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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鹏军，男，1962年11月生，吉林梅河口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出站。现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戏曲史、岭南文学与文化。已出版专著《近代传奇杂剧史论》（2001）、《近代传奇杂剧研究》（2001）、《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2005）、《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2007）、《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2009）、《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2011）等；主编《岭南学丛书》和学术集刊《岭南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摘要： 钱钟书虽不是黄遵宪与近代诗歌研究的名家，但这自是他博学的范围。钱钟书以其独特的文学史观念和思想方法，对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及其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足堪重视的具有独特见识的观点，表现出开阔通达与深邃精微相结合的学术观念和思想方法。钱钟书的黄遵宪论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学术史意义，也具有独特而长久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钱钟书 黄遵宪 诗歌创作 近代诗坛 方法论 学术史
黄遵宪作为近代诗坛大家，作为在中国古典诗歌古今转换、迅速变革之际特色鲜明、成就卓著的诗人，自是钱钟书始终保持关注的人物之一，他在《谈艺录》、《管锥编》和《七缀集》中多次论及黄遵宪其人其诗。钱钟书对人境庐主人及其诗歌的评论，以其特有的思接千载、横览中外的理论视野及细如毫发、洞悉深微的艺术眼光，多发前人未发之覆，留下了足令来者再三思之、深入探讨的文字。
然而，钱钟书对黄遵宪的评论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黄遵宪研究及黄遵宪研究学术史的进展，而且于中国近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有害而无益。笔者不揣谫陋，将钱钟书论黄遵宪的主要观点介绍评述如次，从研究方法与学术史角度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反思，以期利于黄遵宪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笔者深知对钱钟书的学术思想尚缺少完整深入的把握，也就难以道出钱氏论人境庐的精髓与微妙之处，权抛砖引玉，时贤方家倘能由此多加研讨钱钟书的有关论述，匡正笔者之不逮，则善莫大焉。
钱钟书论黄遵宪的文字，以《谈艺录》表现得最为集中充分（凡八处），《管锥编》、《七缀集》二书中亦有多处论及（前书十五处，后书两处）。约略言之，这些论述涉及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多个重要问题，也指出了时人在黄遵宪研究中的某些疏失或可商讨之处，并由评价黄遵宪其人其诗涉及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念、方法论的重要问题。兹请一述之。
考察与探究诗人创作的入手取径之处，探求其人其诗与一定的文学传统、诗学渊源、时代风气、诗坛习尚等种种内外因素的关系，所谓“考竟源流”、“知人论世”，是中国诗评的一种传统方法。
黄遵宪晚年对自己的诗作期许甚高，尝说：“吾之五古诗，自谓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
钱钟书论黄遵宪诗的取径则说：“《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
钱钟书指出人境庐诸体诗与清代袁枚、赵翼、舒位、龚自珍、宋湘诸家诗之密切关系，尤其值得注意。他曾特别指出黄遵宪对龚自珍的效法：“黄公度之《岁暮怀人诗》、《续怀人诗》均师承定庵，只与渔洋题目相同；其《己亥杂诗》则与定庵不但题目相同，笔力风格亦几青出于蓝，陈抱潜当如前贤畏后生矣。”
黄遵宪的某些作品大胆以地方风情入诗、语言通俗晓畅，远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通俗化传统，与客家民间文学亦有深刻关联，而客家先辈诗人宋湘则是人境庐诗这一特色的直接渊源。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从《红杏山房诗钞》中获得大量灵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黄遵宪在诗作中屡次道及宋湘，钦敬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即是人境庐诗与红杏山房诗之间密切关系的一种直接证明。
另外，钱钟书还指出黄遵宪诗歌创作与以文为诗的“宋诗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
黄遵宪在表达自己诗歌见解的时候曾说过：“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钱钟书认为，多年来人们研究黄遵宪诗，多从其“推陈出新”的角度立论，强调其“新派诗”的创新价值，而黄遵宪在诗集自序中却清楚地表明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当然包括学习借鉴自中唐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诸大家直至晚清郑珍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的“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钱钟书所论，清晰而客观地说明了黄遵宪与“宋诗派”的密切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晚清诗坛复杂纷繁的内部状况。这无疑更接近文学史的实际，实为新人耳目之学术卓见。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相当盛行、直至目前仍颇为常见的看法是，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诗人，与晚清时期人数众多、诗名极盛、影响深远的“以文为诗”的“宋诗派”和“同光体”简单化、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经常想当然地把两者的关系描绘得矛盾重重、格格不入，甚至势不两立。钱钟书这段论说，对这种不顾具体的文学史事实当然也就不可能具有科学价值的文学史观念是一个极好的反驳。
