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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将人与上帝的关系加以颠倒，人创造上帝变成了上帝创造人，但这是信仰的需要。教会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仅将这种关系固定为不可非议的教旨，将精神生活世俗化，而且力图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就出现了两个上帝：“一个是圣经中的上帝，即通过基督的生、死、复活来显示其存在的上帝；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上帝。”
前一个上帝是神性的上帝，后一个上帝是理性主义的上帝；前一个上帝是不可言说的，不需要证明的，要求的是基于启示的信仰而不是人的智慧的证明，而后一个上帝是必须让人去证明其存在的。教会为了其统治，力图证明后一个上帝的存在，这看似拥戴上帝，其实倒是神性上帝瓦解与死亡的开始。
对后一个上帝存在的证明导致了人的觉醒，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前一个神性上帝的不信任，这为神性上帝退隐、信仰瓦解埋下了伏笔。处于沉睡中的人，睁开惺忪的双眼，由匍匐到站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人文主义者的人本观念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基于对基督教会的不满，而引发出的反思与反叛基督教神本观念的结果。
对知识的拥有是人觉醒的第一步。无知者是不自由的，作为人文主义先驱的但丁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知识推崇备至。在《神曲》中，他撇开了教会，而让人智的代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为自己的引路人，尊称他为“智慧的海洋”、“拉丁人的光荣”。同时将那些没来得及信仰基督教，按教会说法会被打入地狱的异教徒——古希腊罗马的智士贤人安排在一个幽静美丽、鸟语花香的地方，不让他们受苦。尤其让他钦慕与敬仰的是古希腊的智多星尤利西斯。为了追求知识，尤利西斯抛弃了个人幸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但丁借尤利西斯之口说，人“不应当像走兽一样地活着，应当求正道，求知识”
。但丁还将知识看作消除四大丑欲、通向至善至美的天堂之路的向导。
然而，但丁毕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知识的推崇主要是为了反对教会的蒙昧宣传以及对神性上帝的庸俗化理解，而并非要推翻神学本体论和超越神学信仰的范畴。按基督教教义，神性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也是知识存在的前提。因此，但丁只能在基督教的地狱、天堂、救赎学说的框架内推崇知识。
教会为了独霸对《圣经》的解释权，故意进行蒙昧宣传，认为知识是违背上帝意志的产物。其实不然。原初的基督教在承认上帝权威的前提下，并不反对人对知识的掌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便将它们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一一识别。上帝所宠爱的人也多是些智慧超群、知识丰富、能言善辩的先知先觉者。诚然，《圣经》中有“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智慧人的智慧必须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须隐藏”（赛29：14）之类的劝诫，但更多的是鼓励和劝告人们掌握知识的箴言。比如，《约伯记》的作者就认为“智慧的价值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伯28：15）、“智慧的价值高于珍珠”（伯28：18）；《传道书》的作者也认为“智慧赋予智慧者的力量大于一座城市的十个统治者”（传7：10）、“一个人的智慧使他脸上光耀”（传9：16）……诸如此类的箴言在《圣经》中比比皆是，足以证明以《圣经》为经典的原初基督教对知识的重视。当然，作为信仰的产物，它更强调人智的有限和神性的无限与永恒，即“上帝是智慧的来源，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箴9：10）。
作为基督教徒的但丁，只能让维吉尔带领自己游历地狱与炼狱，而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还必须借助另一位向导——爱与信仰。因为基督教认为爱是神性之源，是上帝的第一属性，也是人性之本。
原初的基督教并不反对人有享受爱情和世俗生活的权利，只是主张要对这些权利加以理性的约束，否则人就会走向纵欲。《旧约》中就有许多反映以色列人现世生活包括爱情生活的篇章，在《士师记》、《列王记》、《撒母耳记》等篇章中，作者常将主人公的英雄壮举与爱情生活交织在一起。《路得记》描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与爱情；《雅歌》表现的是男女间爱情的欢乐与痛苦，歌颂的是男女青年间纯真、质朴、真诚的爱；《传道书》中甚至宣扬了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得到上帝的欢心，而是为了充分享受人生的幸福。
