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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华人身份问题的争议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人身份指称的变化，包括从华侨、华人、华族、华裔到新华人的指称变化；二是华人身份的发生领域，包括文化适应、政治认同、华人资本的种族性和族群关系等方面；三是华人身份特性的变化，包括从实质意义上的华商、华工到非本质层面上的可商议性、离散性、空洞性的转移。从身份问题现象的产生，到出现身份问题领域，再到该身份问题领域的深度分化，一直到现在出现的新华人的离散化现象，华人的身份历程是一个有着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华人身份问题的历史特征，因其复杂性而在学术界引起了持久的争议，产生了华人的身份问题研究领域。在世界各地区的华人中，东南亚华人由于其历史特征而具有时间形态上的完备性，一直是学术界调查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王赓武始终在关注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的演化，具有在场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并参与了东南亚华人身份事件的各个历史阶段，是对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赓武的华人研究文献具有本位上的标本材料的性质，因此本书以王赓武的这些研究文献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对照，来探讨东南亚华人的身份问题领域。综合学术界一些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该问题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以下三个问题：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东南亚华人身份有哪些争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议？这三个问题分别分布在华人身份问题领域的产生部分、构成部分和解释部分。
关于华人身份问题的出现，根据王赓武的观点，在 1950年以前，华人从未有过身份认同这一概念，而只有华人属性的概念，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认同和历史认同两个方面。自 20世纪 50年代起，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为肇始，学术界开始出现关于华人身份问题的研究文献，这些身份问题包括 50年代和 60年代的国家（当地）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乡社认同（community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以及 70年代的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和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80年代以后，东南亚华人倾向于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针对这一新现象，王赓武提出“规范”（normative identity）的观点来分析华人认同的多重变项，这些规范是华人自我意识的理想标准与在他者的环境中所必须接受的标准，具体包括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四个范畴的规范。这些范畴的设立，是为了通过考察华人对规范作出的反应并予以认同的各种变化，来探讨华人身份问题。
认同的这种多重、多元选择性，其核心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及族群定位；而多重认同理论则是基于在新的国民身份下的族群关系调和与经济定位。关于认同的文化分割理论，是对全球化作出的一种回应。
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的出现，其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华人面临的政治认同难题与居住国的同化政策。王赓武描述了东南亚华人面临的这种历史难题：原本固着于土地的中国人，到海外寻找生存资源，在东南亚流寓、侨居、定居的历史已有 2 000 多年；华人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在世界层面上寻求一种可选择的新的独立或者自足（autono-my）身份来实现归化或者同化。华人的这种同化体现在三个主题上：一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二是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与离散意识，三是保持族群文化与同化的紧张关系。这三个主题构成了一个可以追述东南亚华人历史流动性的广阔视角。
东南亚华人应如何应对自身身份面临的这种同化压力？王赓武认为，东南亚华人或者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大问题领域，即今天的海外华人认同哪段历史为自身的历史，以及能否抛弃既有历史重新谱写自身的历史。海外华人保持自己的未来和历史相联系的路径有四种可供选择的观点：一是复述被广泛认可、接受的史实，确认自身既有的、已知的族群历史，尽可能地回溯这段历史；二是海外华人与拥有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居住国国民一起重新诠释、塑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三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海外华人跨越各自国界认同一种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历史；四是在现代教育与科技条件可能的选择下，海外华人以更具包容性的方法编写各自的历史。而后两种是在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社会里超越种族和国家角色来寻求历史根源的路径。