更为重要的是，钱钟书将向来为文学史家所诟病的“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看做“文章之革故鼎新”之“道”，即诗歌发展、文体变革中一种带有规律性、根本性的现象，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不期然而然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他把这种现象和趋势提高到理论性、规律性、普遍性的高度来认识阐发，大大地深化了文学史事实的考察，使之获得了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这一观点，对黄遵宪诗歌研究与近代诗歌研究，乃至对重新探讨长久以来的唐诗与宋诗之争、思考整个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至于“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不免于流”诸语，则是钱钟书从自己的诗学思想与品藻尺度出发，对人境庐诗存在的不足的分析评论。其中尤可注意者，是钱钟书拈出“俗艳”二字品评人境庐诗的一种风格特点。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又进一步指出：“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弢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
此处之“甜俗”与上文的“俗艳”，所指当无大异。笔者以为，钱钟书下此断语的依据主要是黄遵宪早年（光绪二年，即1876年中举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后来的少量作品；也就是说，黄遵宪诗之“俗艳”或曰“甜俗”风格最集中地表现在其早期作品中，尽管他后来不无同类之作。关于这一点，正如钱钟书所说，观《人境庐集外诗辑》中的大部分作品，当会有真切具体的认识。
对此，笔者还想补充的是，人境庐诗的“俗艳”、“甜俗”风格，在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梁启超其实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这一点，尝指出：“《人境庐集》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沉博绝丽，体殆备矣；惟绮语绝少概见，吾以为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顷见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抚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狯乃尔！’”
还有，倘若一读《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保存的《人境庐集》外的佚诗，对钱钟书的这一论断定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还有必要指出，钱钟书在此拈出“俗艳”、“甜俗”以描摹黄遵宪某些诗作的风格特色，但并不是说全部人境庐诗均是如此；而且，他将黄遵宪和江湜在晚清诗坛的地位比作魏、蜀、吴三足鼎立时“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刘备和曹操，称此二人为“霸才健笔”，称人境庐诗“奇才大句”，也就是将此二人称为当时诗坛之“天下英雄”，这些都是很高的评价。钱钟书对于其他诗人似还从未如此赞赏。不过，“俗艳”或“甜俗”之说并非全部人境庐诗风格的完整概括，上引梁启超所论，实际上已涉及黄遵宪诗歌风格的丰富性、多样化、变化过程的问题。因此，全面考察黄遵宪的创作历程、风格变迁和留存至今的一千一百四十多首人境庐诗歌，可以认识到事实确是如此。
关于人境庐诗的风格特色和美感风貌，以汪辟疆所论最为精当：“中岁以后，肆力为诗，探源乐府，旁采民谣，无难显之情，含不尽之意。又以习于欧西文学，以长篇叙事，见重艺林，时时效之，叙壮烈则绘影模声，言燕昵则极妍尽态。其运陈入新，不囿于古，不泥于今，故当时有诗体革新之目。曾重伯、梁卓如尤推重之，虽誉违其实，固一时巨手也。”
钱钟书曾指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
因此钱钟书在《谈艺录》“补订”部分中论及黄遵宪时，就在早年论说人境庐诗取径入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黄遵宪与当时诗坛风气的关系，重点考察他对时代风气的影响和时代风气给予他的影响，指出：“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
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弢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弢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弢叔序，参见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区以别矣。”
他还指出：“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馀，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
钱钟书指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袁枚、赵翼、黄景仁、张问陶、郭麐、舒位诸家诗大行其道，汇合成风，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诗坛风气，包括黄遵宪在内的岭南诗人多受其濡染。晚年黄遵宪编定诗集时曾删去的、今存于《人境庐集外诗辑》中的早年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可见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与乾嘉以降诗坛风气的密切关系。但是黄遵宪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臻致“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的境界，既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风气、诗坛习尚取向相同，又能在此氛围之中出类拔萃、卓然独步。另外，当时也存在一些力图矫正这种诗风的诗派，如以宋诗为旨趣的江湜等人，以及其后的为数众多的“同光体”诗家，以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等。这些诗歌流派实际上与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绝非如某些论者以为的那样，或者绝对对立，或者毫不相关。《人境庐诗草·自序》是体现黄遵宪诗歌理论主张最集中、最重要的文字，在钱钟书所引上文之后，黄遵宪还写道：“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钱钟书指出，黄遵宪此论乃是“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道广用宏”。也就是说，于古往今来的众多诗家，不存盲目的崇古卑今与门户宗派之见，而具有“转益多师”的胸襟器识，这是人境庐诗得以“超群出类”的关键所在。尤其是黄遵宪对于“晚近小家”的重视，与江湜鄙薄明代以后之诗的观念判然有别，两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竟是如此大相径庭。
