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驶向南方

1899年10月26日

皇家邮轮“邓诺塔城堡号”航行途中

最后一次询问“还有上岸的吗？”喊过了，最后一次“再见”说过了，最后一个记者或摄影师也回到岸上，南安普顿一英里长的码头上和海岸边人声鼎沸，10月14日下午6点，皇家邮轮“邓诺塔城堡号”离开了停泊地，载着雷德弗斯·布勒爵士驶向开普敦。有一段时间，甲板上仍然聚集着成群的乘客，耳中依然回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回头望着飞快地消逝在暮色中的远方海岸，心中想的却是能否平安回家，如果能，那又在何年何月；之后，大家匆匆进了舱房，打开行李，安心航行了。

现代海上旅行是一件多么讨厌的事啊！古时候，虽然航海远为艰难不便且危险重重，但人们认为这理所当然，坐船就得做最坏的打算。如今，人们视舒服享受为理所当然，因此每每失望。不仅如此，如今的航行真是太慢了！16世纪时，出一趟海就是5个月，没人在意；而到了19世纪，两个礼拜就觉得漫长无比。近代文明中的人们就如一直受到科学女神呵护的孩子，焦躁不安，向溺爱自己的守护神抱怨旅行的漫长，狂妄无礼地要求她尽职尽责，要她把距离这个概念从人类的算数中抹去。在现代生活中，两个礼拜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在现代战争中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尤其在战争初期。无论何时，两个礼拜中没有任何消息都令人惴惴不安。而在此刻，两礼拜没有消息简直就是折磨。这次航行甚至还不止两个礼拜！本次旅行一开始，我们就不得不践行莫里先生的忍耐原则。

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谣言四起。这座都市笼罩在迷茫的雾霾之中，依稀可辨的只有招贴牌上凶险的谎言和记者们的聒噪。据说发生了可怕的惨剧，而种种消息又自相矛盾；大规模的战役正在进行——只不过无法证实；在这一片泡沫之下，的确滚涌着战争的浪潮，谁也不能对种种严酷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船出发了，一切都静了下来——令人心情沉重的寂静。不过，到马德拉只有不到四天行程，在那里，很多疑问都应该得到解答。然而，在马德拉，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得到。没有消息虽然是好事，却非常令人费解。如果他们毫无胜算，他们凭什么开战？现在他们为什么浪费时间？这就是我们的疑问。接着我们继续航行，寂静再次笼罩下来，只是航行更加平稳。

由于消息不通，便产生了推测。关于我们到达桌湾时的局势，推测可谓五花八门。有的预测乔治·怀特爵士夺取了比勒陀利亚，科鲁兹总统被囚禁在约翰内斯堡交易所地下最深的地方；还有的预测开普敦会向布尔人投降，施赖纳先生将自命为南非国王，兰德矿业的市值将会下跌两个点。在这两类极端的推测之间，大家的说法更是应有尽有。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大家一致否定的——不了了之的和平。船上有些军官18年前随罗伯茨勋爵走的也是这条路，那一次他们抵达开普敦后便乘下一班船原路返回。但这一次没有人指望还会有同样的结果。

现代海上航行的特点就是单调，谁会写单调的事呢？拥护现实主义的作者也许认为，把相同的段落翻来覆去地写就可以让读者体验到枯燥乏味的感觉。不过我不愿意采用这样的方法，我相信，这几行字哪怕重复一次，就多少可以表达出那些日子是多么乏味。视野是单调的——我们正处于由大海和天空所组成的这个正圆的正中央；食物是单调的——船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味儿；生活是单调的——每一天无非是前一天无聊的重复；这都是航海途中的旅客注定要经历的。要让别人也来体会这种不快，那就不够厚道了。然而，世间的一切不幸之事皆有补偿，即使单调的生活也不乏鲜为人知的乐趣。有一段时间，我们溜出了那个大千世界，卸下了利害得失和义务，成了一个小小王国的自在的公民：这是一个乌托邦之国，这里没有劳作，没有饥饿——四周都是大海，听凭风浪的摆布。这一段时间，经历的时候觉得太长，结束之后又觉得太短，我们可以平静地回顾身后那个繁忙的世界，也可以思考摆在未来的喧嚣。记者们阅读着有关南非的书；趁事件还处于语言上讨论的阶段，政客们可以审视这场冲突是否正义。总指挥部的军官们研究着地图，计算营地的大小和战壕的尺寸；与此同时，巨轮摇摇摆摆地沿自己的航程不停地行进，以17英里的时速把战争的计划和意图带向南方。

