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的文明自从失去了
在科学中找到世界的意义以后，
便丧失了一切精神目标。
（马尔罗）
1924年9月6日，在巴黎出版的《文坛消息》（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周刊上，发表了由著名作家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195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等二十人签名的一封公开信
。这些法国文化界的大小名人们吁请当局宽大处理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他因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高棉毁坏和盗窃文物，而被设在金边的殖民当局法庭判处三年监禁。
签字人对于安德烈·马尔罗被判刑一事深表关注。我们相信，凡为扩大我国精神遗产做出贡献的人士，司法当局一向表示尊重。我们愿意为这位知名人士的才智及其真正的文学价值担保，他的青年时期和已完成的作品表明他的前途大有希望。对于执行惩罚所造成的损失，我们深表惋惜，这将阻碍安德烈·马尔罗完成所有的人有权期待他完成的事业。
事实上，日后在法国如雷贯耳的“马尔罗”这个名字，当时知之者甚少。很多人都是在看了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之后，才知道了这个年轻人。
真正使马尔罗引起法国文坛注意的是1926年面世的《西方的诱惑》（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一个在巴黎的中国人和一个在中国访问的法国人，通过书信交流双方的误解。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但是他使彼此的失望交叉起来，使人感到他们内心的躁动不安。”
而这两个年轻人的意见，直接折射的是1920年代欧洲青年的幻灭、失落和焦虑。
《西方的诱惑》是一本分量不算太重的书信体小说，但它为马尔罗建立了雄辩者、文学冒险家和全才的名声。远在他大展才华之前，人们就因为这本书而相信他是个不世之才。而且马尔罗的基本观点一直贯穿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和艺术哲学之中，这值得我们加以解析。
“文学并不居于一个自主的空间之中。它与历史和文化领域保持着多种复杂的联系，在20世纪尤其如此。” [1]
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怀着超常的文化自信心，将其在亚非各国的殖民渗透和侵略解释为“教化野蛮人”（civiliser les barbares）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尚活动。生于印度的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将非白种人称为“白人的负担”（the burden of the white）
，呼唤白人勇于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
20世纪初，欧洲人洋溢在乐观主义的情怀里。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对未来满怀信心。欧洲国家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和一大部分亚洲，建立了辽阔的殖民帝国。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军队对非白人的征服互相印证。他们充满优越感，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各处都被奉为典范。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进取心，资产阶级在装饰、建筑、衣着及消遣方面的情趣在几乎整个欧洲被人欣赏和模仿。法国人称1890—1914年为‘美好时代’，这个概念也可应用于整个欧洲。”
与此同时，为争夺殖民地与海外市场，同时受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激发
，欧洲各国都在积极地预备战争。“没有人希望战争，但也很少人努力阻止战争。战争被当作解决政治纠纷的最后的合法手段。”
在知识界，“居然有那么多人认为战争是根治社会失范、精神飘零的良方，能够实现一种共同体，即‘整体的民族主义’”
。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夫妇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迅速演变成一场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卷入其中的大战。“交战各方都认为自己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自己的利益合理合法。”“欧洲成为它历史上最血腥的斗争的战场，很少国家能够保持中立。”
“一直被赋予浪漫色彩的战争终于来临了，它把人们从琐碎和贪婪的岁月中解脱出来，因而大受欢迎。”
交战双方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只有极少数职业外交家知道当时的危机有多么严重。”
英国外交大臣感叹说：“光明在全欧洲熄灭。我们这一生将再也看不见它重新点燃。”