从上述对王赓武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身份这个属性是由一系列认同过程来完成的；华人身份的时间起点是在 20世纪 50年代；身份问题的内核包括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多重认同；身份问题的政治后果是同化、多元化政策；华人自身需要既能从历史出发，又能书写、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这样才能解决身份认同这个历史难题。东南亚华人的身份问题自产生以来，在不同的发生领域继续深化，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关于华人身份问题，华人学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华人身份指称的变化，即从华侨、华人、华裔、华族到新华人的变化；二是华人身份的几个发生领域，即从文化领域的适应现象、政治领域的认同现象、经济领域的华人资本的种族性现象到种族领域的族群关系现象；三是华人身份的特性变化，即从实质意义上的华商、华工身份到非本质层面上的可商议性、离散性、空洞性特征的变化。华人身份问题的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华人问题领域的主干部分。
王赓武认为，“华侨”一词历史简短，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华侨概念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1911年后普遍使用，“二战”后东南亚地区不再使用，使用范围缩小为限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民。1950年后中国使用华侨概念时，与华人概念相对照使用。华侨，指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指祖籍在中国的外国公民。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一词已被普遍地抛弃不用，东南亚地区的当地华人称自己为“华人”、“华裔”（中国人的后代），或者称作中国血统的泰国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和马来西亚人。
“华族”一词，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已被普遍使用，指华人种族或者华人少数族裔
，是“华侨”一词逐渐淡出东南亚地区历史舞台后的替代品之一。
王赓武通过考察自 1800年以来的近代移民历史，认为华人移民史可以分为在时间上有一定交错的四种形态：在 19世纪 50年代以前仅有的华商形态、在 19世纪下半叶到 20世纪 20年代起过渡性作用的华工形态、1900年以后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华侨形态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延伸着的、代表一种新形态的华裔形态。其中，所谓华裔，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主要是指各种华人的后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华人社会和文化。
华人与东南亚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通过与东南亚史相比较，王赓武认为，东南亚华人史又可以作如下区分：19世纪以前为唐人时代，即闽粤人、唐人流寓的时代；19世纪为华人时代（包括华民、华工与华商的时代），即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早期扩张的时代；1903—1955年为华侨时代，即东南亚被帝国主义全面控制的时代；1955年以后为新华人时代，即东南亚各国独立自主的时代。
关于新华人，王赓武认为，作为一类移民，新华人地位的上升既体现在新华人自身的结构性因素方面，也体现在新华人公民形态的完善性方面。
东南亚华人指称的变化过程，不但是一种表层形态的符号转换过程，也构成了一种深层形态的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不但构成了一部华人移民史，同时也是世界史、东南亚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华人指称，既是华人身份问题的指标性成分之一，也是华人研究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
华人身份问题不只体现在华人指称符号的转换上，也体现在华人身份的各个发生领域中。在论及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时，王赓武建立了四个范畴的规范来测量认同的程度，再通过这种认同程度来确定华人身份这个属性。这四个测量认同的范畴构成了对应的四个华人身份的发生领域。自然范畴，即族群领域；政治范畴，即政治领域；经济范畴，即经济领域；文化范畴，即文化领域。
