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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人从沉睡中觉醒，卸下了教会基督教套在人脖子上的沉重枷锁。这是理性与意识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与胜利，但“这场觉醒到此为止还仅仅是对神灵的反叛，还只是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的觉醒。它并不意味着人对自身以外真实处境的彻底觉醒”
。
文学，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它作为人的看守的使命，表达了对觉醒后的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担忧。一方面，它可怜人的处境，呼唤人的自我拯救；另一方面，它又真切地感到人具有无数丑恶的本性。最先给因自身地位提高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人类浇一瓢凉水的可能是法国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他怀疑人的地位与价值，控告人类无知无能，无力认识、甚至很少要求认识宇宙，却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人。他认为人往往骄傲自大，幻想自己同上帝平等，赋予自己神圣的特权，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生物。而在他看来，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脆弱、最易损失的。
蒙田的思想在16世纪极为流行，对莎士比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考证，蒙田是莎士比亚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曾广泛涉猎过他的著作
。莎士比亚将蒙田的怀疑主义更加深刻地体现于作品之中。一方面，他怀抱人文主义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人的自私与丑陋、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和血腥有着深切的体验，对人文主义进行反思与追问。在悲剧和历史剧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堕落、情绪泛滥的画面。
是什么原因带来了人文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有人认为是理性不足、感性泛滥。的确，浪子的处境与感性主义的泛滥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理性复兴与重构的时代，但真正的理性精神应该是其内涵的两个层面的融合：一方面应该具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在社会道德规范之下宣泄原欲。但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精神，特别是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中，只体现为人性的解放，缺乏与原欲相对的理性内涵，因此导致人性的解放变成了人性的狂欢与人欲的放纵，这种“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造就了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的混乱”
。布克哈特认为，在这个历史的变革和道德的转型时期，由于信仰的断裂而导致了道德的解体。就意大利人文主义而言，他的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人文主义者强调爱，但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欲望的发泄和情欲的放纵恣肆，表现为索取而不是给予。他们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后，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原始的生命本能和欲望只知循环式地放纵与满足自己。薄伽丘大胆地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人的欲望不应该受到法律、教规等理性主义教条的限制，而应该受到内心道德力量的约束，这就导致他无视社会的伦理道德而走向宣扬纵欲。在《十日谈》的许多故事中，他将个性解放与现世幸福等同于性开放和现世享乐，对背弃丈夫或者妻子的偷情行为大加赞赏，对赤裸裸的两性关系津津乐道，将巧妙地占有女人的肉体的行为看作是智慧的表现，有的作品甚至肯定了损人利己、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个人主义思想。伊拉斯谟也宣称人有满足一切自然本性的权利，将激情、快乐乃至疯狂都看作人性伟大的品格加以颂扬，反而将正直、睿智和理性看作是不正常与变态的，愚夫人的九大随从中就有“淫荡”、“疯狂”和“放纵”；甚至认为家庭生活会带来诸多的麻烦，将人类的结婚生子看作是往愚蠢的陷阱里跳。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最理想的社会模式是德廉美修道院，而它的信条就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与其说是个性解放的自由社会，不如说是没有道德约束的无政府主义社会。
在人神移位的凯歌声中，人替代了神。然而，就如同对神的绝对化会导致人的物化和异化一样，对人的绝对化则会滋生唯我、个人至上的观念，会导致人的神化。薄伽丘在攻击教会时的玩世不恭的口吻与泼皮式的流氓态度，明显地表现出人自身的一种优越意识。
在《巨人传》中，拉伯雷对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满腔热情的歌颂，表达了对神的蔑视。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人而不再是神，但又不是一般的人，是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人。这些主人公与其说是新人，不如说是没有道德感的新神。
人在精神上打败了实为自己本质之异化的上帝，成为中心，走向舞台，扮演主角。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人格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自主，并试图将其化为应有的社会地位。在人的解放的层面上，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是人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将自由等同于权力、金钱、地位与欲望的满足，又致使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张扬变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被拉伯雷极力赞美的巴日奴，具有冒险与进取精神，足智多谋，将冒险看作是宇宙的灵魂。他善于辩论，能将渊博的学者都辩得理屈词穷、心服口服；但另一方面，他又贪财、狡诈、爱占便宜，其思想品质的核心是金钱、利益、权势。他认为“没有钱是最大的痛苦”，他有63种将钱弄到手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偷。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描写了他想统治他人的阴暗心理：“每天早上，当我看见这么些谦虚、和蔼、毕恭毕敬的债权人围在我周围的时候，我多么舒服。”
在机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为了金钱、利益与权势的狡诈和心狠手辣。他同英国学者的辩论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蛮横诡辩；他对羊商的报复与其说是机智勇敢，不如说是心狠手辣；他对贵夫人的报复与其说是对权贵的反叛，不如说是不择手段的下流恶作剧；他让女人在大庭广众穿不上衣服、在她们背上撒上明矾粉、时不时灌醉别人以取乐、在耳环上镶上虱子等一连串的恶作剧都表明他是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无赖。
