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常给学生讲起我童年的音乐课，因为小学五年级前就只有那么几次唱歌的机会，当然记忆犹新。“忆苦思甜”的目的是让学生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同时感觉到肩上将承担的重任。
20世纪70年代的桂北农村小学没有专职音乐教师，就是在现在也少得可怜。记得一次我们是作为“客座学生”在村小上音乐课，搬着板凳到另一个班的教室里由该班语文老师教唱《打靶归来》，老师教得很起劲，我们学得也很带劲。“35 63|5-|65 31|2-|”是我平生第一次唱的简谱，这句表现解放军打靶归来放声高歌的“mi sol la mi sol……”，我们唱得特别响亮，教室的瓦片仿佛随时都会被我们的声浪掀起来！放学后，大部分同学的嗓子都唱哑了，回到家里父母问起，我们用沙哑的声音兴奋地回答：“今天我们上音乐课了！”
我的小学几乎是在“流动”的状态下读完的。小学二年级春季学期我被寄读到湘江边的姨妈家，学校是复式班，两个年级一个教室，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做作业。老师很辛苦，现在想来那时还是民办教师的乡村教师包办所有课程，真是太伟大了。在那里，我们三四个班挤在一起第一次学习了国歌，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版本，“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我记得当时还学习了《刘三姐》里的《采茶歌》，只有7岁的我唱得很投入、很开心，好像还得到了父母的表扬。
四年级的春季学期我又被寄读到了外婆家。学校教学点是分散的，在远离村落的果树山上，孤零零一座房子里只有一个班，从家到学校要走一个多小时。孩子们每天早出晚归，自带食物作为午餐，午间可以漫山遍野地疯跑，摘桑果、捉泥鳅、玩泥巴、种西瓜、下塘游泳或是摸贝壳等。那个学期我们上了一次音乐课，一位翻山越岭从学校本部来的年轻女教师，教了我们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当时是春天，美丽的春光与动人的蒙古族风格的旋律成为我童年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来，那位张老师“拿着歌本走山冈”来教我们真是体现了一种奉献精神，体现了乡村教师的崇高。前不久我读到音乐报刊上一篇有关农村音乐教育的文章，作者建议“养不起”专职音乐教师的学校可以几个学校合起来“养”一个，实行“走教”制。我想，如果在交通、生活等方面给予音乐老师一定的支持，这未免不是专人专用、改善农村及山区音乐教育的一个办法。
五年级时我回到本村学校，第一次学习《国际歌》，是周老师在政治课上教的，当时不知“英特纳雄耐尔”为何物，但“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已播种在我幼小的心田。那时学校好像已经安排了音乐课，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每隔一两周会教我们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后来听说这位蒋老师参加高考上大学去了。一次，斜对面的初一班英语老师教唱字母歌，“ABCD……”把我们都吸引了过去。大家把几个大窗户围得水泄不通，新奇之一是头一次听到外语歌，新奇之二是教歌的是男老师！“男老师教外语歌”像新闻一样在村里传开，被议论了好一阵。后来我到乡里的中学读初中，敬业的陈老师一人兼任音乐、美术老师，他也是一位男老师，但这已不足为奇。我们在初中受到了较好的艺术教育。
八年前，我成了真正的男音乐教师，由于“心有余悸”，回到老家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现在好了，老乡们知道我在教音乐还有些羡慕，问道：“听说唱歌很‘得钱’？”我笑答：“那是歌星的事。”
短文写于2001年，我刚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支教回来，对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音乐教育倍加关注，经常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农村接受的音乐教育，与新世纪的教育状况比较，不由发出一些感慨。10多年过去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在2013年工作要点中讲到，“针对农村和边远地区艺术教师紧缺的问题，加强区域内艺术教育统筹力度，鼓励艺术教师走教，聘请社会人士到学校兼职”。中国艺术教育，任重而道远！
二十几年前，我们没有唱懂《童年》。
二十几年后，我们没有听懂《童年》。
今天，让我们再走进这首“通俗易懂”的《童年》。
这首《童年》，曾经被排斥在课堂之外，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不健康”的因素——“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20世纪80年代，早恋是敏感而要紧的问题，何况才在童年就唱出这样的句子。另外，有人说它是流行歌曲，又有人说是校园歌曲，还有人说是少儿歌曲，那么，它到底是流行歌曲还是通俗歌曲？是校园歌曲还是少儿歌曲？笔者认为，流行是一种状态，通俗是一种风格。可以说，《童年》是一首20多年前比较流行的通俗歌曲，是一首在正确引导下可以进校园、进课堂的少儿歌曲，今天它依然被传唱着，证明了它的生命力。
