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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潮汕地区人口增多，社会经济建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自然是得益于中晚唐时期的迅速开发。
潮汕地区在此期的发展更加迅速。当然，如前所说，社会发达与否，取决于比较对象。如在广南东路，则此期的潮汕地区堪称繁华: 政治上，难免有封建制度下必然存在的动荡，但一至北宋，便有苏轼“至于今，号称易治”
的论断；文化上，则是州学、书院、私学俱全，科举踊跃，且随着全国兴文化偶像的大势，神化韩愈、推崇“八贤”，是所谓“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经济上，发展速度较邻近地区要快，外贸方面更甚，所谓“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而又地平土沃，饶鱼盐。以故殷给甲邻郡”
。
这里只就与主题有强相关关系的对外贸易展开简述。实际上，上引的经济方面，已经是涉外经济列前。所谓“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虽然是文学描述，但从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方面考虑，倘若外贸不发达，恐怕也难以实现“甲邻郡”。
按《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的说法，广东全省在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广州是北宋外贸第一港口，“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广州占有压倒性的份额”
。
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自唐朝开始，潮汕地区的纺织品、瓷器等外销行业都已颇为发达，本期更是扩大了规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更大的发展; 矿物制品在潮汕地区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前已有之，至宋代已然颇具规模，如锡矿，潮州便名列全国八产区之一。
纺织品方面，潮汕地区继续发展蕉布在行内的优势，而桑蚕作业，则延续唐朝的发展态势。
据《宋史·地理志》载: “潮州，下，潮阳郡，军事。元丰户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贡蕉布、甲香、鲛鱼皮。”
此时潮州蕉布与唐代一样，仍然是宫廷贡品。
《宋史·地理志》中，广南东路及广南西路在北宋时有40个州府，在南宋时一共有36个州府。据各州府上贡数据统计，贡绢的有韶州、循州、南雄州3个州，贡布的有潮州、连州、梅州、英德4个州府。其中，潮州是唯一一个上贡蕉布的州。
由此可见潮汕地区在纺织行业，尤其是在蕉布方面依然延续着唐代的行业领先地位。当然这只是就南方而言。
此时期潮汕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大大小小的工程建设延续整个宋代。如北宋时潮州地区开凿疏浚了三利溪，受惠潮阳、揭阳、海阳三县，“是溪之长百一十五里，东抵韩江西流入于港，……农夫利于田，商贾利于行，漕运者不之海而之溪，辞白浪于沧溟，谢长风于大舶”
。如南宋水利堤围建设更甚于前，其整治“鳄（恶）溪”韩江，补旧堤，筑新堤，宋理宗时期筑成的新堤高一丈二尺，为珠江堤三倍高。这些工程成为潮汕地区农业得以空前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对潮汕地区蕉、葛、麻、桑的种植大有裨益，这是可以预见的。
此时期桑麻种植在潮汕地区似乎十分普遍，并且不仅仅在州治之处。如雍正《揭阳县志·艺文》收有宋人彭延年退隐后的诗作《浦口村居好》五首，其中有: “浦口村居好，凭高望处赊。稻田千万顷，农舍两三家。樵路通云磴，溪船簇蓼花。太平无事日，处处尽桑麻。”
浦口属今揭阳市，已经离宋代潮州州治有一段距离了，彭延年称登高一望处处桑麻，虽有文学描述成分，却也可见从事桑麻种植者不在少数。
桑的种植，主要是应用在桑蚕业。桑蚕业状况的另一个体现，是蚕的养殖情况。此时潮汕地区的养蚕技术并不落后。说见《太平御览·岭南道·潮州》载：“《郡国志》曰: 稻得再熟，蚕亦五收，煮海为盐。”
由此可见，潮汕地区的纺织行业已颇为发达，而纺织品的质量或许不仅仅表现在生产之前的布匹之类，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加工技术。
据饶宗颐《潮州志》载: “客族妇女，晴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简，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以围遮头面，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目。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按: 东坡谪惠州，携朝云随侍，暇则令其艺圃莳花，故制此笠，嘉应妇女群相效之，今大埔丰顺妇女行之如故。”
这大约是说，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贬至惠州后，其妾侍朝云带来中原的先进加工工艺制作了“苏公笠”，后逐步流行于岭南。
又据饶宗颐《潮州志》载: “宋时，潮州一富人行韩江之上。见二美少年，自言一兄一妹，孪生也。兄能捕鱼，妹专绣刺。富人欲犯之。不从，题诗于壁云: ‘终日刺鸳鸯，懒把峨眉扫。且归水云乡，百年可偕老。’化双鸳鸯飞去。”
