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论〉解说》一书的几点商榷

陈征教授著的《〈资本论〉解说》一书是我国较早出版的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的辅导教材，自1977年公开出版以来，至今已印发到第3版，据作者称，在第1、2版中，累计印数已达14万余册。作者在宣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在第3版前言的一开头，作者写道：“《〈资本论〉解说》问世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看来，作者对自己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满意的。为了使该书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供学术界探讨或供陈征教授参考。

本文摘引的陈征观点，均来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的《〈资本论〉解说》一书所属的各卷。

一、原材料生产部门工人工资的降低能否引起使用这一原材料的生产部门产品价值的降低

工资和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对雇佣工人新创造出来的价值进行分配和使用时采取的两种价值形式，在这个已形成的新价值中，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减少，反之，工资的降低，会使利润增加，无论是工资提高或降低，都不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变动，改变的只是对已形成的新创造的价值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的问题。

在某种场合下，在工资发生变动的同时，商品价值也发生了变动。出现这种场合的条件是，当既可以作为生活资料又可以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例如白糖，它的价值降低时，一方面会引起工资的降低，另一方面又会引起以白糖为原材料的食品工业产品价值的降低。显然，食品工业产品价值的降低是由进入它的不变资本的白糖价值的降低引起的，而不是由工资的降低引起的。

而陈征却举例说：“生产1吨钢铁需费不变资本500元，可变资本500元，由于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引起工资的降低，可变资本减少为400元，这时，生产1吨钢铁只要花费资本900元，但钢铁要作为原料进入机器厂，作为机器厂的不变资本构成要素，这就会引起机器本身的价值的降低。”（第3卷第157页）

这里的思路是：原材料生产部门工资的降低会引起可变资本的降低，可变资本的降低会引起预付资本的降低，原材料生产部门预付资本的降低会引起使用这一原材料的生产部门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进而引起这一部门生产的产品价值的降低。

陈征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曾经指出：可变资本的耗费虽然会增加商品的成本价格，但“决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 ，“可变资本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只要仅仅表现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就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因为它并不改变由活劳动的劳动力创造的这个新价值的绝对量” 。钢铁生产部门可变资本耗费的减少会使生产钢铁的成本价格降低，但不会因此使钢铁的商品价值降低，进而使以钢铁为原料的机器价值降低。陈征的一个明显错误是将由于工资降低而降低了的钢铁的成本价格看作是机器厂购买钢铁原料的销售价格也降低了。

钢铁产品价值的下降并进而引起以钢铁为原料的机器产品价值的下降，只能是钢铁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资本表现上看，只能是由于生产钢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下降，而不能是生产钢铁产品的可变资本价值的下降。

按照陈征的逻辑，机器产品价值的下降部分不仅包括钢铁生产部门可变资本下降部分的100元，还要包括生产机器的部门可变资本的下降部分若干元。

马克思是用生产资料本身价值的降低去说明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进而说明用此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品价值的降低，而陈征却用工资或可变资本的降低去说明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进而说明用此不变资本生产的产品价值的降低，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吗

股份公司是在1866年经济危机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股份公司的建立与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已引起他的重视，认为股份公司的成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 。

建立股份公司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个人经营转变为共同占有和共同经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这种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更加发展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

在陈征的《〈资本论〉解说》（第3卷）中，对股份公司的认识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第410页）这种说法，而且按照陈征的说明，这里所说的扬弃，其含义即抛弃，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这种股份制又是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呢？看来，陈征是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而且，马克思即使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也只是说股份公司的成立扬弃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见，即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的也只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三、在信用介入下，原有的货币流通的次数是否会减少

在信用介入下，货币的流通速度会加快，表现在一定时间内，货币流通的次数会增加。例如，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E买，E向F买，同一货币流通5次，如无信用介入，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这5次购买，而在信用介入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5次购买。也就是说，在信用介入下，在同样的时间内，同一货币可流通7次、8次，乃至更多次，继续进行F向G买，G向H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货币流通次数。

陈征虽也认为在信用的介入下，“从一定时间来说，流通的次数增加了”（第3卷第490页），但是他又认为原有的货币流通次数却因信用的介入而减少。他举例说：“流通中的这100元货币，只是由A转到B手，由B转到银行，最后由银行转到F手，只要流通3次。”（第3卷第490页）由于原有货币流通次数的减少，要使一定时间内增加货币流通次数，不仅要有新增加的货币流通次数，而且要求这新增加的货币流通次数必须要多于原来在这一时间内减少的货币流通次数（2次），按照他所举的例子，在信用的介入下，还需要再来5次购买，才能增加3次货币流通，加上原有的3次，共6次货币流通，比原来的5次增加了1次。这样看来，陈征所说“从一定时间来说，流通的次数增加了”就成为疑问。