前辈和当代研究者如陈衍、钱仲联等亦尝从诗歌作法、入手取径角度考察人境庐诗，颇有体会。但是钱钟书所论多有堪称独到、发人所未发之新见。最重要者有三：其一，将人境庐诗置于当时的诗坛风气之中，结合当时不同诗歌流派之间的复杂关系，细致深入地考察黄遵宪对前代重要诗家的继承和发展，揭示他与当时各派重要诗人的深刻联系；其二，指出黄遵宪早年诗歌风格、创作经历对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强调考察《人境庐集外诗辑》对于研究全部人境庐诗的重要价值；其三，在对人境庐诗的独到之处、特殊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从诗歌理论与创作的高度深刻地指出其取径、风格方面的某些局限或不足，对人境庐诗浮滑浅俗的一面提出了针砭。可见，如此深切独到、具有深刻启发性的见识并不是一般的文学史家和诗歌评论者所能具有的，足当引起黄遵宪研究者和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在现存黄遵宪的所有著作中，找不到他正式号召“诗界革命”、表示直接参加“诗界革命”运动的文字，但继梁启超、胡适等人之后，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黄遵宪看做“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甚至是一面旗帜。这种观念和认识一直影响到目前的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一种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被相当普遍地接受的观点。
在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钱钟书在深入研究与缜密思考的基础上，对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真实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提出的观点和判断，也就特别值得关注并用心体会。钱钟书说：“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
“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
他还指出：“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亦未许比肩争出手。”
钱钟书所说推重黄遵宪的“论诗界维新”者，当肇端于梁启超与胡适，两人分别在所著《饮冰室诗话》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集中阐发了这种见解。特别是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张扬和对黄遵宪的高度赞誉，影响尤为深远，某些观点至今仍常被引用。钱钟书评论梁启超最为倡导的“诗界革命”
时，与时人主要关注其以西学为武器的“创新”的考察角度异趣，他更加关注这一运动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联，指出他们的所谓“革命”，只不过是在字面上驱使一些西方典故，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使用“参军蛮语”、“佛典梵语”的旧习惯并无二致。这实际上涉及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问题，下文还要述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总结到，“诗界革命”的主旨就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或者“以新理想入古风格”
。同时，他也意识到，“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至今思之，诚可发笑”，“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可见，钱钟书所论，与梁启超的意见并不矛盾，而且表现得更加通达，并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思想深度。应当承认，无论就近代“诗界革命”主张的理论内涵来说，还是就“新派诗”的创作实绩来说，这种观点都更加接近文学史的真相，更具有学术价值。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推许黄遵宪、夏曾佑和蒋智由为“近世诗界三杰”或称“近代诗家三杰”
，主要是就三人诗歌均具有“理想之深邃闳远”的共同特点而言的
，并且，必须看到，这种判断与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况、认识水平、文学观念、诗歌修养等因素密切相关。钱钟书从诗歌创作成就高下的角度出发评骘三人，认为夏、蒋二人的诗作“似尚不成章”，未足以与人境庐诗相提并论。这一点，与梁启超所见大有异同，确有深究之必要。沿着这样的思路，从诗歌创作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夏曾佑、蒋智由二人的诗，与黄遵宪相比的确相距甚远，与人境庐诗并不在一个水平上，因此钱钟书用“似尚不成章”评价之，也就不能说是过苛之论。
与夏曾佑、蒋智由等人同时的丘逢甲，也深得梁启超推许，称之曰“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
。丘逢甲对自己的诗也颇为自负，甚至过于自信，尝对黄遵宪说，“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十年之后，与公代兴”
，自谓其诗足以与人境庐诗媲美并传之后世。年轻时一向充满浪漫激情却失之简单粗豪的柳亚子则从宣传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需要出发，甚至认为丘逢甲诗高于黄遵宪诗，所作《论诗绝句六首》之五云：“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