在各参战国，青年诗人、艺术家、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一向被推崇的独立思考精神与普世人道主义忽然被弃若敝屣。“知识分子参与战争的程度是惊人的。他们当然奔赴战场，亲临战阵；有些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还自愿参军；他们写诗咏怀，称这是一个再生的过程，颂扬它的神秘性。许多未能亲临战壕的人则把才智用在宣传上。”
法国著名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认为战争会给欧洲带来“道德的新生”。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虔敬的天主教徒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1873—1974）在参加死伤惨重的马恩河战役前吟唱道：“死于正义之战该有多么幸福。”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极少数试图采取抵制态度的人物之一。他惊呼：“各国思想领袖无不满怀信心地宣称，本国人民的事业即是上帝的事业。”
但是，由于将战争斥为“混战”并持反战态度，他被许多法国人（包括著名的知识分子）视为人民公敌。
随着美国和一些亚洲、非洲国家的参与，这场以法国为主战场的战争演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战争并没有如同交战各方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在1914年的圣诞节前结束。在战争中，许多新式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远程大炮、机关枪、手榴弹、坦克、毒气、攻击机与轰炸机、潜水艇）被投入使用，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残酷，死伤人数剧增。仅仅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在六个月内就有70万名英、法、德士兵丧命。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继续，伤亡人数增加，幻灭的情绪很快出现了。“这种情绪持续了很久，影响了战后人们的世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前看上去坚实不变的东西现在都成了问题，甚至化为乌有。”
虽然惨胜的一方以“公理必胜”来解释战争的结果，但是这场战争摧毁了19世纪因为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而带给人的美好憧憬，同时严重地动摇了许多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心。
长达四年的大规模杀戮导致俄国的赤色革命、意大利和德国的黑色革命，欧洲各地普遍失去了信心。这场战争最终给战胜国造成的心理打击几乎不亚于战败国。战争期间，宣传机器甚嚣尘上，真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于战争的缘故，一种新的犬儒主义应运而生，对人类价值的信仰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是欧洲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1914年以前，某些敏感的欧美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已经感受到了莫名的不安、焦虑、没落。战后，许多人看到这些不祥的预感变成现实。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将西方文明比作“一个老掉了牙的婊子”
。英国作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悲叹说：“我们所在的文明正在倒塌，而且我想它倒塌的速度非常快。”
德国人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只是这位哲学教师在战前完成的业余作品。该书第一部分在1916年出版时，便迅速被翻译成多种西方语言，在知识分子中间风行一时。斯本格勒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式的文化悲观主义论述了欧洲历史。他认为欧洲文明在中世纪达到了顶峰，此后就一直在衰落。业余写诗的银行职员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因为一首非常晦涩的长诗《荒原》（1922）而成为英美诗坛领袖。这首诗被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是对于已经腐败了的西方文明的哀歌。“20世纪20年代回响着送别欧洲时代的挽歌。”
大战以前，法国被许多艺术家和政治家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付出了140万人死亡的代价，其战争费用高达约 1 500亿金法郎；公债增至2 190亿法郎。法国东北部全遭战火洗劫（1919年，190万公顷的土地荒芜，893 732幢房屋被摧毁或损坏；2 400公里铁路和1 566公里运河被毁）。法国人在精神上受到的震撼也许更为严重。
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罹难。虽然战争爆发后有不少文化人主动、积极地报名从军，但后来的战争总动员让几乎所有的法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与战争直接接触。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11—1913年的毕业生，有161人参军，其中81人死于战争，另有64人受伤。