货币的流通次数既包括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次数，也包括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货币的流通次数不因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而改变。

商品的购买次数也就是货币的流通次数，它既不因货币执行支付手段也不因信用的介入而减少，信用的介入减少的是每次购买所需要的时间，而不是像陈征所说的减少了货币的流通次数。正因为由于信用的介入使每次货币流通所需的时间有所减少，才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使货币流通的次数增加，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了。

此外，陈征对货币流通次数的计算也有些混乱，按照他的排列，货币流通共有3次：第一次，A向B购买，A的货币进入B手中；第二次，B将A付给的货币存入银行；第三次，银行将这笔货币付给F。实际上，5次货币流通在这里只计入第一次，即A向B的购买，至于另外4次，即B向C的购买，C向D的购买，D向E的购买，E向F的购买，均未出现，也就是说，5次购买行为在信用的介入下被压缩成一次完成。陈征所列的所谓第二、三次流通，均属信用业务，不能构成货币的流通次数，而且就信用业务而言，在上例中，共发生4次：B的货币存入银行；银行为C贴现；D的货币存入银行；银行为E贴现。陈征只列出其中的第一次，即B的货币存入银行。

四、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是何时固定下来的

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对立，表现了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随着商品交换的发生而出现，又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

在简单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中，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因而在这种最初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但是这种对立还是不固定的，上述等式既可以表述为20码麻布=1件上衣，也可以表述为1件上衣=20码麻布，在后一个等式中，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因而同一个等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既可以从左边读，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也可以从右边读，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立还相当困难” 。

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何时才固定下来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是有分歧的。陈征认为：“到了扩大价值形式时，这种两极的对立就固定下来了……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时，两极的对立达到完成地步。”（第1卷第101页）

我认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在简单价值形式中，“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 。后来，一直等到分析货币形式时才指明：“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到货币形式中才固定下来，而扩大的价值形式和一般价值形式中的两极对立，则处于从不固定向固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说两极对立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已经固定下来了，甚至是完成了两极对立，更不能说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两极对立就已经固定下来。

陈征说：“麻布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衣与一系列其他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它们之间是不能换位的。如果把上衣处于相对价值形式，把麻布处于等价形式，这个公式就不能用，必须重立一个公式来代替它；或者把这个公式全部倒转过来，那就不是扩大价值形式，而是一般价值形式了。”（第1卷第101页）陈征在这里举出麻布与上衣换位的两种情况，但都被加以否定了。的确，对于后一种换位情况应该予以否定，因为肯定了这种换位也就是否定了扩大的价值形式。至于前一种换位，也一概加以否定是不恰当的。

首先，无论是在上述某种价值表现中，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还是另一种价值表现中，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都属于扩大的价值形式的不同表现和组成部分，扩大的价值形式本来就是“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 。

其次，陈征认为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重立了一个公式来代替原有的表现形式中的公式，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公式是：

如果说商品A限定为麻布，不能是上衣，商品B限定为上衣，不能是麻布，那么这个公式也就不成为公式了。

在一般价值形式中，我们仍不能说，两极对立已经固定下来，甚至已经完成。问题在于，在一般价值形式中，究竟采取哪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不固定的，“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 。由于某一种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起作用，在不同地区就会采取不同的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内，又是“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 。

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两极对立才能固定下来，但这时的价值形式也由一般价值形式向货币形式转化了。一般等价物先是固定在牲畜上，于是牲畜取得了货币形式，最后是金银贵金属在商品世界中获得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独占权，成为货币商品，两极对立最后固定了下来。在商品世界中，一极是金银贵金属，总是处在等价形式上，另一极是其他商品，总是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

由于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表现了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以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研究价值形式两极对立的发展，也就揭露了它们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的过程。只有明确两极对立在货币形式上固定下来，才能深入理解货币的起源与本质，揭露在货币形式上包含商品经济内部的深刻矛盾和它的谜一般的性质。

五、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为什么会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劳动不是商品，没有什么价值或价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是为什么呢？在《资本论》第1卷第17章中，马克思进行了具体分析，陈征对其中某些分析的解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分析的第一个原因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 。这就是说，从交换关系方面看，人们容易把所谓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看成同日常的商品交换一样，不感到有什么不合理。

资本家雇用工人是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却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相交换，既然劳动不是商品，这里也就谈不上什么商品交换，但是，在人们的感觉上，往往把它看成和商品交换一样，区别只在于，在商品交换中，买者付出货币，卖者交给商品，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买者支付工资，卖者提供劳动，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造成工资是劳动价格的错觉，看不清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只是一种假象，不懂得资本只是和劳动力相交换，当工人进行劳动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已属于劳动力商品的买者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不再和劳动进行第二次交换。