钱钟书持论与以上说法显然不同，认为丘、黄晚年乡居时期虽多有唱和之作，这些作品至今仍留存于两人的诗集之中；但就总体诗歌成就而言，岭云海日楼诗尚不能及人境庐诗，丘逢甲断难以与黄遵宪“比肩争出手”。这一段文字，将人境庐诗与“诗界革命”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之诗相比较，从而突出了黄遵宪在此派诗家中其他人不能比拟、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可见，钱钟书此论与时人之论虽多有异同，却不乏真知灼见，令人信服。它启发和促使研究者以新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思考向来备受关注并被高度肯定的“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发生过程以及该派诗人创作成就的有关问题，对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诗歌的创作状况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均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而且，这种学术观念和思想方法，对长期以来以至时下仍然大行其道、屡见不鲜的以肯定、抬高甚至吹捧研究对象为主的思考方式和学术风气，也是很好的教益。
时人谈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少不得引黄遵宪“我手写我口”
这样的诗句为证。这一做法由来已久，盖由胡适发之。他曾说过：“他（引者按：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二十多岁时作的诗之中，有《杂感》五篇，其二云：……（引者按：即“我手写我口”一首，诗略）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了。”
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钱仲联就曾经指出：“公度《杂感》诗云：‘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吾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此公度二十馀岁时所作，非定论也。今人每喜揭此数语，以厚诬公度。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锡兰岛卧佛》诗，煌煌数千言，经史释典，澜翻笔底。近体感时之作，无一首不使事精当。”
这里就提出了黄遵宪诗歌创作中“我手写我口”与“使事用典擅长”的关系问题，值得具体考察并深入探究。
钱钟书则从另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学人每过信黄公度《杂感》第二首‘我手写吾口’一时快意大言，不省手指有巧拙习不习之殊，口齿有敏钝调不调之别，非信手写便能词达，信口说便能意宣也。且所谓‘我’，亦正难与非‘我’判分。”
钱钟书认为，后世学人对黄遵宪这种“快意大言”不宜过于相信，原因有二：其一，手有巧拙，口有敏钝，手写达意，口说意宣，并非易事；下笔就错，开口即非，词不达意，言不尽心，诸如此类的情形其实极为常见。因此在写作或说话时，要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心口如一、左右逢源，即实现“我手写我口”的目标，实在是一种难以企及、异常高妙的艺术境界。这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心”与“手”、“口”之间，亦即艺术思维与语言表达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问题。而且，只要有创作活动发生，这一矛盾就不会消失，也无法奢望得到完满的解决。从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和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二，从哲学本体论角度和文学创作过程复杂性的角度来说，“我”与“非我”，即自我与外物，主体与客体，在艺术思维与文学创作过程中本来就密切相连、胶着难分、交互作用，难以在两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因此彻底地区分文学创作、艺术创造活动中的“我”与“非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恰当地把握“我”与“非我”、“物”与“我”的联系与区别，并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恰如其分地运用之，这同样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重大问题。
可见，钱钟书此一番有关“我手写我口”的论述，将一个具体的文学创作问题提高到全新的具有文学史内在经验和哲学本体论思辨的理论高度，赋予其空前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广泛的思考空间，让人不得不承认其价值重大，发人深省。
黄遵宪青年时期即以关心时务、思想通达见称，甚至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期许，被称为“霸才”
。担任外交官十几年的海外经历，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成为晚清政坛中一个识见超群、稳健务实的著名政治人物，也成为晚清诗坛中一个较多地了解世界、较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杰出诗人。这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称道，黄遵宪本人对此也不无自得之意，晚年乡居时写下的“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
的诗句，正是这种心态的充分表达。
钱钟书以自身对中西古今文化的精湛了解，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就黄遵宪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及心态、他的某些“新派诗”创作与西方文化学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迥异于流俗的思索，得出了时人未见的全新结论。钱钟书说：“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
在另一处，钱钟书又独出心裁地分析道：“黄遵宪提倡洋务和西学，然而他作诗时也忍不住利用传统说法。他在由日本赴美国的海船上，作了一首绝句：‘拍拍群鸥逐我飞，不曾相识各天涯；欲凭鸟语时通讯，又恐华言汝未知。’试与宋徽宗有名的《燕山亭》词对照一下：‘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黄遵宪不写‘人言汝未知’，而写‘华言汝未知’，言外之意是鸥鸟和洋人有共同语言。”