在战后出版的一本阵亡作家的作品选集中，入选的作者竟然超过了500人。文学界损失之惨重，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的残酷与非人道，动摇了人们的意识、法国的地位、其在战后世界生存的可能性，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自诩为普世性的人道主义，却容忍了1914—1918年的大屠杀——都成了疑问。 [2]
“巴黎在优美和放荡掩盖下，粉饰了这种苦恼不安。”
但是在维也纳、柏林旅行时，青年马尔罗却感到危机非同一般。“战败者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很快触及到战胜者，人道主义的价值崩溃，已经无力回击灾难。那里的先锋派并不是些异想天开的人，他们在探索怎样为苦恼忧伤加以印记，也就是说怎样说明它，怎样抵制它。”
1919年，在《论精神危机》一文中，著名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苦涩地慨叹道：“我们不过是另一些文明而已，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是必死的。” [3]
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Wittgenstein，1889—1951）在笔记里写到：
一种文化犹如一个组织，每个成员都可以在那里分得一席之地，然后，成员们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组织”根据每个成员做出的贡献来衡量他应有的权力，这应该是非常公正的。然而，在没有文化的时代，力量是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在面对邪恶势力的顽强抵抗中已经衰竭。 [4]
战争打断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年轻人经历过的现实之间的联系。许多人都感到被连根拔起，由于失去了“是其所是的理由”（la raison d'être）而不知所措。在一次谈话中，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把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灵空虚状态称为“世纪病”（le mal du siècle）。 [5] 诗人里维埃尔（Jacques Rivière，1896—1925）这样描述自己的失魂落魄：“在旅馆中我租住的小房间里，我连续几小时围着桌子转圈；我在巴黎无目的地行走，我独坐在沙特莱广场上的长凳上度过许多夜晚；我天天都是听天由命的牺牲品。” [6]
1924年2月，当马尔罗们在金边等候判决的时候
，《新法兰西评论》发表了他的朋友马塞尔·阿尔朗（Marcel Arland，1899—1986）的《论新世纪病》一文，列举了年青一代文人当时彷徨犹疑的精神痛苦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性是很明显的信号；在法国，人们从来没有感到与《群魔》或是《卡拉马卓夫兄弟》里某些主人公那么接近；这些人物的忧郁不安，他们行动的悲剧色彩，以及小说作者有时跟他创造的人物共有的福音的神秘主义，这是我们可能在某些同时代的人当中看到的特点。
马尔罗因为年纪小没有参加战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高中毕业，梦想进入文坛。他曾到著名诗人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家自荐。
随后他又转向了纪德——1920年代法国文学青年的偶像与精神导师。但是纪德是属于19世纪的，他相信自我；而战后欧洲的年轻人，则被虚无主义所折磨。
马尔罗属于这样一代作家，他们怀疑文学现象，甚至达到要抛弃它的地步。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宣告的并被战争屠杀证实的欧洲的遭难，并不要人们把屁股坐在桌子前面去削自己的鹅毛笔。现在是要
记载下来
文明是如何破产的，要使文明的残余转变为行动。纪德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年代已经终结。德里厄·拉洛舍尔（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说灾难之深重是不能以笔墨书写的，人们要付出的是鲜血。
1920年代的许多年轻作家都歌颂行动，即使是盲目的行动也无所谓。行动因为具有对抗虚无的性质而具有英雄意味。
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艺术家沉湎于斗牛、冒险和性，以对抗虚无感。
马尔罗对于虚无主义特别敏感。根除虚无主义在他以后的思考中一直占据中心位置。“努力奔向一个不明确的目标，同时考虑人们拥有的价值和提高价值的可能性，这就是表现出全部智慧和全部真正的信仰。”
发表在《行动》（
Action
）杂志中的这个观点也许是出自马尔罗之手。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尔罗为什么会从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雅各布转向崇信尼采哲学的纪德。
在《论一代欧洲青年》（
D
'
une jeunesse européenne
）中，马尔罗指出：“我们的文明自从失去了在科学中找到世界的意义以后，便丧失了一切精神目标。”
他认为：“当生活和现实不可挽回地不存在时，写作和艺术的任务就是朝不可能的方向努力。”
也就是说，他把写作当作抗拒虚无主义的手段。
