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况

1899年11月1日

开普敦

漫长的航行终于结束了。10月30日，我们看到了陆地，朝西望去，我看到好像有一道黑色的波浪刺破了地平线上平静的海面。不久，那道波浪化作了罗本岛上的岩石和斜坡——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上面住着麻风病人、毒蛇、隔离中的狗。黑暗中，我们开进了桌湾，10点，我们缓缓到达了停泊地。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一艘拖船才按照信号的指示开了过来；最后它停在了我们的船侧，一位“知情者”登上了大船。其他带着公文的人使劲从士兵、军官、乘客中挤过，冲进了将军的船舱。然而，我们总算在通向上层甲板的楼梯的中间堵住了那位“知情者”，请求他立刻给我们讲讲战况。“你肯定什么都知道，至少知道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吧。”这个人很快地讲了起来，他很激动，声音奇怪地颤抖，我们听众也许不下300人，屏住呼吸聆听着。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埃兰兹拉赫特、格伦科、里特方丹；第一次听说了双方英勇顽强的搏斗，而哪一方都没取得胜利。“给我们讲讲伤亡情况吧——谁死了？谁受伤了？”我们询问这位了不起的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位信使，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

他接着讲下去——我注意到，他上方聚集在上层甲板的军官不时有人转身挤出人群。我在旅行途中认识的一位先生威尔顿上尉也提了些问题。“你知道莱斯特军团有哪些人死了吗？”那人思索了一会儿。他不能肯定：他觉得有一个叫威尔顿的军官战死了——哦，对了！他记得有两个叫威尔顿的——一个战死，一个受了伤，但他不知道哪一个是莱斯特军团的。“讲讲马弗京的事吧。”另一个人请求道。于是我们知道了马弗京——铁甲火车、大轰炸、突围，还有弹药车等——实际上是后来成为历史性保卫战的所有经过。“布尔人死了多少？”一个士兵叫道。那人犹豫了，但他想取悦大家的心情甚是强烈。他答道：“2000多。”随即是一阵热烈的欢呼。在这一群群激动万分的人群的下方，一群穿着棕色制服的人挤进了闹哄哄的人群；有的急匆匆地寻找报纸，有的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只有少数人俯靠在舷墙上，静静地凝视着岸上，在那边，开普敦的灯火、街道、码头，还有房屋就像黑天鹅绒上的钻石一样闪着光。

这是一份长长的阵亡军官的名单，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官——英勇而才华横溢的格伦科将军；奇瑟姆上校，他在阿富汗带领第9枪骑兵安全撤退；谢尔顿，他管理过印度马球协会；霍尔丹、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杰出的参谋；巴尼斯，第4轻骑兵团副官，他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后卫，后来他跟我去了古巴；布鲁克，在过去四年里，他死里逃生的经历比任何人都多——在奇特拉尔、马塔贝莱兰、萨玛纳、提拉、阿特巴拉、还有恩图曼——还有50个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串姓名，但他们是许多人的至亲骨肉，他们都躺在硬邦邦的泥土里，躺在彼得马里茨堡和德班的医院中。死了2000布尔人！但愿真有这么多。

第二天早上，雷德弗斯·布勒爵士隆重登岸。福雷斯蒂尔·沃克爵士及其随行人员前来迎接。船上从前到后挂满了彩旗。爱丁堡公爵志愿兵组成的仪仗队在码头上列队；骑马的卫士挺立在马车旁边；码头之外聚集着许多欢迎的人群。9点整，将军朝舷梯走去。“邓诺塔城堡号”船员和司炉发出三声热烈的欢呼；电影摄影机嗡嗡作响；40部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卫队举枪致敬，港口炮台礼炮轰鸣。随后，马车轻快地开进了城里，那里的大街小巷彩旗飘扬，黑压压地挤满了欢呼的人们。就这样，雷德弗斯·布勒爵士重返非洲，回到这片他在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建功立业，并因此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土地，让我们祈祷，在他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将圆满完成帝国政府赋予他的艰巨任务。

那么，将军及其部队面临的形势如何呢？战争的形势变化很快，我尽力做一点儿介绍。开普殖民地两个共和国已经成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负责英国在南非领地安全的大臣们被迫考虑两种主要舆论——英国的舆论和殖民地的舆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约三个月前殖民地的舆论最为乐观。但是英国的舆论尚未形成。在英国，行动一次次拖延以及外交上的意见分歧逐渐使国民意识到他们肩负的责任和面临的危险，倘若我们要团结一致地投入战争，这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些拖延和分歧却适得其反。考虑到善良的公众，英国给了那两个共和国一切机会，使其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迟迟没有派出军队，以高昂的代价迎合“不要以宝剑寻求和平”的论调。这一切都在南非得到了误读。开普殖民地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人们一直告诉我们说荷兰人非常忠诚。如果战争在三个月前爆发，他们可能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而我们犹豫了三个月才开战——大家是这么看的——这对其忠诚的考验期也太长了些，不夸张地说，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叛乱的边缘颤抖。在这样的舆论面前，任何重大的军事失利都是可悲的。

