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的物价上涨现象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出现物价急剧上涨的现象，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和上一年相比，上涨率的高峰在1980年为6%，1985年为8.8%，1988年为18.5%，1994年21.7%。

产生这种物价上涨现象的直接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纸币的超量发行，和上一年相比，纸币流通量递增率在1980年为29.3%，1984年为49.5%，1988年为46.8%，1993年为35.3%，大大超过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1978年我国纸币流通量总共只有212亿元，到1995年已高达7 885亿元，增长36倍，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长4倍左右。纸币的超量发行即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原来的一元纸币，现在只能当五角钱来用，表现为物价上涨，原来卖一元钱的商品，现在要卖两元钱了。

现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却把这一简单问题弄得十分复杂，把上述物价上涨现象产生的原因说成是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结构失衡、改革牵动、投资过热、销售部门乱抬价等等，使人难以真正认清。

要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价格这一经济范畴展开分析，人们虽然经常谈论价格，但未必能很清楚地认识它。

一、我国物价上涨了吗

这是一个看来十分奇怪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零售物价在1993年上涨了13%，1994年上涨了21.7%，1995年上涨了14.8%，1996年还在继续上涨，难道说我国物价没有上涨吗？

回答这一问题就要从什么是价格谈起。什么是价格？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能回答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什么是货币？货币是由贵金属充当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是商品，不过它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角色的一般商品。

既然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商品价格的变动（涨或落）也就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变动，根据马克思关于相对价值形式量的规定性原理，商品的价格和商品的价值量变动成正比，和货币的价值量变动成反比。又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的原理，商品的价值量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和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商品的价值量就会不断减少，为什么商品价格不会随之下降呢？这是由于与此同时，生产金银货币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货币的价值量也在不断减少。在一般情况下，商品和货币二者的价值量变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商品和货币的价值量大体上按同一比例下降时，商品价格也基本不变。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价格不断上涨甚至猛涨的现象，显然，这种物价上涨现象和价格本身是毫无关系的，正如同人们说日出东海和日落西山一样，是一种错觉。

这种错觉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在金银货币执行流通手段时用纸币代表金银货币执行该职能的情况下产生的，纸币本身并无价值，它所以能够进行流通是因为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时成为转瞬即逝的中介物，人们不关心它的内容，在这一基础上才导致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进行流通，代表金银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纸币成为货币符号，因而也是价格符号。货币符号和货币本身，价格符号和价格本身，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人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把纸币称之为货币，把和商品交换的纸币量称之为价格，反而把真正的金属货币从货币和价格的范畴中清除出去了。

没有价值的纸币（这里撇开纸张的生产和印刷不谈）如何以它的价值尺度计量和表现商品的价值呢？用5元钱购买1件商品，这5元钱又是代表多少价值呢？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既然不能表现出商品的价值，纸币又怎么能成为货币，和商品相交换的纸币量又怎么能成为商品的价格呢？

把用纸币表现的商品价格和商品价格本身混为一谈还会导致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商品的价格不是或不仅仅是由商品的价值量决定，而是由纸币的发行量决定，由政府决策人的意志决定，由印钞机决定。这种观点如何和资产阶级的货币数量论划清界限呢？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就认为：“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

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在纸币执行流通手段后，货币流通规律被颠倒地表现出来，在货币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着金属货币的数量，而在纸币流通中，表现为进入流通的纸币的数量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对此，马克思指出：“由此就可以知道，那些片面地根据强制通用的纸币流通来研究货币流通现象的观察家为什么必定会对货币流通的一切内在规律发生误解。实际上，这些规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且消失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不少经济学家至今仍处在这种颠倒状态之中。

纸币的过量发行并不能改变商品的价格，改变的只是纸币所代表的货币量，不应把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混为一谈。由纸币贬值引起的所谓物价上涨和真正的价格变动是毫无关系的，即使在真实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只要纸币贬值，用纸币表现的价格也会上涨。

