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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典翻译理论鉴赏
翻译品不受欢迎，常因其难以通解，而不可通解之过咎，则由于译者的或西文肤浅或中文不达意，归根仍在于译者自身不很了解自己正在翻译的东西。纷乱无序，急于选择，或因想得数月译者的荣衔，或因想得三元千字的酬报，方阅卷首数行，刚闻作者名字，即提笔疾书，墨点不久便洒遍自纸上。译者的这类谬误，早经多人指摘，我们不愿再说，我们单想对于“懂得”一词，略加诠释。懂得某事物，初看似易，实则甚难；常人所谓懂得，大抵是私意的猜测，与原来的真面目丝毫无涉，外表最易欺人，真义乃别有所在。眼前事物，本地风光。懂得已有如许的繁难，则万里悬隔，他邦产物，不易理解，自更彰明显著。“理同心同”，悬说而已，实际则千差万殊，各因时地而有异，决然断然，不能以含糊语概括。单就文学作品上讲，我们当晓得，一种伟大的作品是由血与肉写成，不单作者个人的血与肉，全一国家与全一民族的血与肉都似凝聚在此，纸笔与墨水乃最外的材料，字句与篇章乃最浅的符号。所以文学作品不可译，且有些不能为外国人所了解，即因要懂得这些，必血管中流有与作者相类的血，方能深深地体会与透彻。但世间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实无处可以找得；所谓懂得亦是相对的懂得，当然有种种深浅程度的差别，而我们想要论列的“懂得”，亦正在这一意义上。
由是，“懂得”有种种层次，但这些层次是成直线而非为分歧的：初步为文字的认识，次则为篇章的讲求，又次为意义的了解，再进则于作品意义之下找求作者的人格，更进乃在作者人格之后搜寻产生作者的环境的关系、时代、土地、民族、制度等的影响。我们意中的相对的真正懂得，即在要人能于这几层下功夫，而皆得有相当的明白概念。这是批评家的职务；而翻译家与创作家的不同，即因翻译家必兼为批评家。创作家抒写自己，不一定要晓得构成自己的才能的因子，只致力于表现的方法技术上即足；翻译家则在懂得一种作品或一位作家，若忽略对成形作品或作者的元素的认识，而求传神达意，断乎不能。有创作天才的不一定有批评精神，有批评精神的不一定有创作天才；若不兼有，则翻译品出于前者之手多讹，出于后者之手多庸。具有这两种特长的人已罕见，翻译佳制自不易得；而因有这种特别困难之故，翻译有些令人畏而却步。翻译家是一位十分灵巧的工师，他能看着一副复杂机器，用与原物不同的材料，毫无遗漏与缺憾地造出别一副来，这是一类重复的创作，然而，比初次的创作加了多少的困难！一切都受限制，被局促，既不能超轶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又要时时顾左忌右地求与原作相符。
这类有似是理想中的译者，我们不过连带地提及，今且略过。现在国内从事译述的，怕没有这种人，或因我们的孤陋，不为我们所知。但从多数上看，中国的译者于外国文字即多未十分晓畅，而曲解意义与割裂篇章，实为常事，至于深进的原因与理由的探求，更是无能顾及。译者既非能了解原作，自然读者更难明白译本，因之而译籍为一般人所畏读。我们很晓得，在现代国内的纷扰情形中，什么都不能求全齐备；假使译者对于外国文字真是通澈无误，我们便当满意，其他可暂置不论。不幸，所谓“懂得”，不能限于文字，有时且文义已明白而真意尚渺茫不可摸捉者；所以我们要从事翻译的人为更进的研究，为深入的懂得。“懂得”的种种层次是互相为用与互相说明的；文字自是必要的基础，但若了解作者的生平与作者所处的时地，则必更有所得，而文字的意义亦必更加明显。凡事都是多方面的，必从多方面看，方能得事物的一个大概；而通常对于翻译品感到的枯燥乏味，因有各方面光亮的明照，或能使人皆得到相当的兴趣。我们以译者对外国文的懂得一层，已经有多人指说，无须再加赘言；我们单论或作者或作品的环境的懂得，历史的懂得，背景的懂得。
