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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后的人类，灵魂失去了信仰依托，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然而，文学的职责不仅在于表现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与关注，更重要的是为人类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尽管文学的审美境界本身也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但它只能让灵魂暂时跨越纷扰的“此在”空间，而要安居落脚还必须通过它去寻找另外的栖居。“如果人本精神不为自己找到世界和人性的新根基，它所引导出的情欲的疯狂有朝一日必然会吞噬掉自己。”
对精神家园的呼唤不仅为理性的出场提供了历史的理由，也为信仰的再度出场提供了理由。
与其说蒙田是个悲观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人是热爱生活的，要生活就要顺乎天性，而人的天性在于追求幸福与快乐。但他也要求人要有选择和节制，堂堂正正地享受人生，才是至高至圣的完美品德。莎士比亚也认为，人的感性是低级的，不具备任何向善的自由意志。
相比而言，基督教更注重理性，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奥古斯丁认为，只有赋予人以理性，才可能有信仰。但“基督教通常总是把理性的范围限制在它的几条信经或教父的专横之中”
，理性上帝的存在，是以剥夺和否定人所具有的主观的、个体的理性为前提的。这种专制与强暴自然会导致人的反抗，最后失去其盟主权，导致人的感性放纵。理性要恢复，但再也不能依靠暴力的强制，必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是说，要以人性存在作为其依托。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看到，他曾经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源于世俗存在和人性存在的爱、友谊、知识、道德、法律等理性存在，但人性的有限，使这种以人性存在作为依托的理性拯救归于失败。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时常摇曳着上帝的婆娑面影。但莎士比亚不愿看到从上帝怀抱挣脱出来的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所以又陷入到了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徘徊的神秘主义之中。
自文艺复兴起，基督教再也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常常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光顾文学，爱的宗教同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超自然力和睦相处的审美理想重叠。上帝与基督教，或是理性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象征性表达，比如班扬、弥尔顿、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笔下的上帝与基督教；或是心灵感应与顿悟的诗性表达，比如卢梭，比如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上帝与基督教；或是人性圆满、提升与超越的启示性力量，如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等人笔下的上帝与基督教；或是一种文化母题，比如许多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上帝与基督教；或是一种内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力，如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上帝与基督教。
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17世纪的清教徒作家弥尔顿和班扬的创作中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意向：对人类寻求精神回归的心路历程的展现，为人类寻找一个栖息的所在。班扬的《天路历程》由于枯燥乏味的宗教意象——朝圣之旅的表现形式，长期被人们误读为一部宣教之作，重视的只是其中对丑恶现实的揭露。其实，它并非要人们恪守《圣经》，奔向天国，投入上帝的怀抱。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他是以期用《圣经》的荣光，“使我们最黑暗的夜晚变成明天”。
相比班扬，弥尔顿更懂得审美意象的魅力。他的代表作《失乐园》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是亚当、夏娃违反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而失去乐园；一是撒旦凭借自由意志反叛上帝权威而被逐出天国。两条线索贯穿着同一精神：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谴责人的放纵情欲、理性不足。不可否认，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失乐园》与《复乐园》是弥尔顿对英国革命的反思和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关注。而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诗人，它们也是弥尔顿对整个人类命运与归属的诗性关注，展示的是一个对群体和个体都有意义的模式，即在张扬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又借用基督教的理性原则和伦理规范来遏制人的情欲泛滥，借用基督教中的天国理想展示一个人间天国。也就是说，弥尔顿的诗歌尽管借用了基督教意象，但其出发点却是人，也是对人性的提升与超越。
18世纪启蒙学者大多强调理性的品质，认为人不应是情感和原欲的奴隶。在信仰方面，他们大多是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以自然或无神论否定基督教的神权和宗教偶像，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和“天才”人物身上。但是，他们又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力量，他们认为“世间即使没有一个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特别是自然神论者，更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启蒙学者是对基督教信仰的简单回归。事实上，这种“无神论者”的上帝观，重视的只是基督教中的道德约束的内涵，开辟的是一条新的神学体系，即理性神学——认为人只需上帝的帮助来思考和认识必然性。或者说，承认上帝，是他们在“革命”中所作出的让步。基督教上帝在他们那里只是达成理性或者实现人性圆满、提升与超越的工具，或是由超验的神学本体导向超越的精神信仰的桥梁。
同样是启蒙学者，卢梭对基督教的理解与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不同。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清醒地意识到理性赋予了一部分人以历史的特权。人的天性与本质被统治者虚构的道德、法律所压抑，人摆脱了神性的枷锁却又套上了理性的枷锁。因此，卢梭鼓吹心灵自由，高扬个人的情感与意志。
卢梭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看待上帝的。他心中的上帝，不是帮助人来思考和认识必然性的上帝，而是主观情趣、感性动力、精神享受和个体生命对客观法则、理性教条、功利欲望以及社会压力的反抗与超越。他追求心灵与宇宙万物相通，从而达到一种充分、完全、圆满的幸福境界。他将审美追求与宗教理想统一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诗性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境界，也正是美学追求的极致。