（1）族群领域。在东南亚地区，自华侨概念产生空洞化现象，并逐渐淡出学术界视野以后，“华侨”演化为“华人”，于是产生了“华人少数民族”或者“华人少数族裔”，即华族、华裔概念。与此同时，种族层面上的族群关系也就产生了。王赓武认为，在族群关系上，华族通过血统、生活方式来保持认同；在华族社会内部，华人又根据出生地、方言来划分为不同的次集团。另外，教育背景、商业社团、政治派别、同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华人社会内部出现次集团多样化的原因。华人少数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华人和当地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文化和种族的不同又扩大了这种经济上的差别；与此相比，种族、宗教、文化的差异退居其次。
华人少数民族问题的外部原因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
曾少聪用“分群结构法”把华人族群根据方言、出生地分为祖籍社群和方言社群；在族群关系上，则采用民族认同与人种认同相结合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2）政治领域。华人身份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是关于政治认同的问题。华人政治，核心是种族社会政治或者如何处理这种种族政治问题。东南亚国家独立以后，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强迫同化政策，使华人实现了去中国化，建立了华人的“东南亚倾向”，这种“东南亚化”和“本土化”运动产生了严重的种族政治层面上的华人问题。随着民主进程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东南亚国家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抛弃同化政策，实行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多元化政策，于是华人政治开始从一种种族层面上的空白政治转向一种现代文明社会层面上的民主政治。关于华人社会内部政治方面，王赓武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政治，按华人与中国政治的联系度或者华人与居住国政治的联系度把华人分为三个政治集团：与中国保持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甲集团；关注贸易、社会团体和间接政治的乙集团；与当地社会保持同一化行动的丙集团。王赓武认为，华人政治的未来取决于东南亚环境中华人政治的性质，取决于华人各个政治集团能否拥有共同的政治思想，也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居住国共同创造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政治体制。
曹云华认为，东南亚华人是否能够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一权益置于优先地位，以及华人是否达到了马克斯·韦伯所制定的这个政治标准，是衡量东南亚华人是否具备一种政治成熟性的标尺。
（3）经济领域。华人身份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华人被称为华工、华商；资本被种族化以后，变成了具有种族性的资本，被称为华人资本。华人资本在东南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根基，其以海外华商网络的形式生存，经历了 19世纪中叶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与西人主导的贸易体系相结合的时期
，以及东南亚地区各国独立以后逐渐形成的世界华商网络时期
。王赓武认为，东南亚华人资本对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发展具有双赢的性质，体现在其不但是所在国的可贵资产，也借助于区域性甚至是世界性贸易网络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均具有一定的增益作用。
华人资本的去种族化的理性回归、虚拟化功能的想象、规划的辩证化实现也构成了华人研究的一个课题。
（4）文化领域。“华人”的“华”，是一种种族符号、文化符号，是一种含有传统历史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意义体系，也是华人身份问题领域在基本层面上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曹云华认为，东南亚华人置身于一种异质文化环境中，容易发生文化接触，产生文化适应现象。由于东南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带，所以适应结果呈现了本土化、新生化、混合化、西方化的特点。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动态过程，其按照程度可以划分为容忍与接受（包括语言、生活方式、族群关系三个方面的初级阶段）、认同与融合（包括政治认同、族际通婚、宗教信仰三个方面的高级阶段）。最终，文化适应成为一种扬弃过程，并产生东南亚华人新文化模式。
华人身份问题领域，从华人指称符号的表层变化，到实质意义上的发生领域的具体化，再到非本质层面的特性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不断滑动的过程。这一滑动的深层基础是华人史的变化过程。关于华人身份特性的变化，学术界争议性较大的话题有华人的可商议性身份、离散化族裔身份以及华侨身份旧有概念的空洞化现象。
