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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典翻译理论鉴赏
现在，各种翻译书里对翻译标准的议论很多。本书不想多谈翻译标准，只想根据本书编写的教学目的、目标角度，从英语专业毕业生初出茅庐而投身职场，而须展望翻译这个大事业的宏伟蓝图，不能孤陋寡闻，使自己具有远大胸怀又敢于追求事业成功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作品应有的标准以及如何达到这些标准的问题。
从事翻译事业的人，从我国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起，已是成千上万的了，到了近代更是不计其数。但一提翻译标准，译界同仁，无论大师还是从众，都不约而同地首先提到的就是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重提严老夫子，理由有三：第一，严复先生对翻译事业本身，确实在近代起了开创的作用。人们一提起严复，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其实还应当了解一下他的三字标准是如何提出的。这里兹分四层说明：
首先，说严复选书、译书的经历。严老先生选择原书进行翻译，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当时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科学先进，船坚炮利；且他自己又是海军人才，他不介绍造船制炮的技艺和其他格物致知之书，乃因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根本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是学术思想。其次，如严复所说：“……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观察，也是他之所以要介绍两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其次，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在《天演论》例言中发表至今脍炙人口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原文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再次，他的这三字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了这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不免受他这三个标准的影响甚至支配。
最后，严复的译文很尔雅，有文学价值，这是公认无异议的。
蔡元培先生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稍嫌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见《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第1页）
胡适先生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第56页）前段说严译达，后段说严译雅。
至于说严译三善皆备者，也有人。胡先骕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达雅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希望青年同行了解“信、达、雅”三字标准的来龙去脉及其发端者严复先生自己又是如何以身践行这三条标准的。在他那个年代，严复先生“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有所贡献的出发点。
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研究的历史多则数千年，少则一个多世纪。各派观点虽不尽一，但更多的学者主张实事求是，从高标准、严要求灵活探讨为好。如已故近代学者穆木天先生所言：“理想的翻译，应该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译有其存在的必要。”
回应穆木天，鲁迅说：“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是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对于穆木天教授所说的“直接译是一劳永逸的，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鲁迅先生的回应是：“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绝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绝不能永久地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鲁迅先生与穆木天先生对于是从原著的原文翻译还是从原著已有的一种译文语言重译的争论，以及他们对于己经有了一种译本的书还要不要再复译的争论，具体观点姑且不论，两位先哲的议论至少说明其背后的喻指，就是标准的翻译译本，或者说更高质量的译本，或者说达到了“翻译标准的译本”，不是抽象的、高不可攀的，而是一种相对的“好译本”罢了。
本书仅引证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庄绎传先生和宋天锡先生分别对“翻译标准”的见解。庄绎传先生在他的《翻译漫谈》中说道：“1980年代出版了张培基等四位学者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作者在‘翻译的标准’一节中写道：我们主张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四个字。”“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通顺，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1983年国家出版了吕瑞昌等五位学者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其中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与第一本书是一致的。书中写道：“我们不妨用‘信、顺’两字来概括我们今天汉英翻译的标准。所谓‘信’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感情、风格等，即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于译文中，对原文内容尽可能不增不减。所谓‘顺’，是指用词正确得体，行文流畅通顺，符合英语习惯；避免逐字死译、生搬硬套，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本也能被看懂。”这两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通用教材，一本讲英译汉，一本讲汉译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我国高校被广泛使用。
庄先生说：“我基本上同意这两本书关于翻译标准的提法，但我不赞成把风格放在‘忠实’里面来谈。我们不必因为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谈翻译标准就一定要谈风格。因为风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把原文的风格完全翻译过来，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说风格就完全不能翻。译者只能尽力而为。译文的风格除了包含一部分原文的风格，必然还包含其他因素。而且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对风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英译汉还比较好办，汉译英就更难把握了。”
近年来，《翻译新概念：英汉互译实用教程》成了一本翻译畅销书。该书作者宋天锡先生在书中对翻译标准作了新的归纳。他将翻译的标准分为共核标准和个性标准。所谓共核标准，即各种问题进行转译时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合格的译文应达到：“信息传真” （facsimile information）、“风格再现”（reincarna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表达透明”（transparent version）、“句法归化”（in conformity with the syntax of the target language），这四项加起来，就是代表共核标准的十六字方针。所谓个性标准，作者认为，像“文学类文本翻译，作者本身自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至于“非文学类文本翻译”，如社科类、科技类、商贸与军事类、社交应用文体，其翻译标准都应有所区别。如科技类翻译，应突出信息准确，术语规范。商贸与军事类，译文重在严谨。社科类（政治、哲学、经济、传媒、法律、旅游、外交），译文务求信息传达准确，译文语言平实。作者对翻译风格的见解，虽与庄先生上面所说的部分内容有些许相左，但似乎并无根本矛盾。
以上是对名家关于翻译标准理论见解的归纳，本书的见解虽然浅薄，但也还不少，将在后面相关部分提到。
［参考文献］
［1］鲁迅．关于翻译（1933年）．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2］贺麟．论翻译（1940年）．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宋天锡．翻译新概念．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六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