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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商贸港口，主要有潮州港、凤岭港、南澳港、浦港、揭阳港、辟望港等。
上期已经涉及潮州港和晚唐初兴的凤岭港。由于地理变化，古潮州港入宋之后渐渐淤积湮废，凤岭港则成为此期潮汕地区大港。如前所述，凤岭港始于唐代，至今仍保留着“永兴街”石匾，其上署“兴国丁丑”四字，可知永兴街辟建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可看出港口在北宋时期的兴盛。据乾隆《潮州府志·山川》载，凤岭港“距城十五里，南洋大洲港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之客舟多泊于此”
。又据《澄海县志》载，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区域发现的宋代文物数量繁多，约略如下: 1932年，凤岭港出土一批船板;1934年，在“永兴街”成记巷头“梅园”挖井时，发掘到一批成叠宋碗; 1936年，在“梅轩”建屋清基中，又发现成叠宋碗; 1948年，东洲堤崩塌，乡民在港湾（傍程洋岗乡处）挑运几百担夹杂大量宋瓷片瓦砾的沙土填垒东洲堤; 1950年，在古港东面管陇村打索埔发现缆绳工场，遗址规模达五六千平方米，并出土大量巨缆，目击者称有“拳头大，碗口粗”，因腐朽无法收集标本; 1946年冬、1958年冬、1975年冬，三次在港湾发现大船桅，已腐蛀; 1955年，港湾东面管陇村前出土大船桅，桅尾直径有40～50厘米; 1960年，在离港湾不远的建炎大道一侧发掘到大锚一个，质地为生铁，重一吨多; 1958年至1960年，又在港湾外沿的莲上内底村外发现大批宋瓷片、船板、铜镜等物; 1982年文物普查中，在该港收集宋瓷片多件。现该港西面的冠山乡中，仍有古船压在房屋下面未出土。从文物发现地点看，该港规模相当大，也相当繁荣。
此外，宋代本地的主要外贸港口还有南澳港、浦港、揭阳港、辟望港等，
这些港口自然也可停靠远洋船舶。
如南澳港，据陈天资《东里志·祠庙》“天后宫”条载: “（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
表明南澳岛上的深澳港宋代便有海船停泊，船主们不惜钱财专门兴建了奉祀妈祖的宫庙，显然并非供零星海船偶一停泊而已。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番舶建”，即往来外洋的商船主所建，因此可见此时的南澳港与外洋的联系颇为频繁。
如浦港，在宋代是小江盐场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而小江盐场至迟在南宋初年便是潮州三所盐场之首，“居当时广东各盐场的第四位”
。正是由于盐业的兴旺而带动港口的建设，至元代，浦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是进入辟望港的必经之处，往来外洋船舶，应该也有停靠。
宋代，中央政府对民间发展海外贸易和造船业采取鼓励政策，造船业得到充分发展。潮汕地区在此时已然具备造大型船能力，而成为官方指定造船基地的时间，则不迟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甚至可以前溯至唐宋时期。
据考古资料记载，1950年起，在澄海管陇村打索埔陆续发现宋代缆绳工场遗址，并出土了大量巨缆，之后韩江三角洲中部澄海境内南峙山、冠山前后的古凤岭港遗址出土有大量宋代海船残骸，残留部件包括船板、船桅、船锚等，而这些遗址或遗存物品的大概年代有的为北宋，有的是唐宋。
如果说，唐时潮汕的木兰舟尚算民间制造的、规模不大或者数量不多的话，那么，至迟在南宋，潮汕地区便成为官方战船生产基地之一，能够大量制造较具规模的海舶。
已知与此相关的最早一条文献，来自刘克庄为潮阳知县林埏撰写的《林沅州墓志铭》，称: “潮阳时，有旨造战舰。”由于是第一条涉及潮汕地区成为官方造船基地情况的文献，意味着潮汕地区造船能力已有一定水平，自然具有历史意义。因此，做些简单解读。
首先，本次“有旨造战舰”的时间是在林沅州任职潮阳知县的期间，但考诸各文献，尚未发现林沅州任职的具体时间。因此，只能推导《林沅州墓志铭》撰写时间为南宋嘉定癸未（1223），也就是林沅州卒后的第28个年头，这从“公殁二十有八年，嘉定癸未，克庄始志其墓而为铭”句可知；《林沅州墓志铭》又有“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句，即卒于庆元丙辰（1196），生于建炎戊申（1128） ; 在潮阳任后，林沅州还任沅州（治所在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一带）知府等，说见“知潮阳县，除提领户部犒赏所，知沅州，秩满乞闲，主管云台观，改冲佑观”句。依照时间推算，其在南宋乾道年间任潮阳知县最为合理。也就是说，大约在南宋乾道年间，潮阳受命造战舰。
其次，潮汕地区成为官方造船基地的时间，必然在此条记载之前。因为对于这个事关军机的兵部任务，潮州府居然是“州不出一钱，符县白科”，即要潮阳县民白出科役造船，而不付酬劳，并且在林埏提出困难时，潮州府方面是大为震怒，见“公为书条其不便，守怒，呵责愈峻”句。这可见潮州府对于造船任务已成习惯——起码并非首次，或不止潮阳一县接此任务，州官才会不特别加以重视。则潮汕地区首次接受官方造船任务的时间，实际上完全可以再向前推。
最后，能成为官方造船基地意味着潮汕地区已熟练掌握造船技术，并具有工具和专门场所等。同样，时间也应前推，即在南宋乾道年间林埏任潮阳知县之前。
至于宋时广东海船的规模，据《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记载，宋时广南路的造船工场和造船作坊分布于广州、南恩州、琼州、端州、惠州和潮州等沿海、沿江地区。此时海船的建造趋于大型化，吴自牧《梦粱录》有载: “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到了元代，造船技术继续发展，此时广东海船更具规模。至元二十一年（1284），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 “海船之往来波斯湾、中国海间者，华船最大，多广州、泉州所造。”
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华，后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云: 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Junk），中者曰艚（Zao），第三等曰喀舸姆（Kakam）。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每船水夫共载一千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
潮州是广东官方造船基地之一，同为广东官方造船基地广州出产的船，已可载人以千计，潮州船只的规模可以广州船为参考，想必也相差不多。
潮汕地区在宋元时已经有大量的海舶，正史中首次有关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来自元代。
《元史·世祖六》“至元十六年（1279）”条载: “（二月）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为管军总管。”
《元史·世祖九》“至元二十年（1283）”条载: “（十一月）癸丑，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
以上两则大概说的是: 宋元更迭之际，潮汕地区海盗出身的陈懿兄弟因助元攻宋，之后又献船有功等，得授官衔。
应该注意的是，当时陈懿兄弟已拥有100艘战船，并且陈义还献出30艘海船给元兵作征战之用。这样的船队规模有多大? 要知道，在宋元旷日持久的“襄樊战役”之水战中，宋军不过2 000艘战船增援，还是内河船只，最后一次大型水战——崖山水战，虽号称战船数千，其中大部分却是渔船、舢板救急充数。
陈懿兄弟在粤东的“战船百艘”“海船三十艘”无疑数量可观，而古代战船普遍也可装货商用，非战时，陈懿兄弟的船队必然也是一支远洋海运贸易的“集团军”。
事实上，不仅豪强拥有众多船只，潮汕地区民间的船只数量也不在少数。如元代翰林修撰周伯琦路过潮州时写的《行部潮阳》便有所体现，其中“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
句，可见当时潮汕地区楼船数量之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