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已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必须坚决予以驳斥。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建设。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体现在《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中,但在近三十年来,对《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迫切需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来扭转。
《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世界范围的大环境来看,世界革命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1989年从波兰开始,接着又有匈牙利、苏联、罗马尼亚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反共重心逐渐向中国转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意识形态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是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取代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或直接出面,或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代言人。
(二)我国过早地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旧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国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纲领,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国有经济控制了我国经济命脉的基础上,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久甚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这就等于是废除了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久又进一步提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超阶段的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突出表现在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严重挫折。
由于我们一直宣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广大理论工作者却长期缺乏对马克思理论尤其是《资本论》等著作的学习与研究,从而产生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怀疑,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似乎被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否定,马克思理论能否指导中国的实践成为问题。
“文革”结束后,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使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从而延续了被中断多年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人们往往把它说成是突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果,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被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已被中国的实践所否定。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代言人或亲自出马,争取话语权,甚至领导权。对于这种力量,绝不能小觑。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并深入到各个基础产业中;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如潮水般卷土重来,实力雄厚,如果不加以限制,我国的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都难以招架。
(三)各级领导对当前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长期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也出现了否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是不正常的。
近年来,党中央对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重要措施,在2004年1月5日以3号文件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接着在4月27日的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失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剧变,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从国际看,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对手,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从国内看,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变化趋势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问题在于,各级领导是否都有这样的认识,措施是否得力。
(1)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外资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减轻就业压力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对它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实行私有化,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私有化甚至是洋私有化进程加快,公有制经济有被瓦解的危险,这不仅是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还包括公有制经济本身的蜕变,国有资产进了少数人的私囊。我们在许多政策的执行上比较含糊、界限不清,如对资本主义企业甚至外国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资本家改称为民营企业家;剥削者改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资本家对国有企业参股甚至控股被称作国有企业减持、改组或重组;民进国退称之为有进有退;将出卖中小企业称作抓大放小;将好的国有企业卖掉叫靓女先嫁;将赤字财政称之为积极财政,将超量发行纸币叫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再分配上作些调整称作公平分配等等。
(2)在指导思想上和宣传工作上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纲领性的表述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正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处理好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上,往往忽视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割裂为传统的或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创新的或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指导我们当今实践的应当是或更重要的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可有可无。宣传部门多年来不组织学习马克思著作,报刊上极少见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3)在组织路线上,不少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主要表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等原则问题上。一些从事理论工作却否定甚至恶毒攻击马克思理论的人,反而受到本单位领导的重用,甚至提升这些人当教授和博导。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钱津,指责马克思理论不是一门科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符合客观逻辑与现实,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鼻祖萨伊的价值论却揭示了事实的本质,因而任何人也是批不倒的。对于这样一个人,在该单位却受到重用:①从副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②经济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③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④《当代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有的学校将原有的院长全部撤换下来,由纯度较高的海归来担任,一位经济学院海归院长一上任就否定了马克思理论。
在上述背景下,对《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严重的后果。
(1)由于不少院校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主导的课程,甚至像张五常这样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共人士受到各高等院校的热烈追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被淡化和边缘化,在经济学理论专业中,“资本论”课程也由必修改为选修,甚至取消,即使是必修,每周多则3节,少则2节,只学一个学期,如同蜻蜓点水。
(2)如果10年前大家讨论马克思理论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话,现在的状况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老教师已陆续退出讲台,个别留下任教的或者是终身教授,或者是返聘,随时随地都会退出讲台。后继乏人已成为现实。由于马克思主义课程不被重视,难度又大,形成书难教、文章难写难发表、课题难申请等问题,教师们由于课时不足,收入低,还面临下岗的威胁。这些中青年教师在大环境影响下,没有在《资本论》学习上狠下功夫,因而在反马克思主义浪潮下缺少分辨力和免疫力,更缺少战斗力。
(3)青年学生在学习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远大理想,没有树立起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生观,有的学生认为,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否则就没有了动力;二是浮躁,不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经济学专业论文的内容多半是西方经济学,而且有些就是靠抄袭,甚至雇人代笔。
危害最大的是培养出来的少数学生有才无德,社会上出现的不少恶性案件如为毒贩提供毒品加工技术,将皮革废料提炼成牛奶进行销售等,主犯就有不少来自这种学生。
在对学生的培养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教师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教育,言传身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反之,像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对学生就起着很恶劣的腐蚀作用。他鼓吹现代经济学有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他的教育对象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后果更为严重。
(4)经济学理论队伍包括教学与科研队伍,发生了分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学理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坚信不疑的,只是在理解上并不都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其中一点是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硬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身上。
“文革”结束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些学者将我国发生错误的原因推到马克思的身上,于是,在我国兴起了“突破论”,要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突破,进而又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突破。
