所掠人口等，自今不得生事。知吉阳军林宝慈令王三俊指引占城国人买马图利。令本司取勘具奏。”
这是说，海外贸易由宋廷专营，不许官民私营，而中国马匹更是从来严禁出口，作为地方高官的林宝慈，派人勾结占城商人私卖马匹，事败后畏罪出走。在这里不讨论林宝慈是被诬还是真犯法，我们想知道的是他离开的时间，即他走“吉阳军—潮州”航线的时间是“淳熙二年”。
综合上述，南宋淳熙二年（1175）“吉阳军—潮州”海上航线畅通且时人常走。既然从潮州可以沿海路直达海南岛南端，借东北风到达安南便是显而易见的，而从中南半岛去到南洋群岛则更非难事。
再如“潮州—交趾”航线，延伸至南洋。
诸方志多有录载一则“交趾道士”的故事，顺治《潮州府志·轶事部》有载: “金山上有交趾道士，年近百岁，渡海船坏，结庵于此。养一鸡，大如倒挂子，日置枕间，啼则睡觉。又一胡孙，小如虾蟆，以线系几案间，道士饭已，即登几食其余。又有龟，状如钱，置金盒中，时出戏衣褶。常题一诗云: 流动乾坤影，花沾雨露香; 白云飞碧汉，玄鸟过沧浪; 月照柴扉静，蛙鸣鼓角忙; 龟鱼呈瑞气，无物污禅房。僧惠洪见之，戏曰: 公小国中引道师也。后莫知所之。”
该则材料是说，有一位来自交趾的道士寓居在潮州金山上，他养有鸡、猴、龟，都呈袖珍，十分神奇。其中，“交趾道士”说明他来自交趾; “渡海船坏”“玄鸟过沧浪”，则说明是沿海路而来，因海事事故寄寓潮州金山; “后莫知所之”，则是又离开了。
现存四部府志中，嘉靖府志未载此事; 上引顺治府志载于《轶事部》，康熙府志因袭前志收于《杂记》，两者都未载时间，但收录体例都是依照时间顺序，由于夹插于宋代事例中因此可断为“宋”; 乾隆府志则载于“唐”，内容大体相同。
那么，此事是发生在宋代还是唐代呢？
考本文内容，应该是来自清初王士禛的《香祖笔记》卷五“交趾老道士”，不过《香祖笔记》未言发生于唐代; 又，原文提到交趾道士与“僧惠洪”接触，惠洪是北宋名僧，其作品《冷斋夜话》卷八“道士畜三物”有提到交趾道士事。既然惠洪和尚能与交趾道士交谈，则必然是发生在宋代而不是唐代（此外，《冷斋夜话》提到此事的地点是发生在“万安军南并海石崖中”）。又，文中“倒挂子”是一种小鸟，常为宋人提及，如苏轼的《西江月·梅花》有: “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如《萍洲可谈》有: “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如鹦鹉，形小似雀，夜则倒悬其身。”
综上所述，乾隆《潮州府志》记“唐”时事是错误的。
这事既然发生在宋代，则此时交趾至潮州海上航线已通。这也是可以推测的，因为按安南渡口的传说，唐代潮汕地区航线已可直通中南半岛。
至元代，出现了潮汕地区至南洋航线比较具体的记录。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载: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脖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
上引所描写的其实是潮州通往南洋的航线。从潮州出发，向西南航行，经过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分三条航路: 继续前行，可以抵达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 船头稍偏东可以抵达爪哇岛; 再偏东可以抵达加里曼丹岛。
这继续前行抵达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的航线，在潮汕地区其他材料上也有见到，如《韩江闻见录》载: “大海之外，有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石塘舟不可近，绝往来。船至此，人无生还矣。云在长沙东南，又云其间有三门，可出入，然难测。长沙虽险，沙多石少，产海参，尚去安南不远。潮平波定时，安南海客有航小海舟来取海参者。”
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7年两度漂洋过海，亲身经历南洋和西洋二百多个地方。《岛夷志略》便是他亲历的异域地理、风土、物产等的实际记录。
因此，此条海路，自然是当时航线从业者所熟悉及正常航行的。
大量文物和考古发现可以为这种推测提供有力的物证。广东省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根据自己考察和参加的考古发掘活动，指出在香港、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等地区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发现过肯定是或者近似于北宋潮州窑产品的瓷器。其中，在新加坡发现并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青白釉鲤鱼形壶，和在马来西亚怡保采集的、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白釉瓜棱腹小瓶，都是宋代潮州窑代表性的产品。此外，虽然无直接证据说明潮人远航南亚，但据日本三上次男的名著《陶瓷之路》中提到的一些华南、闽广或广东窑烧制的瓷器，如巴基斯坦浦尔遗址出土的“清晰地浮凸着雕有莲花瓣的华南白瓷片”、斯里兰卡克加拉出土的“青白瓷柑子形小壶和四脚的香炉”、耶珀胡弗出土的青白瓷碗和青瓷小牧羊狗，都可能是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不过，在南亚发现的这些瓷器，也不排除是海商从东南亚转销过去的。
综上所述，至宋元两代，潮汕的海上交通线已可直航东亚、东南亚，乃至存在已经到达南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