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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在隋代，潮汕地区人口已然熟悉一些通航海外的交通线，并与台湾土著有民间贸易往来，而且此时本地必然有海舶港口，也有潮汕地区人口抵台。
正史中第一次涉及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记录，来自《隋书》，时间在公元610年，即隋大业六年“陈稜义安浮海击流求”军事行动的记载。“流求”，是台湾在隋时的叫法
；“义安”，其府治在潮州
，《辞海》称“治今广东省潮州市”。这个记载同时也是今人阐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时所常见引用的。而义安郡作为中国经略台湾之始发地，庶几成为现在潮汕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大亮点之一。兹梳理《隋书》中四处提及此事的资料。如下：
《隋书·东夷列传·流求国》载：“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硃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郤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隋书·炀帝纪》载：“三年春。……（三月）癸丑，遣羽骑尉硃宽使于流求国。”
《隋书·炀帝纪》又载：“六年春。……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隋书·陈稜传》载：“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
以上四则材料简要记录了这次军事行动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大约是：大业元年（605），何蛮汇报东南海面依稀有人烟；大业三年三月癸丑（607年4月6日），朱宽（同“硃宽”）、何蛮等奉命入海寻访，至台湾，掠一人而返；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命朱宽招抚台湾，台湾方面不同意，于是取岛上人们日常穿戴物件回大陆；之后，倭国来隋使者看见此物，认为是夷邪久国人所用；大业六年二月乙巳（610年3月13日），隋炀帝命陈稜、张镇周（同“张镇州”）率兵跨海出击台湾，隋军屡战皆胜，内迁几乎所有的土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史材料的细节，特别是上引第四则《隋书·陈稜传》条，从中可约略一窥当时的海交情况，兹略析如下：
首先，义安郡与台湾土著商贸交往早已有之。陈稜率领的中央政权船队磨刀霍霍直抵台湾时，台湾土著居然误以为是海商船队——“以为商旅”；“诣”本义是“前往、去到”，“诣军中贸易”就是到战船船队中商洽贸易活动。这说明台湾土著与义安郡商贩的接洽早非首次，并且常有义安郡船只前往该处，台湾土著才会毫无戒心，以为是商旅，并主动到隋军中商洽。
其次，义安郡与台湾土著的商贸交往具有普遍性。“往往诣军中贸易”的“往往”两字很重要，应作“纷纷、陆续”解释，这样的用法在正史中多有出现，如《史记·吴王濞列传》中的“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
。又如《汉书·司马迁传》中的“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
。都是如此。这样，“往往诣军中贸易”便是纷纷、陆续到军中贸易，则意味着前来贸易的台湾土著数量不少，并非零星的一两艘船舶或几个人而已。
再次，义安郡至台湾的海航线已很成熟，潮汕地区也已有商港。这主要来自上述的推论：若航线不成熟，则没有以上正史的相关记录；若没有商港，则义安郡人到台湾贸易从何处出洋？至于港口在哪里，潮汕与福建漳泉的地方志各有不同的推测，或者认为是从今天广东的南澳岛出发，或者认为是从今天福建的东山岛出发，两者都没有确切的论据。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猜测，这个港口都是在跨越今天闽粤边界的义安郡地域之内。
最后，此时已有潮汕地区人口踏足台湾岛。本次军事行动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是“东阳（东扬）兵”，但“东阳（东扬）”究竟指哪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浙江金华说”和“潮州说”两种。前者近20年来几成主流，黄挺、杜经国在《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一文中也默认“浙江金华说”，并作进一步阐述：“发东阳兵（今浙江金华），不自就近的温州或福州、泉州港口出，必抵义安后方击流求。或即由于义安人习熟此航道的缘故。”
这段阐述颇具说服力，抵义安很可能是出于可用潮汕地区人口作向导等，以参与军事行动，有上引正史中“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句可以佐证，则这些人必然随大军上岛。饶宗颐在《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一文中主“潮州说”，认为东阳（东扬）兵即是潮州兵，因为东阳（东扬）郡在浙江金华，自潮州出海，却发浙南之兵，路途遥远，有悖常理，而“考《隋书·地理志》，义安郡，梁置东扬州；后改为瀛洲；及陈，州废；平陈，置潮州。《寰宇记》作东扬州，此处所称东阳，乃用义安旧名，则所领仍为潮州兵也”
。如果饶宗颐先生所说的潮州兵为实，则此时便有大量潮人上台湾岛了。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都必然有潮汕地区兵卒参与这次军事行动，踏上台湾岛。
综合以上论述，潮汕地区在此之前必有出海良港，潮人熟悉义安至台湾航线，并且不时有海商与台湾贸易，甚至到达台湾。
因此，才有了万历《东里志》卷二《境事志》的记载：“隋炀帝大业四年，遣虎贲郎将陈稜等自义安浮海击琉球。破之。……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也得扬帆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也。”
作者大意是，潮汕地区的海商、海外交通与对外贸易发轫于隋代“陈稜击流求”。实际上应该早于这次军事行动，因为如前所述，陈稜的兵船到达流求时，流求人还以为是商船，说明双方接洽早非首次。
《东里志》的这则材料，也是方志上最早涉及潮汕对外贸易的记录，在材料中，作者还论述道：“（续前引）其云，自义安浮海，则必维舟岛屿，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
大意是，从义安郡出海，南澳岛上的隆澳、深澳、云澳、青澳是必经的港口。或者说，往来东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南澳岛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或补给点。
可以说，方志上这条记录，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潮汕地区至台湾的航海线路，而只要到达台湾海域，便可借助风汛，上达东亚，下至南洋。方志认为，潮汕远洋贸易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