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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如何正确理解与发挥《资本论》中的理论观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数十年来，我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并于这一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其中包括：
（一）对流行在教科书中许多不符合《资本论》原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试举几例：
（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是生产关系，虽然也有学者提出要研究生产方式，但他们不是将生产方式范畴解释成生产关系再加上生产力，就是将生产方式范畴与生产关系等同。根据《资本论》的阐述，我认为生产方式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独立范畴，对这一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就会引起混乱。例如，谢韬将《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的股份公司形式是对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解释成“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从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为一谈，为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制造理论根据。
（2）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问题，流行的教科书都是用价值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即《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的内容去阐述的，忽略了还应从商品交换内容上即《资本论》第1卷第2章的论述去阐明。第2章中马克思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和重要内容都是在研究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问题时不能忽略的。
（3）什么是商品流通？我国许多教科书都认为商品流通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这是从苏联教科书中抄来的概念，而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从总体上考察的商品交换，他从商品的两个形态变化入手，讲到商品的循环，再讲到商品的流通，这些丰富的内容被许多教科书忽略了。
（4）什么是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于名义工资，虽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认为它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但是由于将货币与它的纸币形式混为一谈，从而将名义工资解释成以纸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而实际工资却被解释为用这一纸币工资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这是离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即离开工资的本质去解释工资了。
（5）将购买阶段称之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生产阶段为第二阶段，销售阶段为第三阶段，这是将货币资本循环和产业资本循环等同起来了；恩格斯已说明了马克思原稿中写的是
，出版时被印刷工人改写，应予以恢复；生产阶段的公式应该是…P…，而不是
′或
。
（6）什么是资本周转？我国许多教科书都将资本周转解释成不间断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我从多方面指出这种解释的错误，并指出这种说法的基本错误在于用资本循环次数的多少来区分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而马克思是用是否从周期性的角度去考察二者的区别。
（7）如何计算年剩余价值率？计算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
，M是年剩余价值总量，v是预付可变资本量，不少教科书通过周转速度加快后增加了M来说明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周转速度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年剩余价值量，在周转速度加快后年剩余价值率会提高，是因为在同样规模企业的条件下，用更少的预付可变资本量可以获得同量的年剩余价值。
（8）斯密教条的错误何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斯密教条的错误仅仅在于它在商品价值中排除了不变资本c。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包括了不变资本c，说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和不变资本c构成，仍然是错误的。首先，资本主义商品价值中包括的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工资。其次，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可分解为c+v+m，而不是由c+v+m构成。
类似上述例子举不胜举，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编写一部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无疑是颇为有益的。
（二）对《资本论》中某些内容更具体地展开，还指出其中个别章节在计算上的误差，对恩格斯补充的个别内容提出了质疑
（1）对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马克思列出了四种情况，对第四种情况，马克思只是说按上述三种情况推算，究竟如何推算却没有具体说明，我将此内容展开，又从第四种情况中分列出6种具体情况。
（2）对《资本论》第2卷第15章论述的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对预付流动资本量及其构成的影响这一内容，我除了用文字和表格说明外，还用图式加以说明；对马克思列出的各种资本周转的表格合并成一个总表；对马克思列表中序数上的误差进行了修正；对有的表格按照新的方法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计算上的误差；补充了马克思的有些例子中未对年产值及年周转额进行的计算。
（3）在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中，对两大部类中的第一部类未作进一步分类，因而未能考察两大部类的具体交换关系。我参考了马克思的手稿，对第一部类作了进一步具体分类，补充了个别分部类，具体考察了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体系，并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4）《资本论》第3卷第4章是由恩格斯补写的，关于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恩格斯通过年剩余价值量的变动来说明，而且预付的资本量包括预付的固定资本量和预付的流动资本量均不因周转速度的变动而变动，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计算结果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出入。由此，我也怀疑在《资本论》第3卷第8章中所说的“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不是马克思原著中所有的。
（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价格的总额和商品价值的总额是相等的，但在《资本论》第3卷第11章的举例中，二者却发生了偏离，在计算上也产生了误差，我发现了这一误差，并重新进行了核算，试图修正这一计算上的误差。
（6）提出在《资本论》第3卷中，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票据贴现性质上的不同观点，马克思认为票据贴现属于贷款的一种形式，而恩格斯认为票据贴现不属于贷款，而只是通常的买和卖或购买商品。
（三）对已出版的《资本论》教材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诸如对生产方式范畴的理解，价值形式的两极对立何时固定下来，工资的变动能否改变商品价值，在信用介入后原有的货币流通次数能否减少，能否将利息说成是借贷资本的价格，两大部类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换的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学术交流、统一认识。
（四）在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与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等著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1）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反对多元化。如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导向资本主义，甚至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它仍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曾指出：“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对西方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是个含糊不清的说法，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否也有什么精华可汲取呢？