（1）可商议性身份。迈克尔·雅各布森（Michael Jacobsen）详细考证了学术界关于华人的可商议性身份的争议性观点。东南亚华人的可商议性身份，是指构成华人身份的各个成分，可以与居住国的非华人族群进行商议，形成具有独特性、地方性而不是跨国性的族裔身份。一般认为常规的移民社群具有由移民、居住国、祖籍国三个部分组成的三角结构，而可商议性身份的观点导致三角结构论的解释失效，因此“祖国”变得多余。雅各布森对这一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落地生根的四海为家者”的概念可以兼顾华人移民地方性和跨国性两个方面，更具解释功能。同时，雅各布森谨慎地剖析了关于华人身份的一些争议性观点：东南亚华人遭受到各种排外（othering）运动是由于华人资本扩张被认为是政治性的种族化资本的不合理流动，这种流动受制于华人血缘关系、语系归属和哲学信仰；身份的产生与经济和社会势力的产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种族身份成为一种可商议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跨国性、地区性的华商网络生产、扩散。雅各布森评析了舒瓦尔（J.Shuval）的观点，认为移民社群是一种含有虚拟的想象和真实的建构两种成分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保持一种共同身份，具有抵抗同化、边缘化的工具性功能。
他也评析了洪宜安（Ien Ang）的观点，认为移民社群和网络造成了身份的悬而未决、保护性分裂和认同，从而产生归属性身份和获得性身份。归属性身份由于运用了差异化的政治策略最终成了一种象征性资本和商业工具，获得性身份则由于推行同化和多元政策而成了一种政治和社会工具，由此可见，身份产生于差异，取决于对种族特性与文化适用性进行的政治选择。
他还评析了秦艾伦（Allen Chun）的观点，认为东南亚华人作为公民日益认同于居住国的倾向是一种在政治上脱离文化中心的行为，说明华人日益接受本土化的价值观，也说明华人身份地位的传统范围、界限以及境况都发生了变化。
在进行了上述审慎分析的基础上，雅各布森最后认为，华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可设定性、可商议性与可改变性具有地方化、跨国化两个层面的适应性，使其能够满足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和相互关联度紧密化的世界所提出的条件。
（2）离散化族裔身份。王赓武一直比较谨慎地使用离散概念来描述华人，因为华人的情感取向集中于一个始终真实存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上，与犹太人情感中的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一个“历史上的祖国”有很大区别。华人在东南亚的历史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化进程，华人是经济活动、贸易的散居者。从 1980年代中叶起，中国经济体向海外华人开放，产生了新一轮的华侨综合征，这个症状首先与作为经济活动、贸易散居者的海外华人相联系，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潜在修正主义者的关注。对于海外研究者开始接受并使用“离散的华人社群”这样的概念，王赓武认为，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这个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华人的多样性事实了。对一个条件变化了的名称，确定其含义范围，需要谨慎和开放的思维。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没有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华人散居者。
可见，“离散”概念的演化经历了语言系、人种系、时空经验的转换，该概念用于指代华人身份时，更多的是一种状态描述，脱离了该概念的原始心理或者情感指向。
（3）空洞化的华侨概念。由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华侨的历史断层现象，东南亚地区很少再使用“华侨”这个名称，这直接导致了华侨概念的空洞化。中国经济体系开放以后，华人开始在全球层面上流动，新华人概念被生产出来。国外学术界开始把全球化中的新华人移民社区称为离散社区，新华人也被称为离散族裔。从实质意义上的华商、华工转化到非本质意义上的可商议性的华族、空洞性的华侨、离散性的新华人的语言论述，是一种原有概念的空洞化现象。这种概念体系的空洞产生以后，学术界不断推出新的概念来修正，以更新失效的旧有体系。这种空洞化、修正化的现象呈现一种循环上升状态，以追逐华人现象的演化进程，这个过程也符合概念体系演化所经常遵循的一般路径。
自华人身份问题产生以后，学术界针对华人身份指称变化、发生领域的各种身份事件与华人身份特性的争议性的解释形成了华人身份问题领域的解释部分，也包括对华人个体经历的描述性说明与总体性的宏观叙事。其中有两条清晰的关系线索贯穿于这些解释之中，一是移民与主权的关系；二是移民与全球化的关系。
移民的主权化过程，是指主权国家对移民的权力管理，具体体现在对移入民与移出民的管理政策上。主权国家的这种管理移民的权力，可以控制国家人口的比例、设置种族的主体性、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以及进行资源的种族和社会配置。主权国家对身份问题的意识形态政策工具理论是同化论、多元论或者其他政策工具理论的创新。东南亚华人的主权化过程，同时也是其身份起点，即 20世纪 50年代主权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独立以后的时期。李安山认为，华人的认定有两条主要标准，一是客体认同，二是主观认同。
客体认同在政治上的体现是同化、多元政策，这是一个华人身份的主权化过程。骆莉论述了泰勒（Charles Taylor）、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论点：东南亚华人在由自然集合体的初级性认同向民族共同体的公民性认同的转化过程中产生了以下问题：主观认同与客体承认；“承认的政治”与对话的公共交往领域；族群协商机制与社会调和机制。
客体承认上升为承认的政治，从政治层面的同化政策又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族群协商和社会调和机制，这个过程是东南亚华人的一个主权化过程；而移民的去主权化过程是指移民具有流动性、跨国性、网络化、去领土性、去主权性的特征。因此，移民不但生产一种全球史和普遍人类史，也生产一种全球空间关系。
