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方近现代建筑史，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在一段时期内，在我们的建筑历史学界，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为，在20世纪中叶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段内，世界被简单地划分为东方与西方两个阵营。我们与外部世界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隔绝的状态。获得外部世界建筑发展的即时资料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在那样一种非红即白的历史语境下，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似乎都可以被打上某种腐朽、没落，甚至反动的标签。当时的大学建筑系，对西方建筑史，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变成了一个举步维艰的禁区，任何一位研究者或关注者，稍不留意就会有踩雷触爆的危险。

但是，对学术发展的关注与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动力。读书人的坚韧不拔与锲而不舍，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历史基因。即使是在那样一种充满疑惑与猜忌的历史氛围中，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那一代建筑史学学者群中，还是有一些埋头于图书馆和外文资料堆中的学者，心无旁骛地悉心阅读、搜集、整理与分析那些看起来与当时主流话语了无关系的外部世界建筑发展的最新动态。这其实就是对西方现代建筑史的一个自觉与自主的研究性过程。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是透过独立思考和对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有限但散乱驳杂的西方现代建筑资料的审慎观察与分析，并以一种科学的思维逻辑，独立得出的研究成果。不像今日大学课堂上的西方现代建筑史，多是西方同行学者既有研究的重述与阐发，鲜见多少自我思考的痕迹。

我的老师吴焕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独立思考、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的建筑史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一直在关注西方现代建筑的发展，阅读并整理了大量一手外文现代建筑资料，是当时国内建筑史学领域，能够谙熟西方现代建筑史，且有自己独立学术见解的，不多的几位学者之一。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吴先生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另外两位先生合作主讲的研究生课程“西方现代建筑引论”，甫一开讲，就在学生们中间引起了轰动。课堂过道上也常常挤满了人，门外走廊上的旁听者更是人头攒动。先生幽默的演讲本已十分吸引人，而他不时在黑板上信手勾勒出来的那些在课堂上讲到的20世纪西方著名建筑作品的平、立面与外观透视轮廓，其线条之简练、形式之准确，也常常令学生们赞叹不已。

先生《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的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为自己老师的学术大著作序，却是一件令人十分忐忑之事。虽然这些年也读了一些国内外专家撰写的西方现代建筑史著述，但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部分知识的结构与特点，认真阅读先生的这部专著，从中仍然能够感觉得到那种颇具辩证唯物思维特征的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与娴熟洗练的概括能力与简约文风。

先生的文笔，本就简洁、幽默，富于阅读感，一部庞杂繁复、头绪纷乱的西方近现代建筑史，在其前言中，先生只用了32个字加以提炼：“波澜壮阔，突飞猛进；曲折演变，奇峰迭现；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百家争鸣，综合流行。”短短数言，却恰如其分。而他归纳总结出来的20世纪西方建筑发展之“世纪之交，变革年代，时代大潮，质疑、探索、嬗变”四个阶段，不仅与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流的发展线索恰相吻合，而且还显得线索明晰、内容扼要。通过进一步阅读，可以感觉得到，先生的著作中，既有改革开放之前数十年观察、阅读与思考的深厚积累，也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一步实地考察、访问交流的全新成果及先生那与时俱进、特立独行的学术辨析。

回忆起来，先生在最初开讲“西方现代建筑引论”课程的时候，重点讲的其实就是这四个部分中的前三个部分。那是先生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建筑持续进行追踪观察的理论性成果。第四个部分，则是对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建筑发展的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新探索。“质疑、探索、嬗变”，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发展的一个十分中肯的判断。

西方世界对于20世纪建筑的历史叙述，几乎是与西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历史同步展开的。例如，立足于德国艺术史系列的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考夫曼（Emil Kaufmann）和杰迪昂（Sigfried Giedion），从现代建筑谱系的范畴，对现代建筑的正统性加以了论述。意大利建筑理论家泽维（BrunoZevi）则从建筑语言学的角度，对建筑的现代性加以了分析。同是意大利人的贝内沃洛（Leonardo Benevolo）从历史建构的角度，对西方现代建筑加以了阐述。美国建筑史家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则从其自认为的客观性角度，将建筑历史纳入到了各种风格的大排序中，并在其作为新风格的现代建筑中，嵌入了民族的特征，同时与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一道，提出了“国际式风格”的概念。

正如一位希腊建筑史学者，在讨论20世纪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时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历史文本的一般性基础，是由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建筑事件所组成的，因为——以这样或那样一种方式——它们都恰好是在讨论相同的客观对象。然而，通过谱系整理、解释和描述，它们给予这些对象以广泛的不同，基于在社会、历史和建筑方面的不同信仰而作出了不同的话语解释。因此，我们必须既要了解同时存在的许多种叙述，每一种叙述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谈及那些相同的事件，同时也要接受一个事实，即存在有不止一个现代建筑运动，每一种都拥有一个与其他现代建筑运动多少有些不同的立场。”

吴先生的这部《西方近现代建筑史》，同样也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学术积淀与立论立场。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我以辩证唯物论为自己工作的向导，又承认现代解释学的许多理论。我所写出的东西无非是自己的解释，因此，本书的内容和观点都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开放性。”

尽管吴先生阅读了大量西方现代建筑史论著作，对那些西方现代建筑史学家们的观点谙熟在心，但他并没有步这些西方史学家理论阐释的后尘去表述、去解释。从书中可以看出，吴先生更多地是运用了自己数十年的阅读与思考中渐渐积累起来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以自己独立的视角来观察与剖析万花筒般纷纭复杂的西方近现代建筑史这一课题。例如，他十分明确地指出：“20世纪的建筑所以出现此等情景，其先决条件是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大变动。从建筑创作的角度来说，则是由于几千年相沿的传统引导的建筑发展模式被打破，转上自觉创新的轨道的缘故。”这一论断，是很具辩证唯物论话语语境基础与价值判断基础的。其中既没有人云亦云，亦没有随波逐流，正是作者独立于当下流行的某些去中心化、去逻辑化、去历史化的学术思潮之外，坚持自主观察与自我思考的理论见解。

重要的是，吴先生的这些表述本身，就具有辩证唯物论的思维逻辑，既申明了自己研究与著述的原创性，又为读者与后辈学者的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思考空间。因此，阅读这样一部《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书，不仅可以透过一位中国建筑史学家的视角，对西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做一个综览性的了解，也可以从中学习到老一辈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思维逻辑。这对于许多深陷于当下纷繁复杂的信息与知识万花筒中的年轻学者和莘莘学子们，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王贵祥
2020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