钱钟书指出，黄遵宪在诗歌中所使用的西方“制度名物”、“声光电化”等让人耳目一新的名词术语和制度、事物、器物、技术，不过是诗歌创作上的一种表面点缀；此类以西方文化的某些表面因素为面目的新诗，在本质上与西学并无深刻的关联，倒是与中国古已有之的诗歌作法和文化观念相近，或者说是这一古老传统在近代中西互通之际的新发展。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一角度考察，应当认为，黄遵宪实际上只是在很外在、很浅显的层面上对西学有所了解和接受，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深层内容、精髓真谛“实少解会”。因此，黄遵宪的某些使用西方名词术语、运用近代外国新事物的诗歌，就形成了貌新而实旧、似西而实中的面目，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诗坛风气之下，容易获得广泛的包容性和可接受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当时各派人物的胃口，从而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加上人境庐诗歌其他方面的成就，遂使得“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正是由于处在中西古今的交汇点上，才使黄遵宪及其诗歌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如此深广的影响。这不仅揭示了黄遵宪诗歌创作取得成功、当时及身后诗名甚隆的奥秘，而且指出了文化变迁之际与文化交流过程中在许多人那里都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并未像之前与之后的很多论者那样，仅根据诗歌字面上出现的一两个西方新名词、笔端的少数近代新事物，就简单地认定黄遵宪把握并且认同了西方文化，并对这种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诗歌创作现象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阐发，而是通过对具体诗歌作品的解读分析，深入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知识结构与文化心态之中，从更深的文化态度、文化心理层面上探讨他与西学的真实关系，可谓慧眼独具，真切彻底，当然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钱钟书分析黄遵宪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接受西学时的文化心态，切中肯綮，深切独到，这可与钱钟书在另一处的论断相证明。他曾引述其他研究者不太注意的黄遵宪的言论说：“黄遵宪和日本人谈话时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又在著作里写道：‘吾不可得而变者，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以得而变者，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
黄遵宪这两段话，前者见于日本人冈千仞所著的《观光纪游》，后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据记载，黄遵宪在日本时经常对日本友人这样说，可见并非一时兴到之语。后者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工艺志序》，原文作：“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
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驱动下，黄遵宪写出“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的诗篇，就不仅毫不足怪，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了。
不仅如此，钱钟书还举出黄遵宪错误地理解西方名词的一个例子为证，足见黄氏对西学所知程度甚浅，甚至时出谬误：“黄公度光绪二十八年《与严又陵书》论翻译，有曰：‘假“佛时仔肩”之“佛”而为“佛”，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之义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盖谓‘耶稣’即‘爷苏’，识趣无以过于不通‘洋务’之学究焉。”
这种对“耶稣”一词完全错误甚至几近荒诞的解释，只能证明黄遵宪在这方面的见识与那些完全不通西学并拒绝了解新知的陈腐学究相比，并无任何的高明之处。钱钟书还指出：“黄遵宪与严复书，释‘耶稣’之名为译音而又寓意，偶重阅王闿运《湘绮楼诗集》，见卷九《独行谣三十章赠示邓辅纶》已有其说。‘竟符金桂谶，共唱耶稣妖’，下句自注云：‘“耶稣”非夷言，乃隐语也。“耶”即“父”也，“稣”死而复生也，谓天父能生人也。’王望‘稣’之文而生义小异于黄耳。”
黄遵宪与王闿运在政治上、文学上均属不同派别，而且各自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但是两人对“耶稣”二字的理解竟是如此这般地不约而同、同而小异，这种现象也颇可深入思之。可见，钱钟书此论的确抓住了黄遵宪对西方文化学术态度的关键，并由此指向近代海通之际，发生于许多相类或不相类的人物思想与行为习惯中的多种相关现象，从而使对黄遵宪的文化态度、西学观念的讨论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
笔者还想补充的是，与当时颇为盛行的西学中源论有关，黄遵宪从走出国门直至终老故里，始终认为中学乃是西学的渊源，一直相信“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
。以至于西方的文明、民主观念，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地球为宇宙中之一圆球的学说，类人猿为人类祖先的学说，均早已大备于中国古籍之中。
这些一再出现的言论均表明黄遵宪直到晚年，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接触西学时复杂微妙的文化心态与中年时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或改变。