廖赤阳、刘宏考证分析了关于这种主权化与去主权化过程的华人研究：关于主权化的研究，是华人研究的大范式，指主权国家建立、发展与逐渐式微的历史阶段，国家与民族构成了历史建构的基本单元，这些基本单元之和构成世界史框架。华人研究是在国史框架下的学科建构，按照研究对象划分，以特定国家为圆心而构成多层次同心圆，圆心内是华侨（制度范畴），圆周是华人（文化范畴），圆周外部是华裔（自然范畴）；按照横向空间分布划分，华人研究以国别为基干，统合为某一区域华人史，以至于世界华人通史，向下衍生细分为专题研究；按照纵向的时序结构划分，华人史的国家史观分期将 20世纪 40年代后期至 50年代作为分水岭，分为华侨时代、华人时代。但是，从主权化和去主权化的过程或者从国家与网络的历史关系来看，华人史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亚洲传统贸易时期、东方体系与西人体系时期、国家建立与经济种族主义时期、华人国际化与全球化时期，这四个时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圆弧。关于去主权化研究，廖赤阳、刘宏认为，20世纪华人研究问题意识的焦点集中于华人经济与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华人研究的这两个焦点问题，历史性地表现为地域网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话，本书认为，这实质上也是去主权化与主权化的对话。历史上的华人经济活动表现为地域、网络、跨国等基本特征，对以陆域为中心的垂直统治秩序是一种潜在的挑战。本书认为，这是华人网络去主权化的一种形式。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主权化的问题，随着民族国家形成及依照西方国际体系原理的外交交涉过程而成为华人身份问题。
关于移民与全球化的关系，王赓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移民研究不只是一种历史性研究，移民也产生一种全球空间关系；人类一般把地域作为确定其认同归属的对象，地理在人类流动过程中具有重要性；传统的移民研究在总体上被置于地方史、国别史、地区史的框架之下，被置于国际性历史甚至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这是一种地理空间中的政治。相比较而言，世界的全球化关注的是一种拓展了的空间，而这种全球史关注的不是传统世界史关注的各种政治实体的事件，而是探察更小群体之间细小关系的视界。现代交通、通信和教育可以提供条件使人类在个体意义上实现多次定居和迁徙，并使这种移居产生合法性和成为惯例，也使移民群体自主性和个体的权利获得一种事实上与法理上的承认。全球性移民产生了一种关于地理空间的更抽象的认识，其重点由领土和历史的空间变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细微差别及相互关系，在这一点上，移民的流动趋势和格局有助于界定全球历史。全球化的技术手段催生了一种新移民，其流动跨越所有边界而产生的非正式联系改变了移民的全球性质。王赓武又分析了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华人网络的历史作用：历史上东南亚地区人员流动活跃，东南亚侨居的华人以高度特殊化的家族体制和宗族性的村落构成了华人社会小群体的自主性特点，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空间纽带对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华人后裔进行贸易具有价值，贸易把各个世界中心和边缘连接起来，商品、宗教、移民在这个平台上流动起来。移民及其社群具有自由保持远距离的非正式联系的能力，这是全球化给移民提供的物质条件支持，使得移民群体和个体也获得了一种全球性身份。
可见，关于全球化与移民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为移民研究提供了一个视界，在这个视界内，不再仅仅是政治实体进入传统的世界历史范畴，而是自由流动的更加细小的群体和个体也进入全球历史范畴，并且成为全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移民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地方化、地区化、全球化的过程。由于全球化给移民提供了观念体系、可供选择的私人空间、自由流动的权利以及可供支持的现代物质条件，移民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权利，即全球性身份。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人身份自从形成以后，身份维度不断增加，身份发生领域不断扩展，自然、文化、经济、制度四个身份范畴的内部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认同目标与认同策略也在不断变化，形成了一个完全形态的身份认同过程。学术界通过对这个身份过程进行严谨观察和深入阐释，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领域。在这个身份问题领域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正在出现或者等待挖掘。其中，在王赓武考察东南亚华人身份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问题：现代国家及其防御性结构是移民的敌人吗？移民及其“敌人”在一种新的全球化历史形态中具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可见，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领域是一个开放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