军事形势也无不令人担忧。几天之中，战火在南非共和国的边境全线迅速蔓延。远在北方的图里发生了冲突。西部，卡玛地区受到入侵的威胁。马弗京受到围困，正在英勇地抵抗接连不断的攻击。弗莱堡被其叛民拱手让给敌人。面对打打停停的进攻，金伯利沉着应战，甚至以铁甲车和其他行动进行报复。南部边境受到威胁，极有可能发生冲突。但是，布尔人的主要兵力却集中在东部。他们要在纳塔尔孤注一掷。这个地方的地形有利于入侵者。熟悉地图的读者几乎不用看就可知道，布尔人过去和目前的阵地在战略上有多么有利。狭长的平原像舌头一样深入山区，从两面都可以进入平原。纳塔尔守军前哨阵地之间的联络部队受到攻击：他们的退路已被切断。布尔人似乎决心要肃清纳塔尔北部的英军。在另一方面，即使过去或者现在突然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地盘，他们也只需沿着这条平原的舌头向后退却，这样一来他们的正面就会在山地之间越来越窄，依靠朗峡牢不可破的有利地形等待追兵。意识到这一点，布尔人的领导人明智地决定以主力部队对付纳塔尔的军队，企图击溃纳塔尔的军队，以此赢得开普殖民地同情者的支持。万一他们在这条战线或其他任何战线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由于所有同情者已经倒向敌人一边，虽然不满情绪不会非常强烈，但因总体局势危急，除了仍在海上的增援部队，还需继续增兵。

如果没有国民作为后盾，一个民主政府绝不能开战；如果没有国民一致的支持，政府绝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不战就没有退路的境地。莫里先生、考特尼先生、威廉·哈克特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派遣援军方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延误致使民心离散。主和派使战争的局势恶化；因此，这些慈悲的先生虽然没有公职，他们个人也应该对巨大的人员伤亡负责任。他们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自我安慰的理由：莫里先生可以自诩忠实地追随了格莱斯顿先生对南非的政策；考特尼先生可以自诩态度始终如一；威廉·哈克特爵士可以自诩拖住了政府。但是，对于那些在这场毫无必要地扩大了的战火中失去了儿子和兄弟的人，只有徒然的痛惜；对于战争的亲历者，只有刻骨的愤怒。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帝国政府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眼看着对手越来越强却不能进行充分的应对准备。

不过，说到政府在初期的无能表现，就必须承认，我军的军事行动非常幸运，姑且不论其成败如何。布尔人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便宜，和大不列颠国内危言耸听的媒体一样，他们把马弗京附近击毁铁甲火车的战果夸大为一场严重的灾难。这在一些局势不明的地区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也许此刻还是不提为好。几天之后，又一列铁甲车开出了金伯利，其马克沁机关炮射杀了5个布尔人，英军无一伤亡。这一事件同样引起了夸大其词的宣传，不过这一次吹嘘的是英军。于是就有了格伦科之战的新闻报道。因为我们在用枪炮打仗的同时也在笔战，所以最初的报道还受到了适当的控制，只是报道英军如何英勇，布尔人攻势如何猛烈，抓了多少俘虏，等等。一点一点透露到开普殖民地的真实消息是：英军遭受的重创比报道的还要严重，布尔人及其炮兵进一步退守到最初的阵地，尤尔将军在胜利后——这无疑是一次战术性胜利——急行军撤退到莱迪史密斯；直到一星期以后才知道，伤员一个也没有带走，除了武器弹药，整个营地及其辎重都落入敌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传来了埃兰兹拉赫特之战的消息，这次英勇的行动为其执行者弗兰奇将军、汉密尔顿将军和决策者乔治·怀特爵士赢得了声誉。由于这次令人大开眼界的行动，格伦科的结局倒无人关注，至少对公众舆论影响甚微。

纳塔尔野战部队现在集中在莱迪史密斯，每天与布尔军队的主力部队对峙。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他们的勇气也值得其专业对手的敬佩，但很难相信那个地区的形势会发生重大逆转，更何况，此时还有数千英军正从海上赶来。但是，对于那些熟悉当地情况和布尔人性格的人而言，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南非的英军面前，将有一场激烈的、非常血腥的而且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我们收到从英国发来有关民意、补缺选举和罗斯伯里勋爵演讲的电报却是热血沸腾，信心十足。这位殖民地长官雄赳赳地扛起步枪为南非和英帝国的关系出征的时候，他的勇气不亚于任何士兵（参看阵亡名单），他说：“国内终于拿定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