启蒙理想的破灭，加剧了人们需要回避与超越的心灵渴求，而基督教所描绘的“天堂欢乐”画面正好激发了他们无限的热情与向往。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的精神意义与价值，看到了其中所积淀的人对宇宙世界的思考、对人本体的独特认识，而卢梭为他们重新把握基督教的诗性情韵提供了先导。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基督教与上帝是一种诗性的存在，是自我情感的凝聚物。诗人们本着悔罪、宽容、博爱的精髓理解和接受基督教，将宗教情感看成人类共存的美好情感。在华兹华斯笔下，自然是某种精神世界的象征，充满神性与灵性，对自然的追求就是对人类自由美好未来的追求。在柯勒律治的笔下，上帝显现于一切创造物中。人类如同漂泊于汪洋中的水手，要平安地回到故乡的港口，就得悔罪、信仰与博爱。拜伦反抗的也只是被教会庸俗化了的上帝，他同时用宗教的虔诚和崇高拥抱显现于万物中的上帝。
在浪漫主义诗人中，尽管有像夏多布里昂那样，认为人只有回归基督教、皈依到上帝的怀抱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故乡的作家，但大多数诗人是以远离尘嚣的宗教情愫传达着人类渴望创造一个新的充满和谐、自由的人间乐园的美好愿望。
诗化的基督情韵尽管给人暂时的慰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
。于是作家们又开始将目光从遥远的天国收回到“此在”空间，面对现实。
是什么样的现实？是人欲横流、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现实。如何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他们再一次把眼光投向了基督教。这一次，他们看中的或是基督教中的道德约束，或是基督教中的启示性内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人的求知无需上帝的帮助，但仍需上帝助其德行以使其幸福。巴尔扎克将理想的乌托邦建立在天主教与王权两个太阳并照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宗教不是神的设施，而是人的需要”。他借用基督教，一方面是为了遏制人类泛滥的情欲，制止社会道德的堕落；另一方面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防止人民革命。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都经历了一段怀疑与信仰基督教的探索历程，但他们最终都皈依基督教。如同巴尔扎克一样，基督教对他们来说“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
。在他们看来，人身上存在着善恶两种基因，之所以人欲横流，是因为恶的一面压倒了善的一面。善的一面要复活，就必须悔罪、信仰，用基督教的道德情感对“恶”加以遏制。但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只是通过上帝的力量来达成一种伦理建构，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即在上帝信仰的启示中寻求永恒人性的提升与超越。
综观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中的基督教内涵，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异彩纷呈，不能简单地进行一体化归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不是对基督教的简单回归，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超越。中世纪文学中以神的面目观照人、以神为中心、对神的膜拜的内涵被以人为中心、对人的关怀的内涵所取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作品中的主人公所言：“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
对于20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上帝有无的“本原”之争已成明日黄花。理性、知性与道德的有限，使它们不能从根本上托起汪洋中等待拯救的人类。“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人类一天不到达幸福的彼岸，诗人就一刻不能安睡。诗人“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
，去寻找人类精神的故乡。
在波涛汹涌的急流中奋斗与挣扎只能用来描写生命的本质，却不能用来确定生命的意义。从海明威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可奈何的迷惘与悲苦。西西弗真的幸福吗？加缪所咏唱的也只是一曲含笑的悲歌。徘徊于欧洲上空的幽灵曾使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不少人一度满怀信心地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但基督教的浸透使他们无法接受暴力革命的学说。同时，国际共运中“左倾”与“右倾”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与歪曲以及新的造神运动，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别尔嘉耶夫就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精神上的粗糙令人难以忍受”，艾略特也将东欧的革命比作“狂人的突奔”。在他们看来，靠人类的自救和理性主义的探索，将人类引向的必然是荒原。在他们看来，通过物质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物质世界的状况，人类在现实之外仍需要精神的寄托。他们认为世界之所以黑夜弥漫，是上帝的缺席所致，这种缺席导致世界的存在缺少了基础。在这样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和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的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
。
在20世纪的欧洲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中，基督教回归的倾向十分明显。与以往相比，20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基督教回归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知识、理性、道德等单一型取向走向复合型，基督教精神全方位、多角度地向文学渗透。从宗教型向文化型靠拢，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各种母题和意象以哲学的形式、信仰的方式在文学中重现，如乔伊斯笔下的“神召”主题、加缪笔下的“堕落”主题、卡夫卡笔下的“审判”主题、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意象
……基督教从外向内在深化，上帝再不是一种强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实体的意义，文学中的宗教关注从功利性拯救走向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他们追寻的不再是因为世俗的目的而受到膜拜的直接存在的证实，而是支撑他们在这个荒漠的世界中存在下去的信念和遥远的希望的象征性表达。
现代派文学对宗教的关注摆脱了对具象世界逼真描绘的单一模式，关注人的心灵与内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同时，它也为在荒漠中等待的现代人虚构出一个“纯粹存在”的世界图式，让灵魂跨出纷扰的“此在”空间，得以暂时地栖息。
但宗教精神绝非如韦伯所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进入一个充满和谐的新天地，是离不开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也许基督教对于个体道德的约束和灵魂的升华会起到比理性主义道德和法律更大的作用，但用它来消除现实的罪恶、拯救世界，恐怕只是一种爱的呓语和乌托邦式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