《西方的诱惑》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25岁的法国人A.D.在远东旅行，同时23岁的中国人凌先生（Ling-W.-Y.）出于文化好奇心第一次游历欧洲。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换位观察，并在观察他者文化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表面上是两个人在通过通信的方式交流观察与思考，实际上我们只能听到一个雄辩的声音，感受到一种激情。这两个虚构的人物只代表着一个人，那就是马尔罗自己。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们，体现着作者的洞察力，以及在极为游移不定的思想中彼此争执的不同视角。
从《西方的诱惑》开始，马尔罗用以观察欧洲青年面貌的焦虑不安，可以使我们明白他呼唤英雄主义价值观的紧迫性。其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紧张、疏忽和感性，因其悲剧风格而具有一种高贵的悲剧气息。如同在古典悲剧中那样，悲剧性是其作品中人物生活的素质。一切都在即刻和绝对里上演。 [7]
凌先生在巴黎注意到：“在欧洲有一种精心安排的野蛮：‘文明’和‘秩序’这两种不同的观念每天都被混为一谈。” [8]
A.D.向凌先生谈他的感受：
欧洲人厌烦了他们自己，厌烦了他们的已经崩溃了的个人主义，厌烦了他们的激情。支撑他们的是一个细腻的否定结构，而不是一种思想。他们能够行动到献身的地步，但却在今天扭曲他们种族的行动意志面前充满了厌恶感。他们想在人们的行动底下找到更深刻的是其所是的理由（la raison d'être）。 [9]
在《西方的诱惑》中，马尔罗探讨了“上帝之死”这个观念——它在西方引起了人类精神死亡的后果。他借着虚构的中国人凌先生对法国人A.D.说：“对于你们来说，绝对的现实曾经是上帝，然后才是人；但是在上帝（死了）以后，
人死了
。”
[10]
凌先生向他的法国对话者特别指出：“为了摧毁上帝的观念——事实上已经把上帝观念摧毁了——欧洲精神已经消灭了一切可能与人对立的东西。但是在其种种努力的尽头，却像朗塞站在他情人尸身旁一样
，只发现了死亡。”
[11]
基督教的上帝，被神学家们视为“终极之是”（ l'Etre suprême），是世界“是其所是”的根本理由，也是人之存在意义的赋予者。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几页，马尔罗笔下的人物拒绝接受基督教。他认为这个通道过于简单，而雅各布、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考克多（Jean Cocteau，1889—1963）等作家都误入其中。“确实，基督教是非常高级的信仰。它是村庄里的十字架所推介的，这些同样的十字架俯视着我们的死者。它是爱，在它里面有安慰。但是我绝不接受它。我不愿屈尊向它祈求我的软弱想要得到的安慰。” [12] 马尔罗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它对死了的神明比对活着的神明更有激情。
“荒诞”一词因为萨特和加缪的作品而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存在主义词语，但马尔罗已经在《西方的诱惑》中先于他们使用了。他假借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人凌先生之口指出：“ 在欧洲人的内心，主宰其生命之种种大运动的，是一种本质性的荒诞 （ une absurdit é essentielle ）。” [13]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风靡西方知识界，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影响尤其巨大。凌先生观察到了这个事实：“接受了‘无意识’这个概念并为之着迷，欧洲因此就自己剥夺了其最好的武器。” [14] 作者没有说明“其最好的武器（ses meilleures armes）”具体是哪些东西。但我们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断，大概是指自希腊文化以来西方人所看重的理性、良知、意识、真理和美德等。作为现代西方思想奠基人的笛卡尔在其影响深远的《谈谈方法》中指出：理性是人的一种普适性工具（un instrument universel） [15] ，是获得良知和真理的必经之路。而希腊哲学和基督教都认为真理会导向美德。因此，当“无意识”概念颠覆了理性的合法性以后，欧洲人就手足无措了。
他们发现“荒诞”在马尔罗的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个词将一直是马尔罗创其小说和美学作品的秘密基础。“荒诞”给马尔罗语汇中的关键词，诸如命运、死亡、历史、征服、变形、创造、艺术、文化，赋予了一种原创的语义学重量。马尔罗常常以“不可知的”（agnostique）这个形容词来定性自己的思想。实际上，在对世界之荒诞的意识和不可知论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联，而两者都指陈创造的条件。马氏“荒诞”比逻辑学家所限定的矛盾状态有着更加丰富的含义。它是事物的生成，是无法改变的变形法则：彼此消灭，彼此衔接，然而既不连续也无目的；它是历史与革命的目的；它是我们文化的内在缺陷与其死亡之宣告。征服者们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他们的王国也如同想象一样的短暂。只有艺术能够让荒诞本身的无法抗拒的运动停止下来，并且通过艺术创造将暂时的永恒固定在一个作品之中。因此，对于马尔罗来说，有两种想象，人在其中安排其生活、种种文化与死亡。一个是历史，它由行动的无休止漩涡造成；征服者在沙子上留下痕迹，其所建立的那些王国也早晚要沦为沙漠或丛林。另一个是艺术，它使生成（devenir）超越化并在持久不变的作品中自我保存。马尔罗的文学创作围绕着这些观点而组织。他的作品描写以创造对抗历史的悲剧诗（poésie dramatique），警示人即使在夸口其创造力之时也不要忘记其不稳定性。从小说转向艺术哲学，马尔罗想要表明作家的职责是同时说出在文化、死亡和人之存续的历史和反历史。 [16]
