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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典翻译理论鉴赏
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逻辑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不同的角度，试图给翻译研究这个古老的课题赋予新的含义，增添新的内容，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翻译技巧。奈达（Eugene A.Nida）的理论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代表。
奈达较之其他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在全世界影响更深的原因之一是，在自1946年起的近60年里，他周游了世界，帮助译者解决了《圣经》翻译中的实际问题，而其他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缺乏这种机会。奈达的第一本专著是《〈圣经〉翻译》（Bible Translating），出版于1946年。最有影响的是《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尽管一生与《圣经》的翻译不可分，但奈达并没有翻译出版过《圣经》［《语言迷》（Fascinated by Language），p.135，2003］。所以，有人认为，严格说来，奈达不是翻译家，而是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
（1）描写语言学阶段，这是奈达翻译思想发展及其整个学术活动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时间从1943年到1959年。在这一阶段，他的研究重点是语言的句法现象和词法现象。他不是把语言差异当作语言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当作本质相同的不同现象来加以描写。在这一时期，奈达的学术活动由英语句法和词法的一般描写逐步转向多语种比较的具体研究，特别是有关对《圣经》翻译的研究。
（2）交际理论阶段，从1959年到1969年。这个阶段的研究成就，对于确立奈达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起着关键作用。1964年他出版了重要专著《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此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奈达翻译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奈达这一时期的基本翻译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奈达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还是一门科学。
②把通信论和信息论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就是交际。这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二个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最大的特点。
③动态对等翻译观的提出。
④就翻译过程而言，奈达提倡四步式，即：分析、转语（即传译）、重组和检验。
（3）社会符号学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奈达对翻译理论进行一系列的修改和补充，在原类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把其有用成分纳入了新的社会符号学的模式。1986年出版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一书中由奈达主笔的部分较完整地反映出了奈达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是其第三发展阶段的代表作。这一著作有以下四点改变和发展。
①强调译文有关的一切都具有意义，其中包括言语形式。
②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③以“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从而使其含义更清楚。
④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他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并把意义重新区分为修辞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各类意义又分为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层面。
奈达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以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他坚持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
（1）奈达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尊重接受语的特征，不要一碰到困难就想自己创造语言，而要尽可能地挖掘接受语的表达潜力。并提出“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即“动态对等”。1969年，在与查尔斯·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奈达将“动态对等”换了说法，叫“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解释说：“翻译意味着交流，它取决于听译文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些什么。判断译文的优劣不能停留在有没有对应的词义、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上，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何种程度的正确理解。所以，谈效果对等最根本的是必须比较接触原文的人怎样理解原文，接触译文的人怎样理解译文。”［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语言、文化、翻译》），p.11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人可能认为，功能对等翻译本来就是一种不太“准确”的翻译，因为它从形式上背离原文。可是，用这种理由指控功能对等翻译，就等于把“准确”这个词解释成“严格形式上的准确”；而要正确地判断“准确”两个字的含义，就必须以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能否作出基本一致的反应为依据。也就是说，功能对等翻译是不是更能使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如果这样来理解“准确”，那就毫无疑问，功能对等翻译不仅能使读者容易理解，而且也准确得多。
