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俘

1899年11月24日

比勒陀利亚

战俘的地位是痛苦而屈辱的。一个人竭尽全力要杀死另一个人，倘若他做不到，就只好恳求敌人怜悯。战争的规则要求我们遵守这一条，然而，对于抓住我们而又饶我们不死的人，我们不能不心怀一种令人耻辱的债务。所谓军人的骄傲，所谓自由的精神必须统统丢到一边。这些东西战死的人可以有，被俘了就不能有。我们必须温顺、服从、忍耐。在俘虏表现好的条件下，有些东西——诸如充足的食物、水和保护之类——是胜利者必须提供的，否则就是野蛮人，但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恩惠。我们长期和敌人艰苦作战，他们痛恨我们一直对其残忍而不公，而现在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恩惠。被鞭打的狗必须感激扔给它的骨头。

铁甲车被摧毁后，成了俘虏的人们被解除了武装，集中到一起，我们发现没有受伤或只是轻伤的人有56个，伤得很重的还躺在战场上。布尔人围了上来，好奇地看着自己的战利品，我们吃了一点儿巧克力——我们连早饭都没吃——幸好口袋里还有一些巧克力，坐在泥地上思考起来。雨水从铅黑色的天空倾泻直下，马匹在雨中冒着白气。“前进。”一个人用南非荷兰语说道，于是，我们这些人出发了。这是一支悲惨的队伍，两个可怜的军官，一个光着头、衣衫褴褛的随军记者，四个水兵，水兵头上的草帽帽檐上绣着“皇家海军鞑靼号”几个金字——在这场合实在是不伦不类，还有50多个士兵和志愿兵以及两三个铁路工，而押解我们的布尔骑兵则显得精神抖擞。我们爬上战场四周的低山时，我回头看了看，看见火车头喷着蒸汽，正飞快地开过弗里尔车站。这场灾难总算还救下了一点儿东西；消息可以传递给埃斯特科特的军队，不少军人以及一些伤员算是逃过一劫，火车头本身就用处很大，做到了这些事情，也多少保住了一点儿脸面。

“你不必走那么快，”一个布尔人操着纯正的英语说道，“慢慢走。”接着，另一个布尔人见我在暴雨中光着头，扔给我一顶军帽——爱尔兰明火枪队的帽子，也许是在莱迪史密斯附近缴获的。看来，他们不是残忍的人，这些敌人。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看过大量的资料，都说这地方充满谎言，因此我思想上做好了吃苦和受辱的准备。终于，我们走到了对我们轰击了那么长时间的大炮那里，两根奇长的炮筒低低地架在四个轮子的炮座上，就像驯马用的大马车一样。这些大炮看起来威力巨大，非常先进，我不明白我们的军队为什么就没有射程达8000码、无需填炸药的野战炮。几个穿着别有蓝色领章的灰色军服的德兰士瓦州炮兵军官和士兵朝我们走来。指挥官自报姓名，他是鲁斯副官，他礼貌地行了礼。他说很遗憾我们在这样不幸的场合见面；他夸奖了我们指挥抵抗的军官——当然，抵抗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他希望他们的炮火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他认为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必须打下去；他最想知道的是我们的火车头是如何逃走的，在他们的炮火下铁轨上的障碍物是如何清除掉的。事实上，他举止得体，俨然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军人，他的风度令我印象深刻。

我们在离大炮不远的地方等了半个小时，这期间，布尔人在毁坏的车厢里搜寻死伤者。几个伤员被带到了我们待的地方，放倒在地上，但大多数都安置在一节翻倒的车厢下面。在此刻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确定我们的伤亡总数，但布尔人说他们掩埋了5个死者，把7个生命垂危的送往莱迪史密斯，3个受重伤的则留在了他们的野战医院。除此之外，我们还得知，16个重伤员随火车头逃走了，在我们这些被俘的人中间，连同我有7个受轻伤的，都是中了弹片，或是在车厢翻倒时碰伤的。如果这些数字大致正确的话，看来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中，我军的伤亡人数在35到40之间；也许，考虑到炮火之猛烈，这个数字不算大，但对一支总共才120人的部队来说，这够多的了。

过了一会儿，布尔人命令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从山头看过去，眼前是奇怪而难忘的场景。攻击我们铁甲车的只有300人，我原以为这是一支独立的分遣队干的，但是再往前看，才发现这只是正向南挺近的一支强大的大部队的一小部分，这支部队由朱伯特将军亲自指挥，前往攻打埃斯特科特。在大雨笼罩的每一座小山后面，都有一队队看似散漫却井然有序的骑兵在待命，后面还有大队的骑兵不断往前赶来。我看到的肯定不下3000人，而且我还没有看到全部。显然，一个重要的行动正在展开，在埃斯特科特或穆伊河，一场大战正在逼近。这是早已料到的行动：该来的坏事还是早来的好。