1927年，在格拉塞出版社负责《绿皮丛书》（ Cahiers Verts ）的阿雷维（Ludovic Halévy），邀请马尔罗与尚松（André Chamson，1900—1983）等人合著一本书，马尔罗答应了。他把《西方的诱惑》中探讨过的主题浓缩在《论一代欧洲青年》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欧洲文明成了孤独症文明，人在其中感到孤独。他认为欧洲在试图从自己的文明中自我解放出来，正如它曾经寻求从上帝那里自我解放一样。
有论者以为：
自少年时代起，马尔罗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年轻的法国人一样，马尔罗也未能幸免于新“世纪病”的折磨。他希冀在行动的过程中摆脱“世纪病”阴影的笼罩。在马尔罗看来，中国不仅提供了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一种与“欧洲的过去”决裂的可能，而且还为医治欧洲文明的顽疾开出了一纸处方。
欧洲年轻的知识分子试图求助于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观念以摆脱新世纪病的羁绊，如同中国的年轻人希望引进某些西方文化观念以驱散中国传统文化笼罩的阴影。
这实际上是被作品的表象所迷惑而得出的不合实际的结论。
凌先生指出：“荒诞，这美丽的荒诞紧粘着我们，就像伊甸园里的蛇紧粘在分别善恶树上。它从不隐藏自己，我们看着它在预备那些最诱惑人的把戏，而我们自己在自愿地给它以忠实的协助。” [17] 马尔罗用“我们”一词把西方人和东方人都置于“荒诞”之境地。
A.D.在上海一家遇到一个叫王洛（Wang-Loh）的老人，他是中国危机与灾难的见证人。王洛可能是以当时在西方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为原型塑造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人说：
戏剧演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这是焦虑不安的戏剧。这是破坏，毁坏人类种种制度中最庞大的制度，一种达到不依赖诸神，也不依靠人而存在的制度。摧毁！中国有如废墟上的大厦摇摇欲坠，这里的焦虑不安不是来自犹豫不定（incertitude），也不是来自战斗，而是来自颤动的屋顶的重量。 [18]
他对于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遭到否定和抛弃非常忧心：
如果儒家思想破碎了，整个国家将毁灭。所有的中国人都靠它支撑。它形成了他们的感觉、思想和意志。它赋予了这个种族以意义。它造成了他们的幸福之面貌…… [19]
一个最严重的悲剧正在我们这里上演：我们的精神一点点地 变得空洞 …… [20]
看了A.D.信中的转述，凌先生深受感动，因为王洛指出了这种痛苦的事实：中国人的精神处于可怕的空洞状态：“那些被摧毁的东西，却没有一点替补。” [21] 他的年轻朋友们从中国寄给他的信都证明这一点。他们都像王洛和凌先生一样失望，被剥夺了自己的文化，又对西方文化反感。 [22]
通过王洛之口，马尔罗指出：精神的彷徨苦闷是全世界范围的共同现象。 [23] “在人们的内心中只剩下一种狂暴的毁灭欲望——仅仅是为了观看毁灭。他们被一种只能更加相互展示其荒诞性的生活和思想所激怒。” [24]
在《西方的诱惑》开始发售几天之后，《文坛消息》登出了作者本人写的介绍：
我们的文明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没有精神目标：它强制我们投入行动……西方青年寻找的目标是关于人的新观念。亚洲能给我们一些教益吗？我认为不会的。它或者会引出一种对我们自身状况的特别发现。我们最强的精神法则之一，是被克服了的诱惑转化为认识。 [25]
有论者因此归结道：“西方和东方注视着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且投身于镜中诱惑的游戏。现在只剩下一个智慧的基础被蛀蚀的中国，面对这种衰败的，是没有头领的欧洲，是十足的制造财产的欧洲。他们彼此还有什么可羡慕的，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
《西方的诱惑》是马尔罗第一部重要的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它探讨了西方文明的危机这个大问题。作者的思考，既感染了192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悲观焦虑色彩，又带有马尔罗独特的以英雄主义行动抗拒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东方在这个语境中只是起到了作为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的镜子以便反省的作用。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注意到贯穿于马尔罗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明明知道一切努力都将以悲剧收场，却积极勇敢地投入到行动之中来对抗虚无主义的听天由命。