（2）奈达在其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读者反映的问题，他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语言接受者，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又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映是否基本一致。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要求译文应使读者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而不求完全一致，因为译语和源语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之间总是存在着很大区别。
（3）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即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认为在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对等：形式对应和动态等值。形式对应在形式和内容上注重信息本身，与建立在“等值效应原则”上的动态等值不同。奈达详细解释了这两种等值理论。他认为，形式对应是指代表源语的词或句在目的语中最切近的具有对等功能的词或句。在语言之间并不总存在着形式对应，要根据原文语体来决定使用形式对应还是动态等值。他根据诺阿·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而提出翻译的“功能对等”说，将翻译的过程归纳为三步，即分析—转换—重构，以达到理解原文语义与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转达语义，最终获得与原文语义和语体上的对等。奈达还认为，形式对应会歪曲接受语的语法和文体，从而歪曲信息，造成目的语读者对译文难以理解甚至误解。
功能对等被认为是一条翻译原则，它要求译文的遣词造句对目的语读者也能触发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效果。这样，就必须改变原文的形式。但“只要这种变化遵循源语转换规则，坚持文脉一贯性原则和接受语的回译转换规则（back transformation），就不仅可以保留信息，而且译文也忠实可靠”。不难看出，奈达赞同把功能对等作为一种更有效的翻译手段，从而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奈达指出：“翻译中的功能对等远不是仅仅对信息进行正确的转换而已。”他认为译文的语义质量非常重要，要求译者采用符合译文习惯的表达方式，使译文通顺、易懂。总之，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
（4）“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可以并存，在实际翻译中均要用到。但是如果把这两种方法奉为翻译至宝，用来统率翻译实践，显然也会铸成大错。试想，将“You are telling me”这句话直译成“你在告诉我”，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to the man”直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将“open port”和“open city”直译成“开放港口”和“开放城市”，将“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很大意见”直译成“They have no great opinion of our work”不就会惹出笑话吗？
是尤金·奈达首次将翻译史上长期相持不下的“直译”、“意译”之争归结为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对等概念下的两种翻译模式。作为翻译行为的两种基本方向和准则，奈达认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区别在于各自目的的不一致性。由此，奈达成功地把人们对翻译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不同翻译策略可能导致效果不同的译文上来。然而，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多数译者仍会觉得莫衷一是。
最后，奈达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作“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Translation：Possible and Impossible）。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篇论文的题目既非自相矛盾，也不是承认学术上的失败，而是对翻译工作者的任务所做的实事求是的估价——翻译既具可译性，同时又具不可译性。”他在分析了语言和文化（“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共性之后指出，正是这些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完全充分的翻译”（fully adequate translating）有时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语言总是不大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思想和现实，而且译者对其工作对象（译文受众）的理解能力和知识范围的不能预知，“在译文务须沟通文化差异时尤其如此。”此外，还有语言本身的“视差”（parallax）问题，即话语、用词的分寸总会有“差异”。他从宏观上、从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上来阐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说明总的来说，翻译是可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到他所说的“最贴切的自然对等”（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s），而不能做到“完全充分的翻译”（fully adequate translating）。
奈达对翻译过程的论述涉及以下的问题。
翻译过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将原作语言（source language）的表层结构直接转换成译入语言（receptor language或target language）的表层结构。实际上，称职的译者采用的是比较曲折的途径，当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时，尤其如此。这个分拆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移（transfer）和重组（restructuring），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这个基础上转移，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入语言。