陈征在这里的解释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关系，掩盖着劳动力特殊商品买卖的资本主义关系。”（第1卷第500页）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把非商品交换关系（所谓的资本与劳动交换）看成是商品交换关系，既然所谓的资本与劳动相交换根本就不是商品交换，当然也就谈不上特殊商品交换关系表现为一般商品交换关系，或一般商品交换关系掩盖特殊商品交换关系了。

马克思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

马克思在这里要说的是：劳动是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说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也就等于说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价值或价格，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但是，人们并不感到这里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人们对任何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习惯上都不说这一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如何，而是说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价值或价格如何。例如，棉花是棉花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不说棉花商品的价值或价格，而是说棉花的价值或价格。

马克思指出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这句话不仅是针对普通商品说的，更是针对劳动力商品说的，可是陈征却认为：“劳动力商品则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可以用同一单位来测量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因为不仅劳动力的价值以时间来测量，而且他（它）的使用价值即劳动，也是以时间来测量的，这就往往使人们把二者混而为一，不能认清它们之间的区别。”（第1卷第501页）按照陈征所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就会成为可通约的量，说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了。

作为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一个二重性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另一种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二者是不同质的，因而没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当然更不能与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具有共同的计量单位。作为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是生产新价值和另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能力，和以抽象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并不具有一个共同的测量单位。

六、为什么会出现与他人著作雷同

在陈征著的《〈资本论〉解说》（第3卷）中，在解释汇兑率变化的原因之后，写下了这样小段话：“至于具体原因，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而不同，在这里就不必再作详细的考察了。总之，从信用与货币流通的关系的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信用制度篡夺了货币制度的位置；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也没有从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解放出来。”（第521页）如果我们翻开王珏等人写的《〈资本论〉介绍》（第3卷）时，同样看到类似的话：“至于影响汇兑率的更具体的原因和条件，则不在这里考察了。从信用与货币流通的关系的整个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信用制度篡夺了货币制度的位置，但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也没有从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这两小段话都是由作者对《资本论》中相应段落进行补充和发挥写出来的，但补充和发挥得如此雷同，令人生疑。

类似情况不止这一处，例如，陈征对《资本论》第3卷第6章第1节《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中一个问题的解释，与马克思的原意是不符的，却与王珏等人的解释如出一辙。

马克思写的这一节内容，可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本节内容的两个假定；第二，原料价格的波动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其中包含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认识提出的批评）；第三，原料价格对产品价格、再生产过程和废料造成损失的影响。

问题发生在对第三个问题的解释上，马克思在论述了原料价格的波动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之后，又展开研究了原料价格对另外三个方面的影响。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在王珏等人的著作中，将马克思论述的这三个方面影响概括为“原料价格变动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原因” ，原料价格的波动除直接影响利润率外，还对另外三个方面产生影响，虽然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利润率，但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原料价格波动直接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原因。而在陈征的著作中也作了类似的概括（第3 卷第78～79 页），是否巧合，不得而知。第二，王珏等人将“原料价格的变动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原因”归纳为四点，而在陈征的著作中也归纳了同样的四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里的第一方面影响讲的是原料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原料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两个原因，而陈征和王珏等人却同样将这两个原因说成是对利润率发生直接影响的两个原因，并且独立出来，和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原料价格变动直接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四个原因。这样的雷同，也是令人生疑的。

如果按上述6个问题这样写下去，看来难以收笔，陈征的这部著作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试再简单举几个例子：

（1）将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等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称之为“产业资本循环的不同阶段”（第3卷第467页），从而将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购买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混为一谈。

（2）在谈到约·斯·穆勒时，陈征称他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穆勒”（第1卷第467页），而马克思认为：“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他是属于“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 ，是“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 。

（3）在《资本论》第2卷第1章第Ⅳ节中，马克思对货币资本总循环的两个流通公式即G—W—G′和G—W…W′—G′进行了比较，而陈征在这里却将货币资本总循环中的一个流通公式G—W—G′和把生产过程也包括在内的货币资本总循环公式 进行比较（第2卷第46页），离开了马克思所要研究的问题。

（4）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陈征认为：“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质上是指生产关系。”（第1卷第7页）照此解释，马克思的上述引语就会变成《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混乱用语。

……

考虑到陈征此书发行量的巨大和对《资本论》教学的重要影响，对它进行全面的研讨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资本论〉年刊》第4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u4mtLnpPtZLOv2uZC4kYy+zTugPIe1nR2VLszo3EgTc8C8NkovRUCmN3oDNPWY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