即要加说，我们仅仅在论列“懂得”的一种样式，并非在使翻译的人皆为如上面所说的一类理想的译者。又要声明，凡懂得某一事物，必须有相当的忍耐与充分的时间，这就是贪一时风头与目前效果的中国人所最讨厌的！本来求懂得就是笨拙，双手蒙着两眼，纵横驰突地随意所之，不是更自由自在吗？有多少人习外国文方数月即左字典而右纸笔地翻译名作呢？又有多少人感到学外国文的困难，随即丢弃而专功于他们的神圣创造呢！谁能想到，即使本国文字，经数十年的浸润，尚有时不能通，尚有书不能读，而谓一种外国文，仅半年数月之功，即堪试用，则自非现代特殊的新新天才不可！
读者原谅我们得绕这个弯折；这虽是无关的题外语，我们的意思实别有所在；我们在指出翻译之非容易。人能觉察一种事物的困难，人于这种事物即已有几分的认识，而离真正的解决不远。我们谈繁难的翻译，谈讨厌的懂得，对于懒病入膏肓的人，有是拂心逆耳，对于诚实有志的译者，则或可为一得刍言。
一种事物所以美，所以有意义，并非单由于其本身的力量，实多半由于其四围的羽翼，隐伏潜在的无限关联。且方便作喻：折取一朵无叶的牡丹，人见之未必有美感，得绿叶扶持，遂增妩媚，供以瑶瓶，置诸华堂，其名贵富丽，自然有目共赏了。谁不晓得，同是一物，在此则美，在彼则丑呢？同是一人，当其时则奇特，非其时则平凡呢？时地支配了一切的价值；求了解人或物，不于时地的关联上求，终是徒劳无功。
外国文艺作品的读者常奇怪于有许多作品，为本国人所同声赞叹，而在自己则索然乏味；其原因是这些作品生活于某时、某地与某民族中，没有其历史传统的知识，没有其风土人情的学问，作品只是空壳，有何意义之可言？至多亦不过有表面的文采，供暂时的谈助而已。更使这层意思明白，我们在大家承认的名著中抽取一警字或一警句告人，人对之为怎样的感想？究与在庸凡作品中的同一字或同一句有什么不同？独立的字句是不能多所表示的，必这字或这句在作品的某处，而其真义方显明，因这字或这句实为或全句，或全段，或全篇，或全书的结晶。而读者想懂得这字或这句，当然非看作品的全部不可了。
所以凡使作品脱离其固有关系而又求不失其本来面目的尝试，实如要鱼出水而不死，要木去土而还生，必无侥幸成功之理。不幸所谓翻译，正是这一种尝试，失败相仍，自无足怪。翻译品有如淮南之橘至淮北则化为枳，结果只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读者若将原作与翻译比较，这种差异当必共见。但我们即因此绝望而终辍翻译事业吗？那又不然。我们晓得橘枳之变化由于风土之殊异，我们晓得翻译与原作之不同由于时地之悬绝，我假即已知应从那一处着手补救，而可有相当的成效。自然时地不可移，风土难得造。然以今人智的发达，科学的进步，谁敢说什么是不可能？电力之神奇不将缩万里如比邻，化千年若息瞬吗？至少，我们于翻译事业上可能使有一种与原作逼肖的空气环境，似真的历史背景。
现在的博物馆所以能聚各地气候悬殊的种植物于一堂，究其方法，不过在造出一种与原来情形类似的环境，置动植物于其中，使无流逐失土之感，而动植物遂得安然生活。博物馆聚动植物自与翻译文学作品不同，但译者可师其意，而使作品移译后，尚有栩栩欲活之生气。即我们于翻译某一种作品时，将与作品有关系的东西同时介绍过来；作品生成的因由，出版时的情状，后来的影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再则为作者的生平，及所在的国土与时代等；而使读翻译品的人的心中先有那种原作所以生活的当时情形的幻影。