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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生》一书，通过介绍TCL 40年的发展史，试图为读者呈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赶上西方工业大国的历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正在迈向经济强国。中国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其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基础是制造业竞争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高。
作为本书的序篇，在此回溯整个近现代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史，从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历次世界经济格局重构，及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提升，以及今天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以此，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78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来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工厂参观。博尔顿报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乔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
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
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从手工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瓦特去世后，讣文中写道：“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回顾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经成为制造强国而走向繁荣富强。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
毛泽东对机器、机械化和工业的透彻认识，和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是分不开的。
2020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点，中国已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28%。
然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在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可以同时纺出8个纱锭的“珍妮纺纱机”；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骡机；1785年，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
机器生产的增多，需要强大的动力，瓦特的蒸汽机生逢其时。到19世纪初，英国基本完成了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动力化。
机器的使用还改变了家庭手工生产的组织方式。1771年，阿克莱特在一条河边建立了新式工厂。其本质不在于使用机器，而在于创造新的工作场所——不同工种的工人在不同场地通过分工合作，进行生产；工人要听机器的指挥，遵守纪律，按固定时间上下班，假如一个人不按时工作就会延误整个工序。
1828年，棉织品出口占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棉布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经营的商品，在全球获得原料，为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
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的形象被印在面值50英镑的钞票上，以纪念他们对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直到2019年7月英格兰银行发布公告，“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才取代他们，登上2021年年底发行的面值50英镑的新钞。
博尔顿最初是伯明翰的一位工厂主，他和瓦特合作了几十年，他们的孩子依然是合伙人。他不仅为蒸汽机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资金，还帮助瓦特将其专利在英国议会延长了15年。最重要的是，他一直为瓦特指引市场方向，比如市场更需要大功率、旋转式运动的蒸汽机。
技术发明无疑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只有当技术发明和生产实践、专利保护、新的工厂组织、投资家与企业家相结合，这场革命才能真正发生。
1776年，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这被认为是蒸汽机投入实际生产的开端。
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序言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他还强调了“看不见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写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的话，被认为是关于市场经济原理的最早也最经典的论述。
1776年，在一个新大陆上，美国建国。《独立宣言》对人的权利的肯定，是其立国之基。
在1776年这个时点上，几种不约而同的力量的交会，勾勒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个基本结构：人的自由权利+用市场配置资源+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完成的。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指出，从历史经验看，新教商人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中扮演着领先者的角色，他们遵循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和追求金钱的价值观。据统计，18世纪在英国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中，清教徒占的比例接近一半，而清教徒在总人口中只占5%。瓦特以及焦炭炼铁法的发明者亚伯拉罕·达比等都是清教徒，英国各行业最大的企业也多由清教徒创办。兰德斯说：“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地位。1870年到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倍多，同期美国增长了8倍多，德国增长了4倍多。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这是为什么？
美国学者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工业城市被作家和报纸描写成丑陋的怪物，而乡村静谧、安适的环境被讴歌；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的过程。他们羡慕贵族绅士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购买乡村地产，建造宅邸，或热衷从政为官。
在乡绅文化影响下，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时，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设备相对陈旧。后发的美、德等国则率先采用新技术，在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内燃机和汽车等新兴领域迅速崛起。
当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时，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正蓬勃发展。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和清教伦理相关，但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理查德·S.泰德罗在《创新者：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说，“近250年以来，我们可以很公平地宣称：美国在创办和培育新企业方面是最出色的”，美国的企业家们不是向贵族绅士看齐，而是“对未来下注”，他们的心理取向是“追求未来的财富和繁荣”。
1848年，13岁的苏格兰移民安德鲁·卡内基还在匹兹堡过着白天做童工、晚上读夜校的日子，迟至1870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钢铁的总和。但到1900年，“钢铁大王”卡内基退休的前一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其中很多都来自卡内基的钢铁厂。
卡内基说过：“世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像蜗牛一样在爬行，而合众国却像快车一样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
从钢铁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半导体、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美国的创新从未止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说，历史是关于这样一些人的——他们尽一切努力不受历史的束缚，这样才能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