1989年由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一书在上海出版,书中抛出了庸俗经济学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由此开始,这种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言论在我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思潮。1992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苏星写的文章《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批驳了谷书堂抛出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标志着一场大论战在我国展开。我国经济学理论界也由此开始迅速分化,有些人以“理论创新”、“重建政治经济学”、“重新认识和深化劳动价值论”为名,否定和攻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全国范围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大肆泛滥,宣扬资源贡献价值论、广义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论等陈词滥调,攻击马克思理论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过时的理论,贩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形成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我国理论队伍的分化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少数学者公开否定甚至攻击马克思理论,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广东的一位大学教授像泼妇骂街一样攻击马克思理论是流氓理论的人也难得一见。
第二,在西方经济学强大攻势面前,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生了动摇,为了摆脱被人诬为“保守”、“左”的压力,看到别人在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自己也不甘落后,于是什么服务劳动价值论、管理劳动价值论、唱歌跳舞价值论、人力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与货币消亡观点被突破论、世界货币非黄金论、公平分配论等的“理论创新”纷纷出现在理论刊物上。
有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就表现了这种心态,他说:“我们不能把公平话语权再拱手让给他人,人权话语权旁落于他人已经是前车之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位学者已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平观念的再三批判,指出鼓吹这种公平观念是“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
,“掩饰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无知和无能”
。
还应指出的是,个别经济学家如汤在新教授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却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起到与反马克思主义队伍相呼应的作用。
第三,沉渣泛起,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以理论权威的架势招摇过市,如茅于轼多次作为贵宾被邀请来广州作学术报告,他在2008年1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价值。”按照他的举例,交换双方均可获得至少相当自己产品5 倍的价值。我们假定1 斤苹果和1 斤梨在价值量上相等,茅于轼的戏法会由此开锣,从苹果一方看,1 斤苹果可以换回5 斤梨,从梨一方看,1斤梨可以换回5斤苹果,茅于轼的戏法终于变成了,原来是1斤苹果=1斤梨,双方各自拥有1斤梨和1斤苹果,现在通过交换,5斤苹果=5斤梨,双方各自得到5斤梨和5斤苹果,皆大欢喜。
(4)还有个别经济学家将重点转向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上去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轮流执政等等。轮流执政,从来就是骗人的鬼话,尼克松、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奥巴马等人,一路下来,什么时候和共产党轮流执政,现在提出要在我国实行轮流执政,一旦轮过去,还能流回来了吗?提出要我国轮流执政就是让共产党下台,所谓的轮流无非是像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之间的轮流,共产党能否合法存在都是问题,西山会议上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今后的展望
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低潮,走向高潮还需时日,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处于低潮的状况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必将席卷世界,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
1.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简单地举几个事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1)英国媒体评选伟人时,马克思名列榜首。
(2)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度成为台湾最畅销的著作。现在,《资本论》已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畅销书,连德国现任财政部长都在阅读《资本论》。英国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
(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美、英、法、德等国家,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2002年在英国举办的马克思主义论坛,参加者五千人。2006年国外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有上百场。
(4)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在法国还招收了攻读《资本论》的博士生。
(5)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给予马克思很高的评价。
法国的德里迈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将来”。
德国的哈贝马斯说:“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有着广阔的前景。”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并称马克思是一位伟人。
(6)2007年度在英、美、德、法、日等国新出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数百种。
2.社会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浪潮此起彼伏,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低潮,但是十月革命的火种仍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70多年历史的深刻影响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尤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大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整个世界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拉丁美洲,到处涌动着社会主义的浪潮,在委内瑞拉,宣布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并改动国徽图案,将马头从右转向左,敢于在美国的后院痛斥美帝国主义。
(二)对策
1.理论队伍建设
认真学习与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是我们从事经济专业教学与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必备教材,它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如马克思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虚拟资本理论、世界货币理论以及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反对住房个人所有权的观点,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2.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必须展开论战
对反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及其论著,必须进行严厉的批判,不能心慈手软。有人对此有不同认识,认为在批评时要和风细雨、心平气和、用词婉转。其实,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可见到他们在论战中使用的语句:“非常荒谬”、“荒唐可笑”、“陈词滥调”、“胡说八道”、“愚昧无知”、“厚颜无耻”、“可耻的破产”、“粗陋的见解”、“小妖”,甚至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用过“骗局”这一很重的字眼。看来,马克思太不“心平气和”了。
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有着不同的学术见解,这是很正常的,进行探讨和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注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不应由此擦出火花,甚至冒出浓烟。近年来在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及资本总公式问题的讨论中,就出现过这种不和谐的声音。
3.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正确区分各种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首先分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又要区分1830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和1830年后的庸俗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才能根据不同部分正确对待。
对于资产阶级应用经济学,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虚心学习和借鉴他们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认真吸取他们失败过的教训;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应当采取有批判地进行继承的态度,汲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应当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其基本原理予以全盘否定。
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作这样区分,笼统地说对西方经济学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具体区分之后,说全盘否定不一定就是错,说批判地继承也不一定就是对。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指责,说我们过去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这种指责也很片面。我们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加以全盘否定;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部分,学习得很不够,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批判。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我们过去确实是加以全盘否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否定多了,而是否定得很不够,以至于今天它能够在我国复活,迷惑了不少学子。
当前我国对待西方经济学存在种种错误认识,必须予以纠正:
认为马克思理论注重本质,西方经济学注重现象;马克思理论注重质,西方经济学注重量。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
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太抽象,脱离实际,不如西方经济学那样具体,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主张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统天下”为与西方经济学“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反对“一味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晏智杰)
4.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
必须在认真学习《资本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有关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编写,但是,即使如此,也应认识到,这仍然是不完整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有待以后完成。
我国还未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编写出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是不可能的,只能以专题形式作为过渡。
5.发挥各种经济专业学会的作用
从专业上区分,我国经济学会有:《资本论》学会、政治经济学学会、马经史学会、外国经济学说史学会、经济史学会、世界经济学会等。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有几个学会名称虽不同,研究却趋于雷同。做得好的有以往中国《资本论》学会中的创作史组,递交的论文每一篇都是谈《资本论》创作史的,主题也很集中,遗憾的是早已自动解散了。现在也有一些专业性比较突出的学会,如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史学会,在学会的坚强领导下,很有特色。
(本文是笔者在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2009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