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金说,没有人需要新的绘画与雕塑风格,所以也没有人需要新的建筑风格。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当情况变化以后,即当新的绘画和雕塑出现以后,新的建筑风格的出现也就很自然而不可避免了。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世纪转折前后,西欧大部分地区不但先后发生产业革命,出现工业化的经济技术基础,而且渐次出现社会文化方面的大变动,进入20世纪的门槛,一种属于20世纪特有的现代文明渐渐成形,并且急速地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在这样的情势下,建筑文化全面变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陆续成熟。在西欧发达地区,不只是建筑的经济和技术因素要求变革,社会对建筑的新的精神和审美要求也推动着建筑师在创作中进行创新试验。这一时期在西欧的一些大城市如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黎、维也纳、柏林以及米兰、巴塞罗那等地,建筑师中涌现了这样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求新探索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努力和影响超越了城市和国界,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在20世纪初年便在西欧地区形成彼此呼应的创新潮流。这同19世纪最后20年“芝加哥学派”局限于芝加哥一隅、在整个美国建筑界处于千夫所指孤立无援的情势有着极大差别。
20世纪头10年,西欧建筑界的改革派和倾向改革的人在数目上虽然并不占优势,但他们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生命力,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启发人们作新的思考,许多新的建筑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推动他人进行新的探索。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新派建筑师向原有的传统建筑观念发起一阵又一阵的冲击,为后一阶段的建筑变革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19世纪建筑到20世纪建筑的蜕变转换时期。
虽说是冲击,然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冲击方向、冲击重点和冲击力度大不相同,有的温和渐进,有的强劲激进,有的主张新旧调和,有的强调不破不立,对传统的东西采取决绝的态度,在这两种态度和立场之间,又排列着各种中间层次的流派。改革的着眼点和追求目标各不相同,左中右派、三六九等俱有,这是任何时候任何领域的改革运动都有的共同点。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只要不是以固守传统为己任、视创新为异端,对建筑的发展多少有过推动作用的建筑界人士和流派,都应该加以历史的肯定。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对后来的反映20世纪特点而与历史上一切建筑相区别的建筑有积极的作用。20世纪前期许多建筑著作中所说的“新建筑运动”(New Architecture Movement)就包括这些人士和流派在内。新建筑运动应该理解为一个范围较广的指称。
世界建筑历史上有过多次重要的建筑变迁或建筑蜕变,同它们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次变革的内容最广泛、最全面,它不仅是形式风格的变革,而且如前所述,是一次涉及从材料、结构、技术到经济效益、生活方式、能源与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其次,这次变革是文化层次很高的建筑师的自觉的活动。许多参加者和带头人物不再是建筑行业的匠师,而是一些有很高教育和文化艺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知识丰富,视野广阔,时常编刊物,办展览,结社授徒,著书讲学,考虑社会和世界的现状与前途。这一点是现代建筑师社会地位提高的反映。另一个明显特点是现代建筑师在改革中积极与建筑业以外的艺术家联手结盟,相互商榷,共同活动。有的建筑师还与工业界的组织合作。建筑师的活动天地扩展了,社会影响加强了。这个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出现,但那时的规模和层次远不及现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筑界的新流派应该被视为当时西方整个文化艺术新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是对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期欧洲建筑界主张改革和倾向改革的主要流派和人士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