上引两则，我们注意的是纺织工艺。从苏公笠的形制，可见北宋潮汕地区已经有了“绸帛”“五纱罗布”，这显然是需要较高层次的手工加工技术才能得来。而后引的“鸳鸯”一事，明确提出了“刺绣”，倘若排除“化双鸳鸯飞去”的神话色彩，则可见“刺绣”也在潮州出现了。
瓷器方面，潮汕地区瓷器兴于唐而盛于宋。两宋时产量为广南路第一，产品大量出口。
据《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载，1922年，在潮州城外西南约5千米的羊皮冈地方，掘出影青瓷造像四座和瓷香炉一件（原注: 藏广东省文管会），这四座造像均刻有烧制年月、工匠姓名以及烧制地点，其中一座为治平四年（1067）、两座为熙宁元年（1068）、一座为熙宁二年（1069）。1954年和1956年，故宫博物院先后两次派人进行实地调查，遗址位于原潮州市东郊的东桥乡韩山，又名笔架山，潮州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四五千米处，均属于窑址的范围，碎片与匣钵广泛分布，遗址发现很广，可见当时瓷窑很多。潮州笔架山窑烧瓷的时限，应为北宋到元代。
自1954年12月至1972年10月，广东省考古部门到潮州东、西、南、北四郊进行专门的瓷窑调查勘探，1978年作出考古结论《潮州唐宋窑址初探》，发现“南郊洪厝埠窑址的第二层、竹园墩窑址第二层，西郊凤山窑址，北郊田东园窑址、瓮片山窑址、竹竿山窑址、象鼻山窑址均属北宋年代”
。
文字记录和金石铭刻上也有佐证，以白瓷窑为例: 文献记录上，《永乐大典》引《三阳志》载: “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
金石材料上，据《潮州开元寺藏铜钟铭文》载，政和四年（1114）潮州开元寺铸造大铜钟时便有: “白瓷窑住弟子刘兢、王敏、王长、慎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
其实，结合以上故宫博物院及广东省考古部门的考古发现，便可作出判断：北宋时潮州州治周围皆有瓷窑。其时瓷业之盛显而易见。
因此，《广东省志·经济综述》认为: “潮州的笔架山窑、韩山窑居广南瓷器生产之冠，有白瓷窑、百窑村之称。”
同样比较一下，按《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广南东路在北宋时包括“府一: 肇庆。州十四: 广、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新、康、南恩、惠。县四十三”。在南宋时包括“府三: 肇庆、德庆、英德。州十一: 广、韶、循、潮、连、封、新、南恩、梅、雄、惠”。广南西路北宋时有25州，南宋时有20州2府。
整个广南路在两宋大约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参考这个范围，可更为深刻地了解到宋代潮州瓷业在当时中国的行业位置。
这些潮州瓷器主要销往国外。推断的依据主要是考古资料，在所出土的器物中有西洋人头像、西洋狗等专为外国人设计的器物; 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拉克、朝鲜、日本等地都发现、发掘了不少宋代潮州古瓷器。除此之外，从生产的规模上推断，产品也当主要用于外销，因为当时潮州及周边地区无法消费这么多的瓷器。
《广东省志·经济综述》也称: “宋元时期广东瓷器大量出口，今天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乃至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都发现过此一时期广东的陶瓷产品。”
在香港、海南等地和西沙群岛附近海底，多年来都发现有潮州窑产瓷器残片，时间有宋有明，可见潮州瓷此时期已然畅销海外。
《潮州志》称: “潮州矿产见于史籍与近今所开采者，凡金、银、铜、铅、铁、锡、钨、铋、钼、锰、镝、煤、磁土、玻璃、砂、水晶、硫磺、冻石、建筑石材十九种，就中以锡、钨、磁土、石材蕴藏最为富。”
在宋代，潮汕地区的矿产开发已颇见兴旺，锡矿更是全国八大产锡区之一。如《元丰九域志》载: “海阳。……疆丰济一银场，横冲、黄冈、锦田三锡场。”
该银场未知何时开启，三个锡场中横冲、黄冈则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锦田锡场可能稍后。说见《宋会要》: “潮州海阳县横冲场，大中祥符八年置; 黄冈场，八年置。”“潮州海阳县锦田场。”
潮汕地区锡的产量，在当时应是规模颇大的，《宋史》载全国产锡仅仅7州1军，其中便包括有潮州: “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
这里的排序显然是根据地理位置而非产量。
又《宋史》载: “政和元年，……广东漕司复奏: ‘……潮州丰政、……凡十六场，请并如旧。……’从之。”
说明潮州丰政场在政和元年（1111）便已存在，该场所产可能包括锡矿和铜矿。
又《潮州志》称: “锡为潮州首要矿产，自宋迄今代有开采。”“银为往代重要矿产，宋时已有开采。”“绍兴末岁铅产六千斤有奇（朝野杂记）。”“磁土产区以韩江流域之大埔、丰顺、潮安、饶平为主，此外惠来亦有之，而以潮安、大埔产最富，潮安宋时已有开采。”
除了锡矿，宋代的银、铅、磁土生产也颇见兴旺。
按《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的说法，宋代与亚非各国交易的最大宗出口商品，是包括金、银、铜、锡等在内的矿物制品。该志虽然没有明确的潮汕地区产品出口的记载，但同样也未载别地产品专供出口的情况。
因此，以上述潮州的矿藏开发状况，完全有理由相信，宋代潮州产金银器件应有外销品，可能某些还在同类出口产品中占有不小的份额，如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