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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乡村，没有条件接受学前教育和音乐早期教育，15岁考入中师，在普通班每周接受两节音乐课的熏陶。进入三年级后，我选修音乐课，每周有四节课的学习时间。在中师受到的艺术教育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毕业后两年的拜师学艺，让我达到了艺术高考的水平。选择音乐，选择做艺术教师，在开始两年的追求中我很不自信告知于人。如果能够正常上高中，我也许会选择中文、历史或政治，音乐、艺术只是爱好而已。中师毕业后，因为过早参加工作，没有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及其他文化课的加强，我感觉文化课是一个障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努力，自学高中英语，尤其困难！在乡下学校，我又把初中英语过了一遍，第二年还教初一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想来真是误人子弟，以初中英语水平教初一英语）。当时只有通过艺术高考，才能脱离我不想久留的农村学校，但现在想来两年的农村教学生涯也是一笔财富。高考前的一个月，我请假在县城朋友家突击复习，还“混进”教室当了两节课的高中生（语文老师是我在中师时指导并带领我去南宁参加演讲比赛的邓老师）。高考是紧张的，语文作文没有写完就到交卷时间了，以致中午茶饭不思，身体出现状况，好在及时调整，继续战斗。数学不计入总分，开考半个多小时后一帮艺术考生便走出考场，把不明真相的人吓了一跳，以为一帮“数学天才”这么快交卷！地理有一道题目我本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却又出现第一次中考时的考试症状——看似到手的鱼又溜走了。高考总分下来，249分！其中英语39分，比好多在校艺术高中生还高出一些。其实我是苦于没有机会学习，如果能够学习高中英语，相信我的个人历史就会重写。以初中英语水平参加高考，这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年代英语教育带来的遗憾。
高考后的志愿自然是别无选择，只为考取广西艺术学院，我在高考前的三、四月份就进行了专业考试并获得文化考试的资格。工作第一年我曾试着考了一次专业，在当时桂林地区的教育学院，胆敢演唱《伏尔加船夫曲》！另外，还演唱了一首《战士的第二故乡》。过了专业关，但我没有参加文化考试，因为公办教师需要为国家工作两年才能参加普通高考。在乡下，只能看到有限的艺术天空，我是真正的井底之蛙。我当时想，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是能唱的，说不定哪天在广西还能唱出一点名堂来（在现在看来，“初生牛犊”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1990年9月8日，我进入广西艺术学院，没几天，就挨了一个“当头棒”，让我受益匪浅。因为高考分数不算很高，我估计很难被录取，于是在乡下学校的屋子里，用方格信笺，很认真也很天真地给艺术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招生办分别写了一封信，还贴上我当时很满意的大头照，想通过文字与照片“感动”一下报考学校的领导和相关部门。一天在足球场北面的路上，我遇见系副主任蔡世贤老师，主动叫了一声“蔡老师”，蔡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你是李君？你写了不少信啊！男子汉大丈夫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要去想靠其他的方式。”蔡老师以严厉著称，我只能支支吾吾：“因为很想读书，想表达一下……”那次会面，让我难忘，也给了我力量。还有其他几个老师甚至高年级的老乡也知道我写信的事，此事让我感到很难堪。我认为真是不妥，决心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身。在珍贵的大学时光，我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面。因为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学生共产党员，我通过努力工作，在二年级时通过竞选当上全校的学生会主席。一次在系办，蔡老师评价“李君是个好同志！就是有些优柔寡断”。于是，我极力去改变自己的弱点。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指路的导师是一种幸运。也许是机缘，我从2002年开始准备到2012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音乐论文写作问答与案例》的序就是请蔡世贤老师写的，对此我非常感谢。
进入艺术学院，我还受过一个打击，就是在分配老师的时候，我是作为“差生”被分给了声乐老师。因为在声乐汇报及老师选学生的演唱中，我选择了《红水河有三十三道湾》，当时是蔡老师钢琴伴奏，前奏我不习惯，没有找到调；还有一次演出，我独唱《红水河，太阳河》，年级学生乐队伴奏，我也没有搭调。这两次走调让我很沮丧，尽管我在二年级凭借《满江红》等作品的演唱居于声乐较好的学生之列，但见多场面之后我感到自己歌唱的天赋非常一般。我开始“抛弃”要成为歌唱家的梦想，认为我应当可以成为一位教育家——艺术教育家或音乐教育家。今天，我为此目标和职业理想还在不断地努力，“歌唱家”只是在很小的范围里被人称誉。声乐真是一门很难的艺术，自己顶多也是入门而已，越唱越觉得难，哪怕是一首歌，哪怕是一个字，哪怕是一个音。毕竟，在艺术的道路上执着地追求了，还在继续追求着，在现有的艺术教育状况下，做一名音乐教师，从小学音乐教育到大学音乐教育，我还算是合格的。
人生有时候在交叉路口难以选择，有时候你不得不走一条没有选择的道路。但还有一种情况：不是你去选择最好的，而是最好的来选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