我们被押解到一个支在山坳里的简易帐篷那里，我们断定那地方是朱伯特将军的司令部。我们排成一列，很快，一大群穿胶布雨衣的大胡子布尔人就把我们围了起来。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随军记者，请求见朱伯特将军。我无法从那一大群人中确定哪些是军官。一个自称是少校的人拿走了我的证件，向我保证说会交到将军面前。我们就一直在雨中等着，接受布尔人的盘问。在德兰士瓦州，我的记者证上的姓氏相当有名，但不招人喜欢。一些士兵一直在谈论我。“你就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儿子？”一个苏格兰裔布尔人突然问道。我没有否认。立刻，大家议论纷纷，都围在我周围指指点点，我听到四周的人都在念我的名字。“我是报纸记者，”我说，“你们不应该拿我当俘虏。”那个苏格兰裔布尔人大笑起来。“哟，”他笑道，“勋爵的儿子可不是每天都能抓得到的啊。”听了这话，大家嘻嘻哈哈笑起来，还说应该允许我在比勒陀利亚踢足球。

我一直期待着有人带我去见朱伯特将军，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保证，我记者的身份将得到尊重。但是，突然间，一个人骑马过来下令俘虏们朝科伦索出发。押送我们的是一支由20个骑兵组成的队伍。我找到他们的头领，要求他要么带我去见将军，要么把证件还给我。但是，那个自称少校的人不在。我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南非荷兰语的“前进”两个字，看来和这些人争辩这个问题毫无用处、有失尊严甚至很危险，于是我转身和其他人一起向前走去。

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了6小时，穿过泥泞的田野，走过又深又滑的土路，大雨一直倾盆而下，每一个人都浑身湿透。布尔人押送队好几次叫我们不用着急，慢慢走就是，有一次还让我们歇了几分钟。但是，我们没有食物，没有水，看到远方显现的科伦索的铁皮屋顶时，我只觉得又困又乏。我们被押进车站旁边一个瓦楞铁皮棚屋里，地板上堆了4英寸厚的铁路表格和账本。我们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心里百感交集，耻辱、失望、上午的兴奋、此时的悲凉、身体的疲惫，这一切使我万念俱灰；我几乎嫉妒起在战斗中看见的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路护坡上的那个士兵，在静静的死亡的国度里，他再也不必忍受那“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

布尔人生起两堆火，打开棚屋的一道门，说我们可以过去烤烤衣服。一头刚宰的牛摆在地上，布尔人分给了我们一些肉块。我们在火架上烤肉，然后贪婪地吃起来，心里有一种吃人肉的凶残的感觉，因为那动物5分钟前还活生生的。还有些不属于押送队，而是驻守在科伦索的布尔人也过来瞧我们。这里面有一对英国裔、南非籍，自愿加入布尔人的亲兄弟，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他们说，战争进行得还顺利。大英帝国的实力不可小觑，但他们下定了决心。他们要么把英国人永远赶出南非，要么就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说：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3月中旬就会占领比勒陀利亚。要对抗一万人的军队，你们能有什么希望？”

“要叫我相信，”那个弟弟激动地说，“英国人占领了比勒陀利亚荷兰人就会投降，我现在立刻就把枪在铁轨上砸了。我们要战斗到底。”

我只能答道：

“等着瞧吧，形势逆转了看你怎么想。死到临头，反倒觉得死不了。”

那人说道：“我就等着。”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我告诉他，我希望他平安熬过战争，活着看到飘扬着自己的祖辈所拥戴的旗帜的、更幸福的、更美丽的南非；他脱下身上的毯子——中间挖了一个洞，像披风一样——把它送给了我，让我睡觉用。然后我们就分别了。入夜的时候，负责看管我们的少校命令我们把一些干草搬进棚屋供睡觉用，然后就把我们锁在黑暗中，士兵、水兵、军官、记者——这一堆精神崩溃的人。

我睡不着。苦恼的情绪、冰冷的夜、潮湿的衣服，这一切让人没法儿安稳睡觉。这场争端的对与错，战争的走向与后果，这些问题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这些布尔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回想起今天上午看到的情景，他们在大雨中驰骋——数以千计拿着武器的自由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拥有精良的武器，有精湛的指挥，不用粮草弹药运输队的支持而纵横驰骋，行动像风一样迅疾，支撑他们的是钢铁般的纪律和《旧约》里那个必将狠狠地打击亚玛力人的严厉的上帝。这时，在轰然敲打着铁皮棚屋的暴风雨声中，我听到了歌声。布尔人在唱着晚间赞美诗，这瘆人的歌声里没有爱，没有怜悯，有的尽是对战争的愤怒。我心里激起一阵寒战，此时我想到，这场战争毕竟不是正义的，布尔人比我们强，老天在和我们作对，莱迪史密斯、马弗京和金伯利都将陷落，埃斯特科特驻军将会完蛋，外国势力将会介入，我们将失去南非，那是末日的开端。一时间，我对大英帝国绝望了，到后来，清晨的阳光射进窗子，风雨过后的阳光分外明亮，寒冷过去之后更加温暖，直到这时，事物才恢复到其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