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在历史风格样式的旋涡中

新型建筑物的出现、钢铁水泥等工业生产的材料的使用和结构科学的兴起可以称为19世纪建筑业中的三新——新类型、新材料和新结构。那么建筑设计、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和建筑理论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是我们将要着重考察的方面。

类型、材料、结构等大体上可以称为建筑生产和创作的“硬件”；另外一些方面，包括建筑设计方法、建筑艺术和风格、建筑思想理论等可以称为建筑的“软件”。19世纪建筑硬件方面发生了空前的重大改变，可是建筑软件方面的变化，总的说来，却非常迟缓，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然而仍是零零星星、此起彼落的局部现象。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建筑历史传统的作用一直十分强大，大多数情况是尽管功能类型、材料结构已经改变，而形式、艺术风格还沿用旧的一套，形成新的硬件与旧有软件的交叉结合。在重要的高级的建筑物上，情况越发如此。

所以，尽管在19世纪出现了那样重要的建筑业的新事物，而在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风格方面却盛行这样那样的历史建筑样式的“复兴”（revivalism）。如英国的议院大厦（1836—1868）是“哥特复兴”的建筑，美国国会大厦（1855—1864）是“罗马复兴”的代表作，美国许多大学的校舍是“哥特复兴”，而一些19世纪著名的高级住宅则又盛行过“希腊复兴”。后来，建筑物的功能和体量实在距古代建筑样式太远了，在矛盾突出的场合，便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即不拘泥于某一种历史样式，而是多方撷取，稍加变动，灵活组合，这后一种方式的产物被称为“折衷主义”（eclecticism）建筑，巴黎歌剧院是著名的一例。后来，仿效、“复兴”的对象有了扩大，英国皇家建造过印度建筑样式的房屋，美国人按古埃及神庙样式建造墓地建筑等。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建筑史中多有记述。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历史上许多地区许多时代产生的建筑形式经过长期的使用，经过历代匠师的琢磨调整，已经从一般的偶然的形式提升为建筑艺术的规范形式。它们本身比较完整、成熟、精练，在历史过程中又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成为人们容易理解的某种表意性符号。古代希腊的柱式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圆穹顶、中世纪哥特建筑的尖拱和尖塔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审美观念和这种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学者、评论家、文学家兼建筑评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在他的一本论建筑的著作《建筑七灯》中的一段话，明确表达了当时欧美上层社会的建筑审美心理和建筑艺术观。他在1849年写道：

“我们不需要建筑新风格，就像没有人需要绘画和雕塑的新风格一样。但我们需要某种风格。”“我们现在已知的那些建筑形式对于我们是够好的了，远远高出我们中的任何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照用它们就行了，要想改进它们还早着呢。”

这种保守和谨守旧规的观点出自一位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学者之口，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奇怪，然而这正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人士普遍的心声：祖辈传下来的建筑形式多好呀，老老实实地照章用它们吧，别妄想出什么新点子！

18世纪末期，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有几位法国建筑师提出了不拘泥传统，不沿袭历史建筑样式的崭新的建筑设计方案。列杜（C.N.Ledoux，1736—1806）和部雷（Etienne-Louis Boulée，1723—1799）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设计过采用简单几何形体、几乎全无装饰的房屋，为的是要在建筑形象中表现纯真、节俭、理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美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高潮时期，激进分子对艺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1793年一个艺术评判委员会的委员在会议上说，画家只要凭借一副圆规和一把直线尺就行了。在建筑部门的会议上，一个叫杜孚尔尼的人断言道，一切建筑物都应当像公民的美德一样单纯。不需要多余的装饰。几何学应当使艺术复兴起来。但这种观点和做法是一些特例，没有广泛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当革命激情消退以后，便无影无踪了。

到了19世纪，新兴的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又在历史的建筑积存中找到了适合种种需要的可资借用的建筑形式。开始阶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表示与过去的腐朽的宫廷和贵族有所不同，他们不用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而选择形象庄严、宏伟，富有纪念性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样式作为自己新建筑的蓝本，因为它们多少可以与自由、民主、共和、理性等概念挂上一点钩。拿破仑帝国为了显示它的强大权力和赫赫武功，不搞希腊风格而仿效罗马帝国的宏伟壮观的建筑；德国政治家为了显示其与法国的不同而采取希腊风格。 skA79FsIJyCps5KFguloD03WPqK7cTcD6inGBXSHw2s0vP22i4ScDfau2sU4ba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