美国制造史上有无数灿若群星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名字，但在这些名字之前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就是美国立国后首任财政部长、美国“国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91年，汉密尔顿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当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但他提出，“不仅一个国家的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未来的美国一定是一个由制造业、贸易和城镇化共同驱动的商业共和国。他主张政府对制造业给予关税保护，对创办新企业补助奖励；协助国内道路、运河之改善；吸引商人投资于制造业的冒险事业，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商品交换和运输这样既舒服又容易获利的领域”。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还是英国的学徒，要从英国“进口”技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在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和英国、德国不相上下。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强大，全世界感受最强烈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场战争强化了美国的“世界兵工厂”地位。
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指出，战场的背后是实业的较量，“私营企业在战时爆发巨大的生产力，迅速将美国军队装备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强大制造业的背后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发明家、企业家、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以及开放的移民文化。
美国是发明家的乐园。作家哈罗德·埃文斯等人在《他们创造了美国》一书中介绍了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著名的53位创新者，从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克莱蒙特号”的发明者富尔顿到搜索引擎时代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爱迪生被看作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名下专利多达1093项，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研发和商业推广的漫长过程把发明的理论转化成创新的现实”。他告诫助手：“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国教授那样，毕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绒毛。”爱迪生是发明家，还是进行融资、处理法务和培育市场的创业者。
美国也是企业家的摇篮。亨利·福特没有发明汽车，但他发明了汽车的生意。1999年，《财富》杂志将他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原因是他把汽车变成实实在在的、牢固的、便宜的日常用品。在T型车问世前，制造业的生产都是由工匠完成的，一次只制作一件产品。但是，当福特把新兴的“规模生产原则”改用在汽车上，蓝领中产阶层诞生了，日薪5美元使他们买得起房、养得起家，还买得起自己造的汽车。
然而，并不是只有企业的所有者才能成为企业家，职业化的经理阶层在美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早期通用汽车的艾尔弗雷德·斯隆，到20世纪末期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都是职业经理人的典范。
20世纪是企业家的世纪，也是管理的世纪、经理人的世纪。1909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成为20世纪管理的奠基石。
美国不是没有过挑战，但依靠科学发明家、企业家和强大的研发、技术与制造基础，总能够创造性地回应挑战。在以原子能、空间技术、计算机、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曾一度落后于苏联。在刺激之下，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组织实施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时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参加，总人数超过30万。1969年，终于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
1965年之前，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都是顺差，但1965年日本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66年联邦德国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71年美国整个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钢铁、汽车和芯片等制造业支柱产业都落在了德日之后。里根担任总统后，力主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出“经济复兴税法”，缩短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促进工业企业加速技术开发。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等方面重新夺回优势，接着又开启了互联网新时代的大繁荣。
在此过程中，与其说是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挥了作用，不如说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把美国带到了新的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硅谷。
今天，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也没有放弃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创新投入。2015年，美国制造业占GDP之比为12%，但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美国国内研发投入的2/3以上。在芯片、医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化工、航空航天、军工、能源等方面，美国依然领先于世界。
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推出《无尽前沿法案》的新版本，以增强美国的科技创新和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其核心是，将发展关键产业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该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接下来的5年里，将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1100亿美元的资助。
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过去几十年美国不断将制造业外包，“去工业化”，这是事实。但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高地上，美国从未放弃。软硬件合一的苹果公司就是美国和全球制造业的“珠穆朗玛峰”。《财富》杂志“2020年全球最赚钱的公司排行榜”，苹果公司以574.11亿美元的利润排名第三，前面只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巴菲特的多元化投资集团伯克希尔·哈撒韦。
“蒸汽机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预言。他的祖国德国，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分散的邦国体系1871年才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努力下，变成统一的帝国。
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半个世纪，1887年英国议会甚至通过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用以和“英国制造”区别，那时的德国产品是劣质的象征。
但英国人显然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力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高度肯定了德国新教徒“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精神和“富有天职”的责任感，歌德的《浮士德》则表达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挠，海涅说“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这些精神的力量，在深层次上构筑了德国前进的不息动力。