（2）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才能进入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最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之后不仅不能直接进入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也不能直接进入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基本任务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而是建立一个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之后，再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不仅马克思所指引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不可逾越，向这个初级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可逾越的。我国要进入这一过渡时期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3）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都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的生产方式，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选择。计划经济是代表更高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由市场经济转为计划经济，而不是相反的路径。人们通常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似乎现阶段的我国市场经济是由人们主观努力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一市场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如果客观上不存在市场经济，人们也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非是使主观上认识客观的存在，按照客观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如果没有这个主观认识，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重大损害。
（4）我国尚未进入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因而也不可能实行在这一阶段才有可能实行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马克思也从未提出过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说法与拉萨尔的“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说法难以划清界限。
（5）关于股份制。我认为：第一，人们讲股份制，主要是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变革我国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使之成为未来向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的过渡点。第二，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这种企业里，生产资料由股东们共同使用，这属于生产方式的范畴，不牵涉所有制的问题。第三，在我国，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股份制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都受到很大限制，但对其消极作用仍不可低估。
（6）不论是实行或放弃金本位制，只有黄金才能成为货币，纸币只能是货币符号或价值符号，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某个国家放弃金本位制而改变。马克思关于只有黄金或白银才能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的论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美国大量发行纸币，使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因此蒙受重大损失，我们应该接受这一教训。
（7）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著作应引起当今人们的重视。对如何解决住宅问题，恩格斯坚决反对工人购买房屋，拥有房屋的个人所有权，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恩格斯并不反对在一定时期内住房是商品，但这种商品只能以租赁的形式出售。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先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接着将原有的或新建的房屋租赁给工人。
（8）何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都是界限含糊不清的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无非是加大财政赤字的政策，赤字如何弥补，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发行纸币，于是又有了配套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超量发行纸币，在以往没有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纸币也是超量发行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以往以“分”甚至“厘”为计价单位的每斤蔬菜涨到现在要以“元”为单位进行计价了。现在再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非就是再加大超量发行纸币的力度，如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是可以预期的。纸币超量发行必将引起纸币的贬值，这就等于用一个看不见的手从老百姓口袋中取钱。情况如果恶化，人们就会向银行挤兑现金，引发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无论是积极或适度宽松的政策，都不具有量的规定性，因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财政赤字究竟积极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积极了，究竟有没有一个限制点？纸币超量发行到什么程度就是不适度的宽松，它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加大财政赤字的政策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强调财政预算上收支平衡的政策是否就是消极的或不积极的财政政策呢？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久，就有个别高等院校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编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学术界中由此逐渐形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他们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突破口，进而否定剩余价值理论，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主张私有化，并在全球化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实行西化，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这个浪潮越演越烈，突出事例是“张五常热”，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并要在马克思棺材上钉钉子的张五常，受到许多高等院校的热捧。高等院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被削弱，甚至被边缘化。
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早在1989年12月香港的一家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路唯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当时对我国内地并未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世界政治气候的变幻和新自由主义遭到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进行的彻底揭露与深刻批判之后，有些人就打着更有欺骗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一）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反对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公开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以及在参加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和学术报告中，有很大篇幅批判了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在我国出现的各种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谬论，如资源贡献价值论、广义价值论、联合劳动价值论、整体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论等，宣扬以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萨伊提出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三位一体公式是由一系列的混乱构成的：第一，混淆了价值的生产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第二，将资本和生产要素混为一谈；第三，混淆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第四，将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资本和一般劳动过程要素中的劳动和土地搅混在一起；第五，混淆了生产和分配，分配形式和分配实体；第六，把成本价格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作用混为一谈；第七，对不同质的物进行量的比较。
在这场论战中，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某些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鼓吹者在否定马克思只是用劳动这唯一因素创造价值观点的同时，却无中生有地肯定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土地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作用。这表明，这些人不仅在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生产理论上是错误的，在肯定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生产观点上也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只说过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什么时候承认过土地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作用”？更没有说过资本也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作用。