我听过罗大佑原唱、成方圆翻唱等各种不同版本的《童年》，近年来又听到“东方的维也纳合唱团”——北京天使合唱团童声领唱、合唱的CD《东方的天使之音8：童年》，那纯真如天籁般美妙的和声即刻把人带入童年的回忆，引发对《童年》的怀念。也许离童年越来越远了，我不禁对《童年》的歌词细细品味起来。2001年，“关注青年生存状态、服务青年人生需求”的《中国青年》以8页的篇幅为罗大佑北京演唱会策划专题“穿过我的岁月的你的歌”，刊登了包括《童年》在内的10首作品，不少人把听罗大佑演唱会当作是“告别青春的仪式”，各路青年字字句句流露出对罗大佑的炽爱和崇拜，这位医生出身的台湾音乐人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只要那最最纯真的乐句一响起，所有的大人都是孩子”（《童年》CD文案），但我们毕竟不是小孩了。岁月的年轮给了我们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让我们再一次听听《童年》吧，这首歌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听、去唱、去感受，它鞭策着孩子，也提醒了大人。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这种满堂灌、满板书的教学方式多少年来依然存在，老师是辛苦的，但学生的耳朵里却是知了的叫声，眼光已跑出窗外盯着秋千上的蝴蝶。“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童年不是游戏，但童年不能没有游戏。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写道：“游戏不仅是儿童身心发育的摇篮，也是整个人类文化赖以滋生的沃土。”走进21世纪，人类教育已发展到当代的“人化教育”，即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和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剥夺了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童年便成了苦役。席勒说过：“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我们看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经济的好转，大人们一再剥夺孩子的游戏权利，孩子们“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结果盼来的假期却是各种各样的提高班、补习班，盼来的明天也是琴、棋、书、画、舞等学不完的“兴趣爱好”，这种景象好不热闹！罗大佑的歌里虽然没有提到“减负”，但字里行间却分明透着这两个字。如果20年前中国就在《童年》的歌声中开始施行素质教育，今天的中国教育就会与2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果一样熠熠生辉。如果说课外游戏是一种奢望，课内总可以吧，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里就有唱游，但现在除了城市里的少数学校正常开展唱游课外，其余绝大部分的学校还是“唱而不游”，只有教歌灌满整个课堂。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初恋从童年开始，有过此经历的人敢承认吗？因为这句歌词，80年代的我们不敢随便唱这首歌。初中生早恋便被“严打”，童年时就注意上别班的女孩或本班的男孩，这还得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恋人之心，童年有之。家长您别恐慌，学校也别紧张，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否也有过如此纯洁的“荒唐”。儿童的成长着重在于引导与关怀，童年的“初恋”没有邪念、没有肮脏。我们的思想工作者，请再听听《童年》。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过来人的真话一定要听，不然就会后悔，甚至会后悔一辈子。处于童年的我们不知道珍惜，过了童年的我们惊讶回首：逝者如斯！让我们再听《童年》，和孩子们一起听、一起唱。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从某种意义上讲，孩子的好奇是成长的希望，孩子的幻想是成才的力量。孩子们想知道太阳为什么总下到山的那一边，大人们可别总说“我很忙”，请多与孩子交流，给他们活动身心的广场。忙孩子就是忙未来，别让他们太孤单。在独生子女比例增加的社会，他们需要集体、需要伙伴，需要在活动中创造，在活动中“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这是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今天再听、再唱、再感觉《童年》，悟出一个道理，唱歌不只是唱动听的曲调，更要唱懂歌词。现在社会中许多人，不管歌曲优劣，尽管跟随流行唱起来，若问其唱的是什么内容，答曰还没太注意。罗大佑的很多作品词曲同出一手，歌就是曲，曲就是歌，浅显中透着深邃，直白间富有哲理，这也许就是罗大佑的歌穿过青春岁月而不老不衰的秘诀之一。
《童年》，让我们怀念。
为此，我对照《童年》，为今天的孩子写了一首《又唱童年》（两个版本，另一个简版在本书附录歌词作品中）：
下课了可以尽情地唱 考试成绩不让您失望
放学了荡漾在秋千上 做完了功课也上上网
老师的粉笔不再拼命地响 神奇的多媒体走进了课堂
今天的我们心情多么欢畅 减负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爸妈您别为我恐慌 好奇是我们成长的力量
老师您别为我紧张 幻想是我们成才的希望
童年的初恋只是悄悄地想 过来人说那是纯洁的荒唐
请给我们身心游戏的广场 你们不要总是说工作很忙
假期不是补习班的繁忙 我们把孤独充分地释放
明天也不是兴趣的膨胀 琴棋书画让其自然流淌
健康的心灵需要自由翱翔 享受这属于我们的童年时光
今天的我们心情多么欢畅 珍惜这属于童年的快乐时光
2001年，《中国青年》为罗大佑做了一个专题，我看后很有感触，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长大的，有感于罗大佑《童年》流行20周年，所以我对应原版歌词写下这首《又唱童年》，描述20年后的变化。作品刊登于2005年8月10日的《歌词月报》，并收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的《二〇〇五年度中华歌词精品选》。