在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可小觑。普鲁士利用“开明专制制度”，通过政府鼓励，促进工业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德意志帝国相继颁布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金融机构的管理法，1873年统一了全国货币、邮政和度量衡体系，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工商业。一个统一大市场开始形成。
德国高度重视教育，是近代西方国家中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德国政府强力支持科学研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大型公司都有独立的研究部门，把科学引入生产。德国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方面，从理论到应用的速度，比英、法快三年到五年，许多发明都是“英法开花，德国结果”。
在这些背景下，一批有着鲜明的工程师、发明家气质的德国企业脱颖而出，奠定了德国制造傲然于世的基础。西门子、博世、戴姆勒、奔驰，这些品牌都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
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造出了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电梯、电力机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都是西门子公司最先投入市场的。
在内燃机方面，戈特利布·戴姆勒、卡尔·本茨（奔驰汽车的创始人）、威廉·迈巴赫这批“为机械而生”的德国理工男，开发出了被称为“祖父钟”的内燃发动机和“搭载汽油发动机的汽车”。他们是这个产业的奠基人。
在化工方面，1861年曼海姆一家煤气公司老板恩格霍恩意识到煤焦油的商机，开始生产品红（一种红色染料）和苯胺（从煤焦油中提炼的一种原料）。巴斯夫公司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这些德国制造企业的灵魂似乎是相通的：以发明家或工程师作为创始人，以某个细分领域的发明专利或技术诀窍作为起点，不断提升核心能力，创新迭代，最后成为行业标准。这是典型的“专家化+家族化+专业化+全球化”的路径。
德国的中小企业也都是这种专精气质。德国有一大批在细分市场默默耕耘、异常专注，并成为全球领袖的中小企业，技术遥遥领先但又隐身大众之外，它们被称为“隐形冠军”。
如果说美国公司更多代表了随时跳跃的创新性，那么德国公司更多代表了穿越时间的坚韧性。
19世纪，西方列强在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为扩大市场，势必进入人口最多的亚洲。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船队，带着总统亲笔信，在日本浦贺入港，提出贸易要求，史称“黑船事件”。
1868年10月23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决心“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成果十分明显，它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表面看，日本狂热地模仿西方，穿西装、办舞会，将西方戏剧元素也引入东京剧院的舞台。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有其内源性的基础。在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学习，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设立的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学习读写，初等教育很发达。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签署时，佩里向日本赠送了美国的武器、电报机和蒸汽机车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贺藩便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机车，设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国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说：“如果日本打开国门，恐怕会成为美国强劲的对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拜坚实的社会资本所赐。1946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40%，用经济学家有泽广巳在《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的描述，“简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国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带动的制造需求以及战后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业迅速振兴。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奠定了经济振兴的微观基础。
二战前，日本财阀林立，企业高管岗位都被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大股东把持。1945年9月到1950年3月，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解散财阀的多项措施；1950年，日本修改旧商法，取消了担任企业董事要有资格股份的规定，保证有能力的企业家可以登上领导岗位。这些新一代企业家大都是凭借经营企业的专长和能力登上领导岗位的，他们很多来自基层，不仅有较高的学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出身。
当时从基层走出来的企业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仓田主税（战争结束时是该所的笠户工场长）、东洋人造丝公司的袖山喜久雄（原为滋贺工场的兵器部长）、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弥市（原为普通董事）、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丰禄（原为普通董事）、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的广田寿一（原为技术部企划科长）等等。
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一代企业家更加重视技术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胆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建立独立的研究体制，把研究和经营相结合。川崎制铁公司的西山弥太郎最先引进美国的现代化黑色冶金技术，建设了日本第一个沿海钢铁联合企业。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电机公司的井植岁男，都是推动日本制造业现代化的技术型企业家。
除了造物，日本企业家还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开创了“终生雇用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东芝强调把“职工的独创性与一丝不苟的作风结合起来”；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经理素野提出企业经营的“修、破、离”，“修”是首先要学习，“破”是由模仿走向创新，“离”是更上一层楼、开辟新世界；盛田昭夫更加注重产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夺得市场，而是善于创造市场”，这是索尼的基因。
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国影响。1950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到日本传授如何提高军工品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成为系统”。1955年到1965年，日本生产力委员会向美国派遣了6600名研究生产力的产业界代表，其中就有“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他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边仔细观摩，洞察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缺陷，后来在丰田开创了包括“多品种小批量”、实时存货（JIT）、自动化、看板方式、标准作业、精益化等内涵的丰田生产方式。
“日本就是有这种把别人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的能力，甚至还发展成了文化。”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评论。如同大野耐一用丰田生产方式超越了福特主义，20世纪50年代，石津谦介创立的服装品牌VAN和所倡导的IVY LOOK（常春藤造型），将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学生穿衣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美国人感到日本人更了解“常春藤”。1978年，时尚巨人VAN破产，其诸多代理商被迫转型，其中的一位代理商叫柳井等，他的儿子柳井正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创办了优衣库。
二战后日本曾大量“山寨”美国产品，再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将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发展原子能、先进材料、电子信息、计算机、纳米技术等。2019年夏天日韩纷争时，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包括“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都是半导体制造中的关键材料，日本在世界市场占据70%~90%的压倒性份额。在硅晶圆、光掩膜以及封装材料等核心材料领域，日本也占世界市场的50%。