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如果不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虑人的社会性与现实性，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而对世界横征暴敛、肆意掠夺、无所顾忌，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对世界进行征服与奴役，就会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就会带来罪恶。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中，一部分人自由意志的实现和所谓幸福的获取，就只能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幸福为条件；一部分人的所谓“自由”就会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正常的人性为代价。
人文主义者重视知识的力量，但注重的只是知识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缺少对内心世界的认知。单纯的知识只能打破神学统治的束缚，而不具有道德伦理内涵。正如蒙田所说：“科学确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大事业。轻视科学的人只能说明自己愚蠢。但是……我也并不相信，而且他人也未曾说过，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
由于人文主义是以肯定个体权利为起点的，所以它伴随着一种利己与异己的破坏性力量。这导致它疯狂地扩张以满足个人利益，因而罪恶就不可避免了。人文主义者打败了外在的敌人，即那个人的本质异化的上帝之后，便埋头于经营自己的田地，自以为人类从此凭借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获得自由，就可以将自己的田地经营得繁花似锦。但当一些具有历史眼光的人文主义者蓦然回首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人文主义者所经营的田地如同神权统治的世界一样，也是一片寸草不生、毫无生机的荒原。
不可否认，感性主义的泛滥是导致人文主义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神性的消失，世界失去了神秘的光环和神的守护，人登上了世界历史的宝座。人在推翻旧信仰时，必定要推翻效忠于旧信仰的道德体系。旧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被推翻了，而新的信仰体系，即人文主义的道德，或者尚未建立，或者使自我开始裂为碎片，从而使世界进入到“贫困的时代”。但是，如果将人文主义的危机和人无家可归的处境全部看作是感性主义泛滥的结果，这又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纵然人文主义者注重对情欲的遏制，他们也不可能洞悉到生命的真谛和永恒的真理。中世纪神本主义者和17世纪新古典主义者以及18世纪的启蒙学者都是极其注重遏制情欲的，然而他们也都没有为人类找到永恒的真理，反而带来了对个体人格的压制。道德规范对原始欲望的牵引只是保护人类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只是文明进程中的必要一环，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人文主义的危机，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文主义存在方式所带来的迷惘。中世纪文学表明，在对非启示性的上帝的祈求中，人的本质异化为一种非真实的存在。人文主义在抨击基督教教会后，给予了人极大的主体性。但人文主义在摒弃基督教教会中对人性压抑与异化成分的同时，也抛弃了原初基督教中的理性内涵，特别是摒弃了其中使人性圆满、升华与超越的启示性内涵。
尽管人文主义者并不拒绝一个上帝在其中的世界，但人文主义者心中的上帝再也不是基于一种启示、一种内在心灵的信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感，而只是一种文化惯性。因此，即使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新道德再完善，也不能完全阻止人文主义的危机。因为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植根于经验形态中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从本体论看，人文主义是一种人学本体论。如果没有超验性的启示性信仰作为人类的支撑，道德律令最终是无法落实的。
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可悲处境的展示更是被提到了文学的首要地位。在19世纪文学中，主人公们身上都呈现出人性与狼性的双重变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人是什么”。他痛苦地发现，人要么匍匐为虫，要么疯狂为兽。人类因上帝的在场而丧失自我，因上帝的缺席而异化为兽。兽比虫显示出更大的阴暗与丑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贪婪、情欲、凶杀……人性的一切黑暗面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显现。灵魂无所依托，而罪恶之源在于人性本恶。托尔斯泰再次展示了人类生存处境的绝望和生活格局的严重错位。对现实罪恶的焦虑，对精神虚空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使他对自我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生命的流程由此中断，产生了“身处异域而又指望有人来帮助的一种恐惧、孤独、凄凉”
的感觉。
20世纪的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中的人的处境更是充满着深切的危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全面崩溃并异化。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没有恶，也没有善；没有魔鬼，也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虚无。“我”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只是孤单地在宇宙中存在，在“我”占据的空间中沉浮。在贝克特的笔下，光秃秃的树兀立在空荡、阴暗、凄凉的荒野的路旁。生活在这个荒漠、冷酷、不可理喻的世上的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无所作为，分不清过去、现在与未来。从尤奈斯库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人在椅子的挤压下不见了。在对物的从属之下，人畸形地发展，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人对自己、对他人都成了异己者，心中残存的一线光明也被扑灭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人在物的驱使下干脆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人尽管成了虫，却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无穷无尽的灾难；海德格尔与萨特将人称为“being—there”，他们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此时此刻的处境，找不到任何超越性的意义。与古希腊的英雄们相比，乔伊斯所描写的“当代英雄”丝毫没有人的精神，他们孱弱无能、平庸浅俗、安于现状，在孤独、失望、忧郁中打发时光。艾略特眼中的世界同样是冷漠的，教堂被荒弃于闹市，由于没有圣水的滋润，草木干枯，没有生命的呼唤，没有春天的温暖，荒凉、阴冷，无疑是一片现代荒原。荒原上充满了欺骗、淫乱、厮杀，欲海无底，泛滥成灾；荒漠无垠，腥风血雨。人们面无表情，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感觉，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四处游弋、随波逐流。随着季节的推移，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延缓，反而加快了自身走向沉沦与毁灭的进程。生活在死亡之国的“空心人”只是头脑填满稻草的空架子，在一切与一切之间落下“阴影”。它随时都有倒塌与崩溃的危险，“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了，不是嘭的一声，而只是嘘的一声”
。更令人可怕的是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他连母亲的死也无动于衷，对坐牢、处死毫无反应。是超然出世？还是麻木不仁？他使我们悲凉地体会到人在世上的无极境地。文学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多维度地向我们展示了人从上帝的怀抱中觉醒与挣脱后，灵魂无家可归的尴尬与可怜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