读者得这阶缘，自能容易从翻译体味原作，而因受这种疑幻空气的包围，在不知不觉间读者浑忘自己之为外人，宛若与作者亲接而无隔。翻译品得此当然较易为读者所领悟，虽没有直接读原作的痛快，但至少亦可得其近似，不至有如天外飞来物之感。更退一步而言，我们缩小我们的野心，我们晓得作品的似真背景的重造，难得满意的结果；但这种尝试，在我们以为至少是了解作品的绝大帮助。我们仅能于事物的关系上捉到事物，对于绝缘独立的事物本身，我们实茫然无所措手足。我们主张翻译同时介绍与原作有关的一切，即根据这个原理，不单翻译如此方易为读者懂得，即原作的研究者亦如此方易得有兴趣；推远一点，则无论从事那一种学问的人都应从这一方向走；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处处是美景，使人有左右逢源，头头是道的快乐，似乎从此可以看见一切，亦似乎一切乃包含在此里。
能如此而从事翻译，则翻译的影响必大且久；而以前的事例亦正为我们作证。中国翻译外籍，先为印度经典，次为欧西著述；为简单起见，我们试取佛教与基督教比较。佛教在中国思想上影响之大，谁都晓得，入中国一二百载即有喧宾夺主之势，基督教传至中国亦既三百年，思想上的影响几等于零，若存实亡的如没有这一回事，其原因甚多，非在此可以条举，但单单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的翻译经典，亦未尝不可明白此中消息的一二。读佛教经籍的人，终篇后，虽不全解，但觉得有若干的头绪，可能下手，因其中有详明的注释，叙述或经或论的造作因由，时代与作者，而印度亦遂使人恍若可见。耶教的译籍则何如？一开卷即格格不可入，因其没有将线索明示，所以读者毫不能感到兴味；譬如耶教发生的犹太民族，后来辗转传至欧洲而大盛的因由，历代教中大师的论著，皆讳莫如深，当然会让人要望望然去之了。此中的差异，则因前者为读者预备许多门径，后者对读者脱离独立如水泄不通，两者在中国发生的结果，遂至不可相提而并论。
而且，为什么大家喜读本国的作品，而厌看外国的翻译呢？亦无非因自己对于本国作品有根基，对于外国翻译则毫无预备的缘故；这些预备实为使翻译品流播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事于翻译的人能于此致意，则翻译的成效必更见显著，而新文学亦必借此而放出更鲜艳的花朵。我们哓哓的将其单独提论，亦不过是本此微意而已。
我们且总括几句：从事翻译的人不单要于语言文字有深厚的根据，且当于拟译的作品与作者有精详的研究。作品与作者的选择在乎各人的嗜好而不能勉强，但亦要详加考虑，不可太滥，致精力徒费：一方要取代表一时代的作者，及代表这位作者的作品，这点较少争执，因杰作多既评定，尤其是过去的。他方要取与我们，与我们的时代多少有关系的作品与作者，这完全因译者的意见而不同，但要译者记住，翻译是介绍某某作品与群众，不仅为自己的喜悦，应牺牲些自己而多留意于读者。翻译时的小心在文字，在后则为说明的工作，将与作品有关的为系统的叙述；这就是上面所既加以详细论列的，即译者求重造作品的背景，暗示读者以似真幻影，借许多的脉络组结，使读者懂得与发生兴趣。此中的着重点在能使读者常有一种批评精神，而读者因这种明了的解悟力，直透作品的深处，引起与作者相同的情感，浑忘自己于其中。这就是我们希望中的译者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全是理论的，且几为幻想的，我们早已看过种种的反对，我们当略加解答。有人以为凡翻译都要这样研究与解释，实不胜其烦，于事实上亦有所不可。