日本制造也存在一定问题。曾在日立工作16年的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说，日本企业在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企业制度过于僵化，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日本制造的“技术过剩”会降低产品的性价比。为了让产品提高1%的性能，日本企业往往会不惜增加投入30%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导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剧提升，在价格上失去国际竞争力。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制造业增加值计算，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墨西哥。排名第五的韩国也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二战后，韩国的经济比朝鲜还落后，因为在之前的日本统治期间，工业集中在北方，南方主要是农业。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的政策，创造出“汉江奇迹”。目前，在电子信息、造船、轮胎、合成纤维生产及纺织业、汽车、钢铁等领域，韩国都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在LNG船（液化天然气船）制造领域，韩国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三星早已超越日本企业，直逼苹果公司。全球前五大半导体厂商中有两家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三星电子更在2017年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商。
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依赖大型企业集团，如三星电子、现代、LG、SK海力士等。这些大集团所引发的“财阀资本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曾任总统的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指出：“现代经济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强烈的集中倾向。巨大的企业——此刻对我们国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不仅充当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定性角色，还能带来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
为了扶持企业发展，韩国政府早在1969年就通过《电子制造业扶持法》，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减税、外汇贷款打包以及限制新企业进入等政策，保护本土电子制造业的发展；1973年宣布了“重工业促进计划”；1975年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强调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与时俱进，直到今天。
但仅有政府支持也是不够的。韩国制造业崛起的关键还是有一批抱负远大、死打硬拼的企业，其中最典型的是有“双子星”之称的LG和三星电子。
1958年10月1日，前身是一家雪花膏和家用塑料制品生产商的LG集团，成立了韩国最早的电子工业会社“金星舍”，即后来的LG电子。他们从联邦德国收集收音机组件，聘请其技术人员到韩国现场指导，只用了10个月就生产出韩国第一台真空管调幅收音机；之后又派员到日本日立学习，并在韩国率先推出电风扇、冰箱、黑白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产品。到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电子公司已有145家，物美价廉的韩国电器逐渐走向欧美市场。
1938年，李秉喆成立了三星集团的前身“三星商会”，1969年成立了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创立之初，起点并不高，比如从日本索尼进口黑白电视机的成套散件和基本组装技术，生产低档产品，再贴上日本三洋的品牌销往海外低端市场。
三星电子了不起的地方，是其罕见的跃升能力。根据其官网信息，三星电子迄今经历了七个发展阶段，1969—1979年为“在电子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阶段”，此后的六个阶段分别是：进入全球市场（1980—1989年），在变化的科技世界中角逐（1990—1993年），成为一支全球力量（1994—1996年），推进数字前沿（1997—1999年），开数字时代的先河（2000—2004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优秀企业（2005年至今）。纵观这七个阶段，三星电子的三大特征一目了然，即纵向一体化、全球化、抢占先进技术制高点。
以三星电视为例，从1970年生产第一台黑白电视到2006年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三星电子用了36年。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1991年，三星电子在半导体事业部设立了专攻TFT（薄膜晶体管）液晶技术的部门，进入LCD（液晶显示）领域。三星在日本的研发机构利用液晶面板产业的衰退期，雇用失业的日本工程师，获得原始技术。1991年，三星建成300mm×300mm的试生产线，1992年研发在300mm×400mm玻璃基板上一次生产2片10.4英寸液晶显示器的新技术，1993年开工建设第一条采用370mm×470mm玻璃基板的二代线，该生产线于1995年2月建成投产。1997年，三星开发了首个完整的30英寸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1998年居全球TFT-LCD市场占有率首位，2003年与索尼成立S-LCD公司，生产TFT-LCD面板，2004年在唐井设立液晶面板工厂，2011年开始在中国苏州建设液晶面板工厂，2015年收购美国LED显示器制造商YESCO……
在上游液晶面板领域的突破，增加了下游的电视终端产业的竞争力，这是三星彩电成为世界王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星电子在创业五年后就进入了半导体产业。1974年12月，三星电子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一半的股份。1979年，三星电子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剩余股份，改名三星半导体，1980年三星半导体和三星电子合并。
三星进入半导体领域，是李秉喆的小儿子李健熙的建议。当时高管都反对，李秉喆也很犹豫，但曾在美国留学的李健熙认为，韩国资源匮乏，未来将是一个信息科技世界，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所以，他先用个人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的股份。
1983年5月三星正式开始研发首款量产产品64K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有开发组成员说，以三星的技术和装备条件，等于“要求自行车生产厂商制造超音速飞机一样”，美日半导体公司也极为排斥，工程开发过程充满了困难。但1983年11月，三星电子成功自主开发出64K DRAM的工程、检查、组装等半导体全线工程技术，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VLSI半导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国。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三星电子排名第19，在电子消费领域仅次于苹果公司（排名第12）。
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年，西班牙人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林纳达的丝，是该国的一宗最大的贸易”。
洋枪洋炮的冲击，让清政府中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官员看到，在近代科学原理的指引下，他们原以为的“蛮夷之国”早已在工业化进程中脱胎换骨。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铁壳战舰“复仇女神号”的马力为120匹、铁皮厚11.4厘米，清军的火炮无法将其击沉，而它还可以拖起英国的主力帆船，在合适的地点对清军炮台展开攻击。战场较量的背后，也是工业化能力的较量。
这些觉醒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原点。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以及连绵的战火让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环境，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工业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坦途。1958年的“大跃进”以“基本工业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为指针，“以钢为纲”，出现了大量超负荷的蛮干问题。1961年，中国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工业领域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缩。