我来自乡村，没有条件接受学前教育和音乐早期教育，15岁考入中师，在普通班每周接受两节音乐课的熏陶。进入三年级后，我选修音乐课，每周有四节课的学习时间。在中师受到的艺术教育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毕业后两年的拜师学艺，让我达到了艺术高考的水平。选择音乐，选择做艺术教师，在开始两年的追求中我很不自信告知于人。如果能够正常上高中，我也许会选择中文、历史或政治，音乐、艺术只是爱好而已。中师毕业后，因为过早参加工作，没有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及其他文化课的加强，我感觉文化课是一个障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努力，自学高中英语，尤其困难！在乡下学校，我又把初中英语过了一遍，第二年还教初一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想来真是误人子弟，以初中英语水平教初一英语）。当时只有通过艺术高考，才能脱离我不想久留的农村学校，但现在想来两年的农村教学生涯也是一笔财富。高考前的一个月，我请假在县城朋友家突击复习，还“混进”教室当了两节课的高中生（语文老师是我在中师时指导并带领我去南宁参加演讲比赛的邓老师）。高考是紧张的，语文作文没有写完就到交卷时间了，以致中午茶饭不思，身体出现状况，好在及时调整，继续战斗。数学不计入总分，开考半个多小时后一帮艺术考生便走出考场，把不明真相的人吓了一跳，以为一帮“数学天才”这么快交卷！地理有一道题目我本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却又出现第一次中考时的考试症状——看似到手的鱼又溜走了。高考总分下来，249分！其中英语39分，比好多在校艺术高中生还高出一些。其实我是苦于没有机会学习，如果能够学习高中英语，相信我的个人历史就会重写。以初中英语水平参加高考，这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年代英语教育带来的遗憾。
高考后的志愿自然是别无选择，只为考取广西艺术学院，我在高考前的三、四月份就进行了专业考试并获得文化考试的资格。工作第一年我曾试着考了一次专业，在当时桂林地区的教育学院，胆敢演唱《伏尔加船夫曲》！另外，还演唱了一首《战士的第二故乡》。过了专业关，但我没有参加文化考试，因为公办教师需要为国家工作两年才能参加普通高考。在乡下，只能看到有限的艺术天空，我是真正的井底之蛙。我当时想，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是能唱的，说不定哪天在广西还能唱出一点名堂来（在现在看来，“初生牛犊”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1990年9月8日，我进入广西艺术学院，没几天，就挨了一个“当头棒”，让我受益匪浅。因为高考分数不算很高，我估计很难被录取，于是在乡下学校的屋子里，用方格信笺，很认真也很天真地给艺术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招生办分别写了一封信，还贴上我当时很满意的大头照，想通过文字与照片“感动”一下报考学校的领导和相关部门。一天在足球场北面的路上，我遇见系副主任蔡世贤老师，主动叫了一声“蔡老师”，蔡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你是李君？你写了不少信啊！男子汉大丈夫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要去想靠其他的方式。”蔡老师以严厉著称，我只能支支吾吾：“因为很想读书，想表达一下……”那次会面，让我难忘，也给了我力量。还有其他几个老师甚至高年级的老乡也知道我写信的事，此事让我感到很难堪。我认为真是不妥，决心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身。在珍贵的大学时光，我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面。因为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学生共产党员，我通过努力工作，在二年级时通过竞选当上全校的学生会主席。一次在系办，蔡老师评价“李君是个好同志！就是有些优柔寡断”。于是，我极力去改变自己的弱点。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指路的导师是一种幸运。也许是机缘，我从2002年开始准备到2012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音乐论文写作问答与案例》的序就是请蔡世贤老师写的，对此我非常感谢。
进入艺术学院，我还受过一个打击，就是在分配老师的时候，我是作为“差生”被分给了声乐老师。因为在声乐汇报及老师选学生的演唱中，我选择了《红水河有三十三道湾》，当时是蔡老师钢琴伴奏，前奏我不习惯，没有找到调；还有一次演出，我独唱《红水河，太阳河》，年级学生乐队伴奏，我也没有搭调。这两次走调让我很沮丧，尽管我在二年级凭借《满江红》等作品的演唱居于声乐较好的学生之列，但见多场面之后我感到自己歌唱的天赋非常一般。我开始“抛弃”要成为歌唱家的梦想，认为我应当可以成为一位教育家——艺术教育家或音乐教育家。今天，我为此目标和职业理想还在不断地努力，“歌唱家”只是在很小的范围里被人称誉。声乐真是一门很难的艺术，自己顶多也是入门而已，越唱越觉得难，哪怕是一首歌，哪怕是一个字，哪怕是一个音。毕竟，在艺术的道路上执着地追求了，还在继续追求着，在现有的艺术教育状况下，做一名音乐教师，从小学音乐教育到大学音乐教育，我还算是合格的。
人生有时候在交叉路口难以选择，有时候你不得不走一条没有选择的道路。但还有一种情况：不是你去选择最好的，而是最好的来选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