特别重要的是，在讨论黄遵宪与西方文化学术之关系、对西学的接受与态度时，钱钟书还将黄氏与近代中国另外两位引进西学甚力的学者，又同是著名诗人的严复、王国维进行了充分的比较，从而对黄遵宪及其诗歌，乃至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钱钟书说：“严几道号西学巨子，而《愈懋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余尝拈以质人，胥叹其运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译西谚‘I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也。点化熔铸，真风炉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门’、‘玫瑰战’、‘蔷薇兵’之类，恨全集只此一例。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来意兴都尽、涉想所至、率然书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逼仄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世间皆气古常云，汽电今看共策勋。谁信百年穷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其《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古诗不足观；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佳者可入《饮冰室诗话》，而理窟过之。”
他又说：“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茜清泠也。”
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说，严复对于西学的体察和了解都要比黄遵宪深切许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亦非黄氏可比。虽则如此，钱钟书还是指出严复“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的严重局限。就诗歌来说，严复的大多数作品还是限于传统的思想，运用旧有的形式，而看不出受西学影响的明显痕迹或故作新奇的时代色彩。至于那些以西方新事物入诗的篇章，除一首“直译”西谚者堪称佳作外，其他作品只不过是当时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和新鲜事物的韵语记录，仅限于表面的新奇颖异，并无深挚之情与精微之理寓于其中，钱钟书称之曰“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也就是说，这类作品，较之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等的“新派诗”，并不见得高明多少。
在黄遵宪同时或稍后，只有王国维把握了西方哲学的奥义真谛，并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做到运新入陈、新见迭出；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旧形式表现出来，能够做到自然高妙，不露痕迹，臻致化境。犹如盐入水中，得其味而不见其迹；非如金屑入眼，见其彩却不能相容。这是钱钟书对王国维诗歌创作与西学关系深切的体悟，也是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钱钟书又恰到好处地补充指出，他这样说并不是认为静庵诗一定优于人境庐诗，并非仅以此一点为标准评骘二人之高下，而是说王、黄二家之诗，各有姿态，各具风貌，各擅胜场，因而也就各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必存非此即彼、扬此抑彼之见。由此一例，即可见钱钟书人生态度中的机警灵动与睿智高明，学术思想中的圆融通达与辩证周详。
《日本杂事诗》虽然篇幅不长，但对研究黄遵宪的诗歌成就和政治学术思想极为重要，黄遵宪对之也相当满意，甚至不无自得之情，尝有诗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不仅自光绪五年（1879）同文馆聚珍本（即初版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本（即定本）出版以来版本众多，而且历来评论者对《日本杂事诗》也像对《日本国志》一样，给予高度赞誉。这也一直是黄遵宪诗歌与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
钱钟书对《日本杂事诗》的评价也同样值得注意。他说：“《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藉红毹，吟罢拈针弄绣襦。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
钱钟书认为，《日本杂事诗》借中国传统的典章事物、旧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日本的风土人情，反映日本近代的新风尚，两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本来就难以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种努力虽不无意义和趣味，但诚非易事，诗难以作得工稳，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甚至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必然。因此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形：诗歌本身并不如对诗歌进行说明解释的自注来得重要，诗也就反不如注写得精彩，竟至出现了“椟胜于珠”这种既相当有趣又令作者觉得尴尬的文学现象。钱钟书还举出黄遵宪的前辈同乡诗人宋湘的《忆少年》一诗，与《日本杂事诗》中的一首作了比较，指出黄遵宪此诗明显受到宋湘诗的影响，但是从诗歌的结构、形象、意趣等方面看，黄诗都明显不及宋诗，给人以完全不同的艺术感受。
谈到黄遵宪诗，周作人曾发表过如下意见：“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
作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重要人物、后来发展成为杰出学者的周作人，对中国近代的诗歌改革特别是以西方新学理入中国旧诗、用旧格调承载新思想的做法提出了相对保守的意见，这的确值得深思。周作人还指出：“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做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钞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钞袭诗注的。”