虽然没什么好写的，还是让我记述几件小事吧。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成群的飞鱼——那是轮船突然接近所惊起的一群闪闪发光的鸟儿，它们掠过水面，在白色的浪涛上跳跃。还有一天，我们越过了赤道。海神及其随从在船首楼附近登上了船，庄严地在甲板上绕了一圈。我从未见过把甲板搞得如此湿淋淋的神灵。他所规定的仪式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那些从未跨过赤道的人必须刮脸洗澡。但是，我们都是国家全能论者，这位半人半兽的神灵只好屈尊去了二等舱，从那里发出的欢呼声来看，在那里他似乎有更多虔诚的崇拜者。23日，我们看到了一艘船——准确地说是另一艘轮船的烟。在速度较快的“邓诺塔城堡号”追赶它的时候，大家都提起了兴趣。大家都想尽可能了解战争的情况，透过许许多多崭新的普通望远镜和野战望远镜，人们发现这是征用的“尼尼微号”，用于把澳大利亚枪骑兵运送到开普敦。两船交换了信号。彼此靠近了些，一个小时加大马力的追赶之后，我们赶上了它，两船之间的距离近得几乎听得清对方说话。将军登上舰桥。“尼尼微号”的枪骑兵们挤在舷墙和索具上，其中一人拼命挥舞着一面旗帜。我船上一位军官用一张手帕回应。澳大利亚人的问题是：“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在船上吗？”肯定的回答通过手帕传递了过去，这时，枪骑兵们使劲地挥舞着宽边帽，发出三声巨大的欢呼，同时汽笛轰鸣，以示致敬。由于我们船大，速度占了上风，我们把运输船甩在后面，再也听不见那响成一片的欢呼声了。它又发来信号：“西撒乐维奇障碍赛哪一匹马赢了？”但此时距离已经太远，他们对我们的回答满意与否，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船上有一群摄影师，得知我们要和“尼尼微号”对话，便手忙脚乱地准备器材。但是，安装那些笨重的设备耗费了太长时间，艺术家们痛苦而失望，拍摄影片的机会稍纵即逝，真是太遗憾了。那艘长长的绿色运输船，在海上飘摇，时而船头埋在白沫中，时而露出船底的红色油漆，甲板上挤满了生龙活虎、肤色深棕的士兵，旗绳上飞扬着鲜艳的信号旗，这的确是值得记录的场景；更何况这是在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出于必要或方便的原因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抽调的军队向自己的指挥官致敬的场景。

到了赤道线以南，天气急剧转凉，至于气温剧变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说，这是由于南极巨大的冰原；其他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离大陆更远。不管是什么原因，气温下降倒使人精神振作起来，在更加灰暗的天空下，大家都更为活跃。其结果就是组织了一次运动会并指定了一个组委会，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担任主任。运动会为期两天，一连两天下午，精力充沛的乘客们在甲板上飞跑角逐，用枕头攻击打闹，每当有人摔进没有看见的水槽里，摔的人心满意足，旁观者则开怀大笑。

有时候，也会有小小的争执。到了礼拜天，牧师提议念祷文。船长反对。他坚持要维护其海上霸权。在船上，“至少在这条船上”，只有船长才有资格念祷文。神父是个很有修养的爱尔兰人，他不无遗憾地退出了争执。他热诚地说：“换了英国国教的任何别的神父，都会叫这船长见鬼去。”