纸币是货币符号或价格符号，由于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纸币同时也是价值符号，不过，纸币是货币的直接符号，是商品价值的间接符号。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纸币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却不表现为货币的符号，马克思指出：“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这个表面现象是虚假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 把货币和货币符号、价格和价格符号混为一谈，正是接受了这种表面现象，把纸币看作是商品价值的直接符号了。

为什么说，把纸币看成是商品价值的直接符号是错误的呢？

第一，商品价值是以劳动小时计量的，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市场中通过千万次商品交换而自发确定的，因而人们不可能直接对商品的价值计量，商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另外一种或多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在货币产生之后，商品的价值通过金属货币的自然形态表现出来，用金属货币的重量将商品价值量相对地表现出来，作为没有价值的纸币，更不可能直接表现商品的价值。

第二，商品价值如能通过纸币直接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货币的自然形态相对地表现出来，这无疑是既否定了商品的等价形式，也否定了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从而否定了价值形式，否定了作为价值形式符号的纸币。

第三，纸币如果是商品价值的直接符号，直接表现商品的价值，那么就难以解释，在商品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趋向下降时，用纸币表现出来的价格为什么却趋向上升呢？

在货币问题上的种种混乱，归根结底，是离开了商品交换的历史过程，离开了价值形式的发展，只从现实生活中的纸币本身进行孤立的研究，忽视了马克思在货币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货币符号和货币自身、价格符号和价格自身是两回事，因而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也完全是两回事，通货膨胀会引起纸币贬值，而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决定的，不是由纸币的数量决定的，在通货膨胀时，即使真正的价格在下降也会表现为物价上涨，但这只是一种假象。

这里我并不是主张当别人在议论物价上涨时，你一定要说是纸币发生贬值，作为一种流行的生活语言，是不可能拒不采用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物价是不科学的生活用语，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再向群众进行正确的宣传。

二、评所谓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

当我们学习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之后，也就懂得区分纸币贬值与物价上涨，从而也会懂得我国物价上涨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纸币的超量发行引起纸币贬值。纸币并没有价值，所谓纸币贬值指的是它所直接代表的金量或间接代表的商品价值量减少了。而我国学术界对纸币的超量发行这一直接原因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却另外罗列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原因，将简单原因复杂化，掩盖了它的直接原因，将应由纸币发行部门担负的责任推到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推到无辜的受通货膨胀损害的广大职工身上。因篇幅所限，我这里不打算全面评述这些观点，只就所谓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这两种流行说法谈谈自己的认识，有不妥之处，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所谓成本推动是说我国物价上涨现象是由于成本推动造成的，原材料价格提高了，运输费用涨价了，工资增加了，商品价格也就随之提高。

成本推动说的谬误首先在于不懂得区分成本价格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形成中的不同情况，成本价格中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部分，一方面它会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另一方面它又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本价格中的工资部分虽然也会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但“决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 。价值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工资是对已创造的价值进行的分配，工资的增加只能引起利润的减少，而不会带来价值的增加，对这一点，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都懂得，他说：“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实际情况往往相反，工资高的工人生产价格低的商品，工资低的工人反而生产价格高的商品，马克思指出：“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说来，高价的劳动生产低价的商品，而低价的劳动生产高价的商品。当然，这种现象不能证明一种场合下的高价劳动和另一种场合下的低价劳动各自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的结果的原因，但总能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之后，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工资的上涨会引起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升，但与此同时，又会引起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数字作了具体运算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平均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和产品的价值相等，所以一切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额也保持不变，和总资本所生产的价值的总额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对总资本来说，会平均化为社会平均资本的水平。”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工资的提高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这是蒲鲁东、韦斯顿、杜林等人提出来的错误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都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透彻的分析与批驳。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错误观点不仅在我国学术界继续存在，而且还颇为流行。

我们还应注意到，对于由纸币表现出来的物价上涨现象，要作具体分析，它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上涨，这当然要从价格的变动上找原因，但也可能是价格并未上涨，而是纸币超量发行带来的物价上涨的假象，对这种物价上涨的现象，只能用纸币超量发行引起的纸币所象征性地代表货币金量的减少来说明，而不能用成本上升来说明，既不能用工资的增加来说明，也不能用生产资料的涨价来说明，这种物价上涨是由通货膨胀推动而不是成本上升推动的。