分析阶段比较复杂，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分析；①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②语义单位的外延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③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的内涵值（connotative values）。
将事件名词（event nouns），即指事件而不是指事物的名词从一种语言转移成另一种语言时，一般先将它转换成动词形式。同样，通常先将抽象名词（abstracts）转换成形容词或副词，如the riches of his grace转换成he showed grace richly，而the beauty of holiness转换成being holy is beautiful。但是，翻译并非将这种转换后的形式简单地逐词逐句译成译作语言，因为转换后的形式的重点与原文不同。这种形式仅仅是转移的基础，是在分析阶段将原文各成分间的关系用最清晰、最少歧义的形式表达出来。
事物单位（relational）。事物单位即卷入事件的主体，如man，dog，horse，tree，sun，river，oil等。事件单位主要是动词，如run，walk，see，think，tell，make等。抽象单位可以表示质量（如red，big，fast）、数量（如much，many，twice）、时空（如here，now，that，this）和加强语义（如too，very）。表示关系的单位是各词语之间关系的标志，如at，by，because，and，or等。某一语言单位究竟划为哪种结构单位完全取决于这个单位在特定上下文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Bill threw a stone at him一句中的stone是事物单位，在They will stone him中是事件单位，而在He is stone deaf中则是抽象单位。
词或句子离开篇章单独存在时，往往产生歧义。只有在这个篇章的上下文中，各种可能的歧义才能消除。据统计，人们使用二万五千个左右词汇单位（lexieal unit）就可以在相互交际中谈论数以百万计的不同事物、事件及其性状、特征。这充分证明这些词汇单位含义甚广，但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却不难确定某个词汇单位的确切意思。
限制和确定词汇单位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含义有两种方法。其一，句法结构可以明确地限定其含义，例如，在She drank the water和She will water the plants中，water分别作名词和动词，不同的句法结构确定了water在这两句句子中的不同含义。其二，语义结构也可起辨别含义的作用。如不及物动词run这一词在语义上可分为五类：①pedal action of an animate being，involving relatively fast movement in space，例如，The man ran；②movement of amass，又例如，The waterran into the tub；③jnternal action of a mechanism，例如，The watch runs；④action or position of something capable of ex-tension，例如，The vine runs over the door；⑤habitual movement in space of a conveyance，例如，The bus runs between New York and Albany.这五种不同的意义可由与之搭配的词的语义区分出来，如与man，woman，dog，horse这类能做踩踏动作的动物名词连用时即属于第一种含义，当与不可数物质名词（如water，oil，flour）或与这类物质有关的物体（如faucet，spigot，dose）连用就属于第一种含义；当与motor，heart，water，clock这类词连用时属于第三种含义，当与能延伸的事物（如vine，line，time）连用时，属于第四种含义，当与train，bus，ferry，coach，subway等连用时则属于第五种含义。
对于译者来说，区分同一词语的不同含义并非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选择词义相近或相反的词。在一段文字中，为了不重复使用finished，可以用completed，accomplished，done来替代，尽管这些词之间仍有细微的差别，但一般认为这些词互相替换并不影响意思。
词义相近的关系有三种：①邻近关系（contiguous），如walk和mn；②内含关系（included），如walk和stroll；③重叠关系（overlapping），如stroll和amble。词义相反的是两极关系（polar oppo-sition），如good和bad，tall和short，generous和stingy。
对原作进行语言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denotative或referential meaning）。事实上，词汇在整个篇章中是次要的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语言的文体风格比词汇含义更深，更能传达信息。
语言一般可分为五种谈话方式（levels of language），或更确切地说五种文体风格：正式的（for-mal），咨询性的（consuhative），随便的（casual），亲昵的（jntimate）和刻板的（frozen）。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咨询性的谈话方式的语言一般是在互不相识的人谈论不含感情因素的话题时使用的。使用这一语言方式时，中心（focus）自然放在信息本身，因而无需添加任何修辞色彩，然而，常会出现所谓的“接触话语”（contactlanguage），即对话的一方常使用yes，I know，well，that's interesting等词语表明他在介入对话。
第二，正式谈话方式的语言用于互不相识的人之间，但是讲话的场合是正式的，如在大学讲堂、议会会议室、大礼堂等。这种场合往往由一个人讲，听众很少反应，甚至毫无反应。演讲的人常用may代替might或can，讲for whom did you get it，而不讲who did you getit for。甚至还有这样的倾向，即用短语介词代替某个介词，如用on behalf of代替for，用with reference to代替about。演讲人尽量避免使用缩略形式，用cannot，不用can't，用will not，不用won't，用I shall see，不用I’llsee。总之，使用正式谈话方式须注意：①采用更完整、更明确的形式，②更接近书面体，③避免使用缩略短语或通俗的表达方式。
第三，随便谈话方式的语言一般用于相互认识的人之间，谈话不拘场合，比较轻松。因此人们通常玩弄闲聊的词语。这一谈话方式最主要的特点是省略和使用俚语，甚至使用某些禁忌的词语。这一谈话方式的语言也可用于互不相识的人之间，但是必须在共同熟悉的场合，如在市场或商店讨价还价。试看这段话：
—How much?
—One dollar each.
—Too much!How about these?
—Only two bits each.
—Okay,give me four.