这段话不仅证明了黄氏《日本杂事诗》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特别指出黄氏思想见识的出类拔萃之处。从周作人评价黄遵宪的重点所在和对其历史贡献的肯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周作人评论《日本杂事诗》的角度与钱钟书大不相同，两人在其他方面也不可以相提并论；但从上引两人论述《日本杂事诗》的文字中，却可以发现其思想方法、考察角度、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也有不无相近的观点与认识。应当说，两人从不同的方面对黄遵宪及其《日本杂事诗》进行了兼具学术性和启发性的评论。从黄遵宪研究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钱钟书和周作人关于《日本杂事诗》的言论及其异同所蕴含的文化学术意义，颇可玩味。
如同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对黄遵宪晚年亲自编定的诗集《人境庐诗草》的注释与研究、对《人境庐集》外的佚诗及相关文献的搜求与编辑，不仅是黄遵宪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学术任务，而且是该领域深入研究、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与前提。黄遵宪及其研究还是比较幸运的，《人境庐诗草》除了有宣统三年（1911）日本初刊本及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重刊本外，还有高崇信、尤炳圻校点的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文化学社再版本等多种版本。特别是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四种版本的先后出版，为黄遵宪研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文献基础。其后又有《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的编辑出版。这些著作自然是钱钟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钱钟书曾别具慧眼地指出：“《张裕》（出《三国志》或《启颜录》）饶须，刘先主嘲之曰：‘诸毛绕涿居。’按此秽亵语……要不外乎下体者是。诗人贪使故实而不究诂训，每贻话把笑柄。如林寿图《黄鹄山人诗钞》卷一《曹怀朴先生县斋燕饮》‘使君半醉捻髭须，惜少绕涿诸毛居’；无知漫与，语病而成恶谑矣。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逐客篇》‘招邀尽室至，前脚踵后脚，抵掌齐入秦，诸毛纷绕涿’，乃作族姓地名用，无可讥弹；卷五《春夜招乡人饮》‘子年未四十，鬑鬑须在颊，诸毛纷绕涿，东涂复西抹’，则与林诗同谬。”
钱钟书运用训诂学的方法，推导原典故的本意及其所蕴含的感情色彩，明确指出黄遵宪（还有林寿图）诗歌中的一处用典错误。这种论断绝非一般的研究者所能做出，因此也就更显出钱钟书读书之细致、用心之专注。
钱钟书说：“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共有四种版本：一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本，二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本，三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本，四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本。这四种版本各有异同，也各自留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总的看来可以认为是逐渐完善，后出转精。钱钟书不曾见到最后一种版本的出版，他此处称道者当为第三种版本，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本，并认为此书之精深博洽可追清代冯浩的《玉溪生诗评注》、《樊南文集详注》和冯浩之子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对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予以极高的评价。
同时，钱钟书也提及自己所评黄遵宪诗“俗艳”一语尝引起钱仲联的不同意见。查检齐鲁书社1986年3月出版的《梦苕庵诗话》，笔者未见钱仲联对“俗艳”一说发表评论的文字，有可能是版本不同或经过修改之故。但是从另一段文字中依然可见钱仲联对黄遵宪诗的总体评价：“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又说：“今日浅学妄人，无不知称黄公度诗，无不喜谈诗体革命。不知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无公度之才之学，决不许谈诗体革命。”
这里实际上涉及钱仲联对黄遵宪的总体评价、对“诗界革命”的基本看法等关键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在几十年的学术经历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风雨，钱仲联诗歌理论、文学观念、学术思想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发展变化等问题，这可以引发更加深远的思考。
钱钟书亦尝指出钱仲联所撰《人境庐诗草笺注》的一处疏漏：“《全齐文》卷二二顾欢《夷夏论》：‘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欢鸟聒，何足述效？’……‘娄罗’有数义，黄朝英《缃素杂记》卷八、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黄生《义府》卷下皆考释之，而以沈涛《瑟榭丛谈》卷下最为扼要，所谓一‘干事’、二‘语难解’、三‘绿林徒’。顾欢文中‘娄罗’，正如沈所引《北史·王昕传》语，均‘难解’之意。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第三首（引者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当为第四首）：‘盗喜逋逃薮，兵夸曳落河；官尊大呼药，客聚众娄罗。’时人《笺注》引顾欢此论，非也，第四首（引者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当为第五首）‘夷言学鸟音’，或可引顾欢语为注耳。‘客’、‘众’而曰‘娄罗’，得指干事善贾之商客，然此句与第一句‘盗’呼应，则指绿林豪客为宜。盖第四句承第一句，犹第三句言总督之承第二句言兵，修词所谓‘丫叉法’，详见《毛诗》卷论《关雎·序》、《全上古文》论乐毅《上书报燕王》。‘官尊大呼药’句黄氏自注：‘官之尊者，亦号“总督”。’笺注者未著片言，盖不知《周书·卢辩传》、《北史·卢同传》载北周官制有‘大呼药’、‘小呼药’、‘州呼药’等职，黄氏取其名之诡异也。”