在发生通货膨胀时，工资的增长往往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在通货膨胀中，工资实际上是减少了，成本推动说却认为工资增加太快，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成本上升不仅不能说明我国的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现象，相反，成本的上升倒是要用纸币的贬值和物价上涨的现象来说明。成本价格中的生产资料费用为什么增加了，工资为什么上升了，这都是由于纸币贬值了，换取同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支付更多的纸币。可见，不是成本在推动着这种物价上涨，而是这种物价上涨在推动着成本，成本推动说显然把这种因果关系颠倒了。

实际上，成本推动说所谓的成本上升也是一种假象，撇开货币价值变动和供求关系的因素，成本价格所表现的是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价值，仅仅的纸币贬值并不能改变商品的成本价格，尽管成本价格表现由10 元上升到15 元，实际的成本价格却可能是下降了。

所谓需求拉动是说我国物价上涨的现象是由对商品的需求量超过商品的供应量引起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供求关系的变动确实会直接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动，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的现象。

第一，我国出现的物价上涨只是假象，实际上是纸币贬值，由纸币的超量发行引起，是纸币多了，而不是价格高了。需求（在需求与价格的关系中，需求始终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能影响商品的价格，而不能影响纸币的贬值。

第二，由于通货膨胀拉动起来的所谓需求只是一种假象，投放市场中的纸币量增加了，不等于说需求量也增加了，超量发行的纸币丝毫也不能增加更多的需求量。当纸币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 时，工人的月工资即使由500 元增加到1 000 元，购买力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如果说纸币的超量发行能够拉动需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纸币的超量发行同样能够拉动供应，供应给工人的同量商品，原来值500 元，现在值1 000 元，供求平衡如何会使价格上涨呢？可见，通货膨胀拉动的需求是一种假象，需求拉动的价格也是假象。

第三，供求关系是互相转化的，一段时间的供不应求，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过一段时间的供过于求，又会使商品价格下跌，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商品价格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而我国所谓的物价表现出来的却是，不论供求关系如何，价格表现总是不断上涨，看不出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任何约束作用。显然，用供求关系是无法解释我国物价不断上涨现象的。

第四，代表现实需求的购买力，无论供求关系如何，都不会使商品价格全面上涨或全面下跌。因为在某些商品上支付多了，造成这些商品供不应求，从而使价格上涨，必然在另一些商品上支付少，造成另一些商品供大于求，从而使价格下跌，价格总水平不因需求变化而变化。因此，用需求拉动是解释不了我国这种所谓的价格总水平上升现象的。

三、是放开纸币发行限制物价上涨，还是控制纸币发行放开物价

由于纸币超量发行引发物价迅速上涨的现象之后，对症下药的办法就是严格控制纸币的发行，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使已超量发行的货币在流通中被消化吸收之后，即涨价完全到位之后，重新恢复平静，而不是一方面继续放开纸币发行，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政府的权利，限制物价上涨。

当纸币超量发行之后，凭借政府的权利使纸币不贬值是不可能的，如同大坝决堤之后要水不外流是不可能的一样。马克思指出：“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币投入流通，可是国家的控制同这个机械行为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旦进入流通，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 从表面上看，国家似乎具有点纸成金驾驭物价的能力。实际上，只是将一部分通货膨胀隐藏起来，以另一种形式表现，这种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也难以持久，所以，马克思说：“国家的这种权利纯粹是假象。” 我国在每次发生通货膨胀之后，各地都要进行物价大检查，但收效甚微，原因也就在此。

1995年，物价涨幅从1994年的21.7%，回落到14.8%，1996年还将进一步回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它绝不是控制物价的成果。超量发行的纸币一旦进入流通，必然会发生贬值，任何人、任何权威机关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纸币的贬值一旦到位，也就自然止步，如同决堤后的水库，水一旦流尽，无须人们控制，也会自然停止流动。马克思说：“不论多少纸币都可以被流通过程所吸收，可以说被消化掉，因为，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说的是物价涨幅回落而不是物价回落，物价还在继续上涨，并在高位上运行，我们所列的物价指数只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未提及涨幅更高的服务价格，而在生活品消费中，经常消费的农副产品的价格涨幅更是难以承受。我们公布的物价指数只表现公开的通货膨胀，而不反映隐蔽的通货膨胀，因此，实际情况会更严重。我们在进行物价比较时，往往用环比指数而忽略定基指数，由于基础不同，同样的百分比，包含的绝对值是大不一样的，100元的火车票涨一倍是200元，再涨一倍就变成400元了。