第四，亲昵谈话方式的语言用于相当熟悉的人之间，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经历和非语言经历，在谈话中使用大量省略结构，局外人甚至都听不懂。由于谈话人之间十分接近，这种谈话方式的语言往往伴随各种辅助信号（如面部表情，动作等），因此语言在传达信息时的作用就显得次要了。
第五，刻板谈话方式。这类语言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这种刻板的文体的典型代表是颂词和教堂的布道。
在对语法结构、语义单位和文体风格进行分析以后，就进入转移阶段。这时就要注意语言之间的不同，有的语言以形合结构（hypotactic structure）为主，有的语言以意合结构（parataxis stmc-ture）为主，前者用连接词连接，表示主从关系，后者不用连接词，而用语序表示各层关系。如果将形合结构语言中的连接词一个不漏地转化到意合结构的语言中，就会出现翻译过头的现象（over-translating）。
就词汇而论，具体词汇比较容易转移，概括性词汇（generic vocabulary），特别是在译作语言中没有这种概括性词汇或者概括范围不同时，较难转移。如uncle一词在汉语中就要具体化为“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父”等具体词汇。
当译入语言中没有原作语言所指的对象时，就要转移成译入语言中熟悉的对象，或者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去掉所指的对象。比如在一个不知“雪”为何物的国家，对原作语言中的white as snow无法理解，可转移成他们熟悉的white as egret feathers，或者转移成very very white。
译入语言中存在原作语言中所指的对象，但往往有含义不同的情况，这时候就不能机械地转移。如希腊语中的heart，在几个非洲国家就要分别转化为liver，abdomen和throat。
当译入语言中既无原作语言中的所指对象，又不存在能起同样作用的其他对象时，可借用外来词汇，作解释性的转移。如某译作语言中没有amethyst这种对象，可转移成“那种称之为amethyst的宝石”。
翻译时还要注意内涵结构（endocentric structure）和外涵结构（exocentric structure）的区别，内涵结构是从每个词的意义可以了解到整个短语或句子的意义。外涵结构则不能从每个词的意义了解到整个短语或句子的意义。许多习语就属于外涵结构。人们往往把外涵结构当作内涵结构一样转移，这样就会导致理解错误。如刚果的某种语言把to heap coals of fire on one's head这句习语理解成“折磨人致死的一种刑罚”，而实际上这句习语来自《圣经》，意谓“以德报怨，使之悔恨”。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转移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意义的某种变化，一般会失去一些含义。事实上，原作语言文学性愈强，曲解和失去原意的可能性愈大，因为文学性语言通常意味着最充分地采用了原作语言结构的精华，翻译时就需要运用翻译的技巧使译作语言的精华发挥到相应程度。
在转移某一信息的外延内容时，人们关心的主要不是个别的词和外涵单位（如习语），而是各种成分的组合。事实上，人们不是在翻译单词，而是在翻译各种构成成分的总和。
在转移某一信息的外延内容时，对原有构成成分大致有以下三种组合方式。第一种是完全重新组合，如习语的转移。第二种是分解式组合，即将原作语言的某一个词汇单位转移成译作语言的几个词语，如将disciple转移成those who follow him。第三种是综合式组合，即把原作语言的几个词转移成一个词汇单位，如将brothers and sisters转化成siblings。
分析和转移的过程较易阐述，而重组过程则难以一言蔽之，因为这取决于各种译作语言的不同结构。同时，这一重组过程还涉及两个主要范畴：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形式范畴又可一分为二，第一种形式范畴要求人们决定在重组过程中要采用的文体风格。一般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文体：技术性的文体、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某些文学类别还可分为随便文体和亲昵文体。第二种形式范畴包括不同的文学体裁，如史诗、谚语、寓言、历史故事、私人信件、赞美诗。
除了两种形式范畴外，还要注意到功能范畴，即能动范畴。这在许多方面涉及译文的效果。在这一点上，读者是关键。只有译文的读者对之作出满意的反应对才能说翻译是成功的。
即使所有词汇，甚至习语，在译作语言中都已找到了理想的对应词和对应表达方式，如不注意在句法上作适当调整，即根据不同的句法结构重新安排语义单位，往往会造成译文“外化”（for-eign），使之读上去估屈聱牙，晦涩难懂。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通晓双语的译者把原作语言的信息变为与之等同的译入语言信息的转化过程。就这意义上来说，翻译就是从语义和文体风格上采用译入语言中最接近而又自然的等同词语再现原作语言的某种信息。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总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