且艺术有普遍的绝对性，不须说明而人皆可以感到其惊人的美。这层我们无妨承认；但要将国人懒惰的习气除外讨论。我们的意思并非绝对的，有层层的阶段，对于过去的名作应如此，且为之甚易，译者费些工夫即得；现代的名作则因时间太近之故，搜罗材料较难，所以只能简略一点。总之，我们不是要凡译者皆到某一定限的完善程度，我们单要凡从事翻译的都不可忘记这层工作，都应做这层工作。至艺术的普遍绝对性的观念，现在很难自圆其说，这是古时人的艺术思想，我们不加详论；试取某种最美的艺术作品与绝无预备的人看，问他的感想如何，即知此说的根据薄弱了。
又有人谓文艺作品根本是不可译，译品怎样审慎，亦只能得其一部分的美，因而视我们的这种作为为无益徒劳的努力。我们很晓得文艺作品有可译与不可译两部；但可与不可的界限殊难测定，亦正因有不可，方激起我们奋往求进的精神。人心总是喜在“不可”中求，而“可”则于我们无兴趣；一切的进步都由此而实现。而翻译之可有进，自非完全虚空了。或又谓理解力因人而不同，有一看即了然的，有反复喻说亦不知所云的，我们注释翻译品，在使人懂得一点上，实没有多大关系。这层似是而实非；理解力自然人各不同，但我们的这种工作是事实上的陈述，非凭空的悬谈，使理解深者更加理解，而理解浅者亦必有所理解。这是，使人从各方面看事物的法子，较之只看见事物的一面的，所晓得的决然加多。
更有以讥诮的神气说，在翻译本文外加了许多篇幅，不特于原作的意思的了解上无补，而且或因之而真义更隐晦，致起种种的误解；结论则谓这种工作不过是我们炫博与摆架子的样式。这是意中应有的恶评。但要想到：凡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凡事物都可以引起误会；因译注而误会原作，过咎不专在译者，读者应担一大部分。译者的责任在忠实的选择各批评家的意见，为一种综合的研究与注释，若读者不总揽概观，县断章取义以臆测原作，译者那能负责呢？至谓炫博与摆架子，亦不过是迹似，应加分别。国人习俗，贪图简易，畏怕繁难；与西洋接触百余年，了解西洋者实寥寥无几，尤其对于西洋的文艺思想的渊源上的知识，绝少，真确见解。我们以亚洲历城之士多德，与葡萄之理不能有牙为可笑，一按实际，这类笑柄实随处而皆是。所以，只要译者出态度：忠实与诚恳，毫无伪饰与成见，详尽纤悉的介绍，难或有过度，我们亦只能为相当的商榷。若人因此而漫然以炫博与摆架子的讥，评相加，译者当一笑承受，这不过是求深知博识的不倦精神之一般懒惰病者的应有反响，译者的真精神或正表现于此！
我们很晓得，我们对于翻译的这种意见并不是新的，多少经人论到，多少经人实行的；可以说，大多数译者从这方面努力过，我们不过于此为条理的申说，引起读者的特别留意而已，又我们以为翻译工作需要互助，尤其是翻译古代作品；因关于研究一方面的工作，个人能力总是有限，非互相商榷，难得完善的结果。这有待于翻译团体的组织了。翻译团体是十分需要的；西洋各国翻译希腊拉丁著述有团体，中国从前翻译佛经亦有团体。诚以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况又近来生活需求之逼切，学术分工之浩繁，要群众合力，方易于见效。但巨大团体之设立，非私人之力所能，而在今日的情状中，自少人注意及此。也只有翻译者各本其绵力，起来相互帮助，相互商榷，慰情于全无组织之缺点而已。这必能使国内翻译得一种进步；这实为作者私心愿望之一。
［原载于《中法大学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本文转载于《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