今后的物价涨幅即使回落到零，也只是说物价不再继续上涨了，而不是回落到未涨时的水平。当超量发行的纸币贬值到位而不再继续贬值，如同已着火的房屋被烧成灰烬之后不再继续燃烧一样，损耗是无法弥补的。

在纸币超量发行的基础上，企图通过人为压低成本的办法阻止物价的上涨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因而也是难以奏效的。我国成本价格表现的上升是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表现的上升造成的，不首先降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成本就是一句空话。

要使我国物价的涨幅不断回落，首要的措施就是控制纸币的发行，使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在这一基础上放开物价只能使价格结构趋于合理，而不会出现物价全面上涨现象。放开物价不等于放任自流，必要的管理仍是不可缺少的。

为什么我国经常超量发行纸币，甚至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发行浪潮，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决策部门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自然资源也比较匮乏，在这种基础上片面追求高速度，只能是高投入、低产出，产品技术含量低，追求产量产值，忽视经济效益，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由于缺乏资金，要高投入就需要大量发行纸币。靠发行纸币来解决建设资金的不足，这是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受通货膨胀有益谬论的影响。通过印刷机印制大量纸币来解决资金的不足，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纸币不过是国家强制人们接受的货币符号或价值符号，通过向流通中投放大量纸币来解决资金不足，实质上是向没有多少承受力的人民群众开征一种新的税收，不仅使现有的工资贬值，也使人民大众几十年来为了养老防病而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血汗钱遭到侵蚀，因而缺乏安定感，这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挫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社会的稳定。通过大量印发纸币的办法进行高投入，追求高速度，其结果往往与主观愿望相反。国家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不得不采取财政补贴，保值储蓄、限制物价，最终不得不紧缩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使国民经济发生动荡、商品比价复归。现在仍有人鼓吹我国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首要任务是放松银根，铺摊子，向企业注入资金，使工人能充分就业。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最终将使失业问题进一步严重。

第三，对纸币的发行缺少约束和监督的机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年月中，纸币都是超量发行，从相对量上看，纸币投放增速最快的是1984年，递增了49.5%，而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5.2%，纸币投入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两倍多。从绝对量上看，纸币增加最多的是1993年，共计1 528.7亿元，在增速上超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如此大量的纸币轻易从银行涌入市场，看来是和缺少约束机制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工农业各项生产的发展指标，唯独缺少纸币发行量的指标，对纸币的发行，列入保密范围，事先不报告，事后不公布，对之进行约束和监督就无从谈起，近些年来也只停留在对既成事实数字的公布上。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避免今后再次出现新的通货膨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少铺摊子，以改造现有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主，提高技术，改进管理，加强领导班子，对产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是基础，工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及其邮电业）是主导，在现阶段，我国仍应以发展物质部门生产为主，片面强调尤其是不加分析地强调发展五花八门的所谓第三产业是不恰当的。

在转变增长方式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变粗放型为集约型不等于说停止发展甚至取消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存在着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或混合性的企业，这一经验值得吸取。珍惜资源，尤其是难以再生的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国应发展原材料消耗（包括能源消耗）少、深加工、污染轻的产业，防止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采，防止边生产边污染大气和水资源，甚至直接生产受严重污染的农副产品和其他各种饮食品，杜绝从境外引进污染性较重的生产企业和洋垃圾。

我相信只要做到以上所说的各点，发行纸币的闸门就会受到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不会再发生，出现的将是国泰民安，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局面。

（《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FQZ3BbyGW1ckWl/SlM/bGiL4kXht+rYwMU2UhqRlO0EyDkGB9btCwKlOQvrKmY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