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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生长在距县城10多公里的农村，父母分别是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使我比别的农村孩子有更多接触现代文明的机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母不惜重金先后买回了“三机”——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它们就像三位博学善教的老师，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播下素质教育的种子，它们的音画教给我许多东西，直接影响着我的成长，尤其关系到我后来能够走上艺术教育之路。
记得那是一台70年代质量相当过硬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是我们兄妹仨童年的伙伴和最好的课外辅导员。我们每天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美妙的音乐、动人的故事，伴着童年的遐想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平时还经常跟着喜欢京剧的父亲听京剧名家的唱段，所以从小就爱上了我们这一辈人很少有人关注的国粹。
大概是1983—1984年期间，父母用几年的积蓄买回一台长城牌14寸黑白电视机，那时村里只有两三户人家有电视机。每到晚上，为了方便左邻右舍观看，我们会把电视机搬到户外，几十甚至上百人俨然在看小电影，人们也从这方寸间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寒暑假里，电视机成了我最好的“课外读物和有声教材”，从中我看懂并爱上了足球，更重要的是我受到了艺术的熏陶。那是一个流行电视剧主题歌和春节晚会歌曲的年代，《万里长城永不倒》、《少年壮志不言愁》、《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我从电视上学来并唱得极为过瘾。今天，我从一个农村孩子变成了城里的音乐教师，除了自身的一点天赋与老师的教导之外，电视的“启发与激励”功不可没。我仅凭着二甲水平的普通话，靠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即兴表演和与观众互动、调动热情的技巧，在读中师、大学时和工作后，成为大家喜欢和认可的业余主持人，这也是电视的功劳。
录音机风靡一时的80年代后期，父亲带我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那还是个“买得起牛却舍不得买牛绳”的年代。店主送给我一盒当时极为流行的费翔专辑，我只买了一盒女歌星的磁带，后来父亲买了一套黄梅戏专辑，就那么几盒磁带，翻来覆去地听，一天听上几十遍，同学们说我把费翔的歌《故乡的云》、《流连》等模仿得很像。中师毕业工作后，录音机成了我的高档电器和学习工具，乡村学校的工资不高，但我还是挤出一部分买了不少资料，因为我立志要考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那时听的音乐至今难忘，有歌曲盒带也有“贝九”（《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正是这些音乐磁带，成了我走上音乐教师之路的一块块石阶。我还拿录音机做听音练习，录下用脚踏风琴弹奏的单音、音程，之后放出来听音记谱，然后对答案；有时还录下自己“陌生的”声音不断“修正”，录音机确实成了我学习的好帮手。放弃工作上大学后，录音机又跟随我到了省城南宁，我把它放在床上的枕头边伴我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大学毕业后录音机从我这里“退休”回到老家。
如今这“三机”已被更先进的电器代替，收音机年久失藏、下落不明，黑白电视机送给了亲戚，录音机完成了历史使命变成了旧电器。每次回家看到曾经放出动人音乐、促进我成长的录音机，难免感慨万千。“三机”是生活并不富裕时父母为家里添的大件电器，也是农村孩子接受课堂之外的知识与技能的重要窗口。真羡慕今天的孩子们，有了如此好的条件，家庭影院、电脑网络等应有尽有。如果孩子们能正确地使用它们，它们就会为成才提供有利的条件；如果使用不当，目前一些内容并不纯洁的媒体也许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文章写于2002年，那时我在学校团委工作，需要上行政班，但团委活动多半是在晚上或是双休日开展，事务性工作不算太多。我还一直兼职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大部分时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这正是有充分时间思考艺术教育的时候，所以我慢慢地敲击着键盘，将当时的所思所想一一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