（2）萨伊学说的鼓吹者在否定马克思认为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无中生有地肯定马克思承认物化劳动能够转移价值。同上述情况一样，他们对马克思观点的否定是错误的，对马克思的这种肯定也是荒谬可笑的，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到底在说些什么。
劳动既已物化，怎么还能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呢？如果物化劳动能够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这岂不是说，工人生产出一台机器后，这台机器就成为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的永动机了。
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不能增殖，反而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贬值。
无论是创造价值或转移价值都必须是活劳动。但是，创造价值的是活的抽象劳动，转移价值的是活的具体劳动。如果不进行具体区分，说物化劳动转移和创造价值则是错误的，说活劳动转移和创造价值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所谓联合劳动价值论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3）生产价值的劳动的前提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作为商品必须是物质产品，因为商品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不是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但它本身并没有价值，否则就会出现“劳动的价值”这一错误用语。要凝结，就必须物化在一个物质产品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价值，才有商品的存在。认为纯粹服务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甚至唱歌跳舞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则背离了马克思的价值生产理论。
（4）用成本推动来解释在通货膨胀中发生的物价上涨现象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成本推动说的谬误首先在于不懂得区分成本价格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成本价格中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部分，一方面它会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另一方面又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本价格中的工资部分虽然也会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但绝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从而引起价格的上涨。第二，在通货膨胀时出现的物价上涨现象，与其说是由成本推动这种所谓的物价上涨，倒不如说物价上涨推动着成本的上升。第三，在发生通货膨胀时出现的物价上涨和成本上升的现象都是一种假象，因为这是由纸币超量发行引起的，它改变的只是一定量纸币所代表的货币量减少了，即所谓的纸币贬值，丝毫也不能改变商品的价格和商品的成本价格，离开了马克思的价值和货币理论，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的货币数量论。
（二）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私有化
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必然导致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否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言论也日益公开化。
在这一论战中，我涉及的问题有：
（1）资本家是不是剥削者？
广东有位经济学教授写过多篇文章为资本家辩护，否认他们对工人的剥削，说什么“资本的增殖是资本和企业主的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经营管理者，企业主所占有的，不是他人劳动，而是被实现的自身的劳动”。这是将剥削他人的劳动果实当作自己的劳动果实了。
“人力资本”的说法是将劳动力说成是资本，雇佣工人有劳动力，因而也拥有资本，和资本家并无阶级差别，工人同时也是资本家，现在广东这位学者又将资本家说成是劳动者，并且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甚至是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这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人力资本”说的进一步庸俗化。
（2）股份制能否等同于公有制？
我国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将股份制混同于公有制，主张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就认为在股份公司内，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他们认为，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这是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混为一谈的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而且这一扬弃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对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股份制是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3）所谓的“公平分配”能否取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国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提出只要在法律上确保所谓的“公平分配”，就能实现“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这种所谓的公有制被他们称为“间接公有制”。这种“公平分配”的具体内容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只要资本家纳了税，这时，“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在他们看来，即使露宿街头的乞丐，当因受到救济而享受到资本家的一点施舍之后，立即摇身一变，成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并相应地拥有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由此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种认识是多么荒谬！“公平分配”说法的错误在于用法的关系去调节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关系从属于分配关系，而不是相反。
（4）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恢复私有制吗？
我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建立“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所有制，这是把个人所有制和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既可以是“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可以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其他有关著作中都讲明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如果说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重建的问题，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再提出重建私有制，就是要瓦解公有制，实现私有化。
（三）反对以“理论创新”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
当前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是，学术界有些人以“理论创新”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例如，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仅是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应包括资本家的经营管理劳动，并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而了解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这是马歇尔列出除萨伊所说的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个创造价值的要素之外，又将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补充为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从而使价值理论进一步庸俗，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新，既荒谬又可笑。又如，有人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用“整体劳动价值论”重新包装，并自夸这是“一览众山小”的理论创新，我在这里要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在这里，所谓新，几乎总是倒退到已被驳倒的观点上去。”
学术界有人提出要编写一本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这种主张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正如同毛泽东思想离不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离不开邓小平一样，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