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蔡鸿滨、桂裕芳译：《欧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马蒂娜·德·库塞尔著，周汉斌译：《马尔罗与中国文化》，《法国研究》1992年第2期。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蒲北溟译：《马尔罗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米歇尔·穆尔著，刘文立、黎拥华译注：《法国现代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郑克鲁：《法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钱发平编译：《文化的价值》，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9（ Du surréalisme à l ' empire de la critique ），Paris：Artaud，1984.
René Descartes， Le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aris：Bordas，coll.Les Petits classiques Bordas，1967.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Paris：Grasset，coll.Les Cahiers rouges，1984.
André Malraux，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1989，t.1.
Paul Valéry， Œuvres ，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2，t.1.
Ludwig Josef Wittgenstein， Remarques m ê lées ，trad.de l'allemand par G.H.von Wright，présenté et noté par Jean-Pierre Cometti，Paris：GF-Flammarion，2002.
[1]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9（ Du surréalisme à l ' empire de la critique ），Paris：Artaud，1984，p.7.
[2]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op . cit .，p.16.
[3] Paul Valéry，“La cirse de l'esprit”，in Paul Valéry， Œuvres ，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2，t.l，p.988.
[4]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钱发平编译：《文化的价值》，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按：译文不完全准确，参阅Ludwig Josef Wittgenstein， Remarques m ê lées ，trad.de l'allemand par G.H.von Wright，présenté et noté par Jean-Pierre Cometti，Paris：GF-Flammarion，2002，p.58.
[5]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op . cit .，p.20.
[6] Ibid .，p.21.
[7]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op . cit .，pp.330-331.
[8]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Paris：Grasset，coll.Les Cahiers rouges，1984，p.35.
[9] Ibid .，p.141.
[10] Ibid .，p.176.
[11]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 op . cit .，pp.217-218.
[12]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 op . cit .，p.219.
[13] Ibid .，p.80.
[14] Ibid .，p.96.
[15] René Descartes， Le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aris：Bordas，coll.Les Petits classiques Bordas，1967，p.135.
[16] Germaine Brée et Édouard Morot-Sir，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op . cit .，pp.123-124.
[17]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 op . cit .，p.96.
[18] Ibid .，p.184.
[19] Ibid .，pp.184-185.
[20]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 op . cit .，p.187.
[21] André Malraux， La tentation de l ' Occident ， op . cit .，p.201.
[22] Ibid .，pp.202-203.
[23] Ibid .，p.189.
[24] Ibid .，p.190.
[25] André Malraux，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1989，t.1，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