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参加了广西支教队,到地处桂西北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支教,先在乡中学挂职副校长三个月。我从小在桂北汉族地区的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又在家乡的中小学从事了两年的教学工作,也在民族师范学校从事了六年半的音乐教育,但去民族地区进行基础教育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调查机会。后因工作需要,我到县里教育局挂职副局长有大半年时间,跟着局里的领导和教研人员,走遍了大部分的乡镇,这成为我从事民族教育的一个转折点或上升点。我利用下乡的机会,到中小学听课,与专职及兼职的音乐教师交谈,到学校了解音乐课的安排和落实情况,与民族学生一起排节目、搞晚会,还观察他们的课外音乐生活,并且通过调查撰写了一些调查报告,利用在民族地区的机会,还参与侗族、苗族的节日活动,等等。在支教期间,我在教育局领导的支持下,办了一个全县音乐美术教师培训班,发放了问卷调查表,获得了第一手材料,撰写了《对农村音乐教育师资的调查》。回到民族师范学校,我又对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撰写了《对“未来教师”音乐学习的调查》与《多少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等文章,引起了谢嘉幸、张媛等专家的关注。下半年,我在《音乐周报》发表了6篇有关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文章,这在之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音乐学生和音乐教师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阅读的量和面不够,一路走来,自我感受虽很深,但读书少、读书晚,而平时老师和同学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时间读书”,连每周、每月发行的有关音乐教育内容的报刊都不读,音乐教育类丛书、教育类书刊就更少接触了。“没有时间读书”肯定就“没有时间写文章”,我不敢发表什么意见,只是从实说来。“开卷有益”,只要是正规的、健康的书,有意无意打开来,总会有所收获。所以,我一再呼吁“音乐学生,读点书吧”!但是学生们反馈给我的是麻木,让我感到忧思。我只有自己努力读点书,如从21世纪初开始,选择上海教育出版社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我购买了全套,选看了大部分,真是获益良多啊!于是有了《温故而“吃惊”》、《读柯达伊教育观有感》等读后感。2003年,我有幸参与了广西初中音乐教材的编写,作为新手得下功夫钻研呀!于是我针对自己负责的章节翻阅大量资料,发现不少问题,记下了《“红水河”不是“红河水”,“僮族”不是“侗族”》、《〈教我如何不想他(她)〉的两个问题》、《编写教材的收获》、《第一部民歌集的出处》等。再有,为了学历、学位,我不断进修,总有一些压力和机会读点书吧,于是有了《〈春江花月夜〉与〈琵琶行〉的错误对位》及《琵琶女是否弹了〈浔阳夜月〉》、《〈春江花月夜〉曲名探析》等,由于研究不深,某些观点不一定正确,抛砖引玉而已。
读纸质的书“有些困难”的话,在网络时代那就读电子版的吧,查询、检索非常快捷,这是在传统读书时代想象不到的。自己拟出一个文章题目来,看看有谁写过,输入题目检索,就知道是否已有同名文章或相似文章,如果没有,也许就是自己的“独创”,争取写出新意;看看谁写过什么文章,输入其姓名,就出现在中国知网(CNKI)等的信息栏了;要想知道某单位的科研情况,输入单位名称,他们发表在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文章全部出现……如果今天懒得去图书馆借书,更不想去书店买书,那就在网上购书吧,点击鼠标,过几天书送到手中,货到付款,方便极了,网购甚至可能会上瘾!而古人说过“书非借不能读也”,那是有道理的,也许打折买了一大堆书,结果却束之高阁,说“有空再看吧”!
2001年,我开始在《中国音乐教育》发表文章,与在《音乐周报》发表文章一样,那是让人激动的事情——终于看到自己的文字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登载了!从我单方面来讲,与《中国音乐教育》结识是“相见恨晚”,感谢进修研究生课程班时班里同学介绍《中国音乐教育》给我,不然还不知哪天才能与这么好的杂志相逢。进修一方面为提高学历、学位,另一方面作为在职教师,可以在一起共享资源,提升学习层次,那些在往日读书期间没有发现的杂志、好书,那些在忙于工作时没有思考的问题,在进修期间的“第二课堂”会产生效应。
而与《音乐周报》结识应该感谢我的第一批专业班的学生,当时的《音乐周报》还是一份并不起眼的报纸,而今已成为国内业界发行量最大的音乐报纸。1994年以来,每周读《音乐周报》成为我的一种习惯,1996年在手抄投稿的时代我第一次给《音乐周报》投稿,信笺手抄稿当然是石沉大海。真正得以在《音乐周报》发表文章是在2000年的夏季了,除了投稿发表了30多篇文章,我还参与了三次征文活动,文章得以刊登,之后几位编辑对地处南疆广西的音乐教师的稿件给予了肯定。老师们感觉平时没有什么题材可写,如果有了感受,参加征文也是一种练笔,况且,它会吸引我们更多地去发现和思考,把几篇征文文章拿来分享是为了引发同行们对值得阅读的报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