由于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只能在相对封闭、备战性、指令性的状态下，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其间既有“两弹一星”、石油大会战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单一所有制、指令性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不注重民生产品、僵化与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8年，中国代表团出访西欧后才发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工人，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瑞士伯尔尼一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站只有12名员工，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职工298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飞机。
1979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
中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这位经济领导人点透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缺少市场调节，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40多年过去，从产能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最新版本。
中国的工业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化，是关系到十几亿人的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是“压缩型的工业化”，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工业化，是开放环境下的工业化。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奋斗资本相遇，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重大机遇。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大力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新高潮；2013年起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一步释放比较优势，中国工业化从以“产品外溢”为主进入到“产品外溢与产业外溢相结合”的新阶段。
中国的工业化，是市场和政府握手的工业化。从基础设施投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提供优惠政策，到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实体经济、形成特色产业带和“簇群经济”，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是明确而持久的。
中国的工业化，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工业化。从改革开放起，一代代创业者、企业家，在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中，抓住机会、奋力拼搏，在一个个产业上追赶、并跑，甚至局部领跑。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命运和世界经济的格局。
21世纪20年代，展望下一个30年、40年，谁主沉浮？
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中国制造业仍将是世界制造业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制造业诗篇。
宏阔代表体量，这个故事已经成立。壮丽代表高度，代表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创新方面的贡献，这个故事也已拉开帷幕。
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这五大制造业国家之后，一批新兴经济体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跃跃欲试。但从国家综合能力和制造业的先进性来看，后者与前者还有巨大的差距。
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直重视“印度制造”的发展，印度市场有潜力，劳动力成本有优势，国际产业转移对印度的改革有预期，所以印度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不少制造业外资的流入。印度是全球第三大产药国，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国、出口国和疫苗生产国，纺织业也有很大规模，2018年还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不过，印度的仿制药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药，70%的原料药从中国进口，扑热息痛、阿莫西林等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几乎达到100%。印度手机制造的元器件、零配件基本也从中国进口，产业链很不完整。至于印度各邦的文化差异大、政策执行效率和连续性不够，以及基础设施薄弱，劳动力虽然年轻但知识、技能和组织化程度落后，更是看似不难解决但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
越南有9600多万人口，从1985年到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6.4%。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低，美国也一直希望把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越南过度依赖为外资代工，三星在越南的所有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于越南GDP的1/4，越南对外出口的1/3来自三星。靠外资打天下，使得本土企业的成长环境受到抑制，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越南电力发展主要依靠水电，接近极限，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墨西哥有1.3亿人口，十多年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助力下，借助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国际产业链的转移，制造业有了明显进步，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业。墨西哥总出口额的80%左右面向美国，市场稳定。墨西哥的问题也是对外资高度依赖，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本土制造体系。
印度、越南、墨西哥将在全球制造业的未来版图中占据更多份额，应该没有太大悬念。这是产业分工的规律决定的。但撼山易，撼中国制造难，中国就像世界，规模世罕其匹，从简单组装到复杂制造、创造智造，均有广阔空间。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力将源远流长，有转移，更有转型、升级和创新。
从二战结束后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全球制造业格局重写，给了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发展机会，但美国也在不断反思。
2012年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光伏电池，但美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市场早已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伏电池产业中的许多技术是与其他产业共享的，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和固态照明、光学镀膜等产品的制造，而它们大部分已迁出美国。
显然，制造业的失去不仅关乎就业，更关乎产业能力。很多创新都是需要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的。把制造统统外包，短期可以让公司的财务回报变得靓丽，提升资本回报，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创新土壤送给别人”。
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回顾历史，我们相信，生产性创新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坚强的制造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里不慌。
中国制造业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路漫漫其修远兮。制造业依然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制造业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一叶知秋。答案装在每一个有理想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心里。
而这本书，将通过对一家穿越了40年风云变化，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有起有伏，走向全球、走上产业创新高地的大型企业集团的解剖，帮助人们找到一些真实的回答，让历史告诉未来，也让那种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精神永远陪伴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