还有一次化装舞会。对此也有意见分歧。一方坚持说化装舞会健康而有趣。另一方认为这种舞会极为无聊。讨论了很久。最终反对方输了——反对归反对。这就是国家的政治。

注射伤寒疫苗每天都在进行。医生们在大厅里做讲座，表示注射一次会起到保护作用，第二次就能免疫。为了支持这个实验，医生们旁征博引。几乎所有人都给说服了。于是预防接种开始了，注射的第二天，甲板上出现了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的人，他们难受、发烧。而一天之后，所有人都康复了，而且成功地免疫了。还有一些人，例如我这样的人，还是不信，总以为到底发不发病还难说，我们要相信“健康自有其规则”。不过，如果有人能发明对枪伤免疫的方法，我会迫不及待地试一下。

昨天，我们遇到了一艘朝英国方向开行的邮轮，它极力向我们发信号，但由于它是一艘英国船，我船船长拒绝靠近以看清对方的旗语，所以我们对战况还是一无所知。倘若开往开普敦的大型邮轮愿意像大西洋的邮轮那样相互竞争——提高速度，降低船费，改善膳食和居住条件，那么谁也不会抱怨。但是，彼此这样愚蠢地对抗，很难看出这对公众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我们很快就要熬到头了，我们的旅行平安而顺利，抱怨就等于放弃享受的机会。但是，旅客都希望航行中少一些无聊、单调和寂寞，多一些刺激的活动和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从中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慰藉：可以让这些信件的读者分享的慰藉。如果读者发现对一次乏味的旅行的描述也很乏味，他也不应该抱怨，这难道不是现实主义手法的成功吗？

10月29日

终于有消息了！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了一条船——一条开往英国的大型汽船，鼓起船帆以利用季风，天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消息。我们挤在甲板上，民用望远镜、野战望远镜和照相机从各个角度对准来船。它在离我们不到两百码的距离驶过，上面的船员和乘客发出三声热情的欢呼，展示出一块长长的黑板，上面用白色的油漆写道：“布尔人败了；三次战斗；佩恩·赛门斯战死。”大家激动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纷纷从舷墙退开。那些没有看到黑板的人迫不及待地涌上前来询问。人们围成了十多群，交谈的声音嗡嗡响成一片，此刻，两艘船分开了——速度都很快——片刻之后，回国的船远远地落在了我们后面。

这是什么意思？——这只言片语信息量虽大却留下许多待解的问题。明天晚上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纳塔尔发生了激战，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也许还不止于此。“布尔人败了”。让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吧。英勇的守军击退了侵略者。好运终于落到我们头上。危机结束了，现在还在海上的英军可以闲庭信步了，只等达成一个既智慧又公正的结果就行了。有了这条短短的信息，18年的心病治愈了。被赶走的殖民者、蒙羞的战士、“英国胆小鬼”、白旗、“马尤巴（Majuba）惨败是怎么回事”之类的疑问——这一切都结束了。终于——“布尔人败了”。好啊！好啊！好啊！

佩恩·赛门斯爵士战死了！为了如此崇高的事业，没有人比他更愿意献出生命。20年前，在桑德尔瓦纳大屠杀中他侥幸活了下来，是死神在一个下午就把他从中尉提升为上尉。此后，他一路升迁。他在山区老练地指挥过提拉远征军第一师。他的部队没有遭遇不幸，他的后卫掩护部队安全撤回营地。在1898年春天，他的部队驻扎在贾姆鲁德堡，准备新的战役时，我经常去见他。大家都在谈论赛门斯，谈论他的精力、他的玩笑话，还有他的热情。赛门斯硬是在乱石磊磊的平原上开出了一条跑道；他组织了贾姆鲁德春季运动会；他本人在主要的项目中获胜，让他的战士们大为开心；他极受士兵们拥戴；如果和当地部落的战争再次爆发，他一定身先士卒；和族长会议的谈判，大多也是他去参加。在贾姆鲁德堡土楼中与赛门斯一道吃饭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他讲的许多体育运动和战斗的故事我记忆犹新。晚餐结尾的时候，将军总要以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方式祝酒：“为我们的男人”“为我们的女人”“为我们的宗教”“为我们的宝剑”“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情人和妻子”，还有“为没有来的朋友”——一个礼拜每天晚上轮换使用。我去吃饭的那天晚上，他的祝酒词是“为我们的男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但愿都能找到像他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