不可否认，基督教中贯穿着原罪、节欲、赎罪的观念，其原因是生产力低下和自然资源匮乏引起了罪恶蔓延，如果没有一种意念中的权威来遏制罪恶的话，人就会处于动物生存的低水平上。《圣经》详尽地描述了纵欲带来的恶果。例如亚当、夏娃并非因为追求知识与爱情，而是因为无止境的欲望导致了伊甸园的失落；在大洪水面前，作恶者束手无策，只有义人诺亚幸存下来。《圣经》中的律法和禁令都以关怀人、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为宗旨，兼容着人本主义的内容，很少有禁止爱情、婚姻和正当生活享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尽管人有原罪，但若节欲、赎罪，将世俗之爱升华为对上帝之爱，那么人类的一切愿望、情感都可以得到满足。
原初的基督教正是企图将平凡自然的世俗情感升华为一种神秘圣洁的宗教情感——信仰，从而建构一种完美的人性。而教会将这一观念加以发挥，鼓吹禁欲主义，过分拔高对上帝之爱而极力压抑作为人的本性的自然之爱与世俗之爱。但丁一方面对人性之本予以肯定，对因相爱而被残杀的情侣弗兰采斯卡和保罗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将古代的先哲和因相爱而犯淫行罪的情侣放在地狱中，而且将上帝之爱的象征贝亚德作为通向天国的向导。
由此可见，但丁是从反对教会对原初基督教的庸俗化理解的立场上肯定知识与世俗之爱的。他的作品尽管客观上显露出了人本精神的曙光，但主观上并没有想让人脱离神性上帝的怀抱。事实上，他作品中的人本精神也十分有限，只是对原初基督教中的人本精神的恢复。但它的作用不可低估，是人觉醒的先声。
一旦大众拥有了知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权与解释权也就自然瓦解了，其谎言也会不攻自破。因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从四面八方汲取知识的甘泉来浇灌人们干枯的心田。在他们看来，时代的新人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和人间情怀，而且应有丰富的知识。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人是认知和理性的动物。拥有了知识，才能在与外在的奴役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莎士比亚也通过亨利六世之口说：“知识就是力量，它可以使我们升入天堂。”在莎士比亚笔下，知识可战胜邪恶，反败为胜，可征服自然与罪人，还可赢得芳心，获得爱情与自由。
人文主义者由对知识的追求和人智的开启，进而展开了对教会的揭露与批判、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和对人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彼得拉克大胆地撩开了但丁为爱披上的那一层神秘的面纱，勇敢地追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用如椽巨笔把教会僧侣的丑态毕现。而拉伯雷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因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而获得新生的巨人形象。莎士比亚将人抬到了更高的位置，高喊“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人的理性、力量、仪表、举止和行为都进行了颂扬与肯定。与上帝相比，人类毫不逊色。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文学活动中的人的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哥白尼的发现尽管是天文学的发现，且本足以叫人因觉得自己的渺小而谦卑下来，因为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个小星球，但人从中看到了自身力量的无限：在宇宙之内，唯有人才可以从自身无限地伸展到太空之外。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人觉醒的直接标志，它确认人的信仰应取决于内心的理解而非外在的强制。而后来笛卡尔主观上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客观上将神性上帝引向了死亡的边缘。他的“我思故我在”的理论，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事物的可靠性，却不能怀疑那位正在怀疑的“我”，从哲学的角度确立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人的地位提高了，对上帝的感情自然就疏远了。
尽管人文主义者并不拒绝一个上帝在其中的世界，彼得拉克曾在世俗情感与宗教情感的抉择中痛苦不已，薄伽丘只反教会不反宗教，莎士比亚也承认天命和上帝，但人文主义者心中的上帝再也不是那个使人性压抑、自我失落和导致人物化的上帝，而是一个为了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