钱钟书所论有充分的文献根据，可以作为准确理解黄遵宪诗歌的有益参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所编《人境庐集外诗辑》一书，以周作人早年发现并购买收藏、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卷抄本《人境庐诗草》为最重要的基础，并参以其他材料编辑而成，将当时所掌握的《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以外的黄遵宪的全部诗歌搜集到一起，对于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全面深入地研究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
钱钟书以其渊博的学识、独特的眼光，有力地指出此书存在的疏失，说：“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
《人境庐集外诗辑》在所录《春阴》后加说明曰：“此诗凡八首，由黄遵庚先生钞寄，今据录。题下原注‘丁卯’（公元一八七六年）。”
钱钟书指出此书将《春阴》七律四首误断为七绝八首，这一错误实际上并不应该发生；既已出现，则应当尽快得到更正。为明真相，现将此诗以七律四首的形式录出如下
：其一：“一带园林尽未真，轻云如梦雨如尘。空庭帘卷犹疑暝，远树花迷不见春。积润微生虚白室，浪游□误踏青人。今年花柳都无色，似听梁间语燕瞋。”其二：“一春光景总成阴，省识天公酝酿心。燕子不来庭悄悄，鸟儿徐爇昼沉沉。漫天红雨飞无迹，隔水朱楼望转深。还是去衣还是酒，今番寒事费沉吟。”其三：“乞来不是好风光，悔向东皇奏绿章。轻暖轻寒无定着，成晴成雨费评量。半是柳絮吹无影，一树梨花静有香。怪底鸡鸣惊午梦，起来翻道晓风凉。”其四：“近连小苑远前湾，总是重阴曲曲环。画境要参浓淡格，云容都在有无间。对花□□人何处？中酒情怀境大闲。为倩笛声吹唤起，一弯新月上前山。”令人难堪的是，时过多年之后，特别是钱钟书已经明确指出这种“令人骇笑，亟待订正”的错误之后，与《人境庐集外诗辑》同样的错误仍然一再出现在重要的黄遵宪著作集中
。
《新嫁娘诗》七绝五十一首为黄遵宪的早期作品，具体写作时间已难确考，多年来，黄遵宪研究中亦极少有人注意此组诗。《人境庐集外诗辑》将其编次于《长子履端生》之后，并在诗后加说明云：“诗中有‘报产麟儿’之句，疑当作于‘长子履端生’一诗的同时，故编次于此。”
钱钟书则认为，此诗并非如集外诗的编者所说是作者婚姻生活的“自述”，乃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是这位年轻诗人基于想象而生发出来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说，钱钟书宁愿将此类作品作为真正的“诗”来读，而不主张将诗中所写内容与诗人的经历对号入座，更无兴趣从中猜测钩稽作者的什么生平佚事与婚恋秘史。
这种对于诗歌内容、风格与诗人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之复杂关系的思考和判断，超出对黄遵宪一人一诗的理解与评价，具有更加广阔的启发意义。
由上文所述可见，钱钟书对黄遵宪其人其诗的论述，涉及黄遵宪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有不少发人之所未发的新见，不少观点远较前贤或时人深刻，也比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高明，显示出其洞明入微的器识和通达辽远的眼光，使人不得不心悦诚服并深受教益和启发。
钱钟书虽不是专门研究“黄学”的名家，但他对黄遵宪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使人境庐诗的研究回归到“诗”的文本本身，回归到清中叶至晚清时期的诗坛风气之中，回归到真实文学史的过程之中，从而对由来已久、至今仍然盛行的无法进入文体内部的诗歌研究、文学研究，对那些盛行已久的简单化、程式化、概念化的僵硬生涩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倾向，均构成了一种有力的反驳，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意义。
钱钟书论黄遵宪的文字，还涉及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某些重要的理论方法问题。钱钟书论说人境庐诗运用的思想方法，如关注具体的时代风气与文学家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明辨同一文学流派内部的差异性，考察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通览中外古今的联系比较的思想方法，融通文学与哲学、史学、语言学及其他学科，走向自如圆融的综合研究的努力，等等，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这种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示范与启发是最深刻的，也是最为珍贵的。这对黄遵宪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乃至对所有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可贵的启迪和深刻的教益。
因此，就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来说，从钱钟书有关黄遵宪诗歌的言论中得出具体结论固然值得重视，但他的思想方法与文学史观则具有更为普遍、更为长久的学术价值。仅就黄遵宪研究而言，也完全可以认为，钱钟书在黄遵宪研究学术史上，是一位个性非常鲜明、贡献十分突出的大家，理当占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史地位。
[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3]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宣统三年（1911）日本初刊本。
[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版。
[6]黄遵宪：《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1890）羊城富文斋刊本。
[7]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8]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9]黄遵宪著，北京大学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郑子瑜、[日]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
[11]梁启超著，舒芜点校：《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2]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3]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