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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1909这一年的春天，一个叫做奥皮音的西洋力士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亚波罗影戏院登场，他表演的是举重，顺便亮亮肌肉，展现一下健美的体态。每次展示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连续表演了几个晚上之后，忽然在最后一场发表宣言，轻蔑地贬低华人，说华人都是东亚病夫。若有体格强健的华人出场，自己愿意与其角力，一决胜负。
实际上这只是一时的声音而已，然而一旦见诸报端，整个上海便都哗然了。一批有产阶级都想聘请高手过来应战。
据说，远在天津的霍元甲，便接到了这份邀请。于是他带着徒弟刘振声来到上海滩，向奥皮音约战，而格斗的规则，就是采用摔跤方式，谁的身体跌落在地不起，那便是胜负分明。
一时之间上海许多商人都愿意拿出资金，并且寻定了静安寺路上的张园，在园内搭建起高四尺，宽广二十尺的擂台。许多上海人，都约好时间，打算到时候来共观此东西方力士之战。
然而，当比赛日期来到，霍元甲登上擂台，却不见与他约战的奥皮音。
与这件事大约同时，则是一个叫做本杰明？布拉斯基的洋人，来到上海滩做了一件影响颇为久远的大事，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名号颇大，叫做亚细亚影戏公司。
与霍元甲约战奥皮音的轰动性新闻相比，这件事在当时并不起眼。甚至，当时亚细亚影戏公司所拍摄的最初几部电影，也不甚引人注目。譬如一部叫做《西太后》的纪录片。因为这部片子，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一部叫做《不幸儿》的故事片。也正因不受人注目，所以到现在，这两部片子究竟是个什么内容，我们几乎是完全不知晓。
事实上，之所以能留下这两部剧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叫做《中华影业史》的书籍。这本书写于1927年，作者如此表述：
“前清宣统元年，美人布拉士其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
美国《纽约论坛报》曾刊发一篇关于布拉斯基的访谈，其中有一段关于《西太后》与《不幸儿》的拍摄情况的文字：
“一年之内，他们为准备拍摄《西太后》的胶片共12卷就可以运抵中国。中国政府为此特别出借了多达60，000人的军队完成影片的拍摄……《不幸儿》场景转换的流畅程度足以媲美以闹剧闻名的美国影片。如果去除其中的中国元素，事实上它可以在美国任意一家电影院放映，也许以后会放映的。”
然而这份报纸的判断显然太过乐观，事实是《不幸儿》不但未能登陆美国，就连中国的观众也未能接受，票房惨淡，几乎是默默无闻。
也因为这份惨淡，到1913年，亚细亚公司便被让给了经理依什儿。然对于这个经理，我们更是一无所知。
这显然引发了一些质疑，有些研究者甚至怀疑在1913年之前，这个亚细亚公司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曾拍摄过什么《西太后》——难道是《中华影业史》信口雌黄，而之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等书又原样照搬？
1912年5月18日，美国一份叫做《电影世界》的杂志曾刊发了一篇人物专访，主人公便是这位布拉斯基：
“他从旧金山地震的混乱中走出来，找来一架爱迪生放映机、四五十尺旧影片”就去了天津，实行以放映电影维生。起初没人来看，当地人都怕外国人的机器和幕上出现的鬼魂，他得要出钱雇人来充场面……1912年他在纽约做什么买卖？他向底特律机器公司订购了12台八匹马力的电灯系统运往中国尚未有电灯的城市；此前，他的影画放映机是燃气发动的。他又为自己的发行公司大批搜购影片。该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公司遍设檀香山、横滨、东京、威海卫、上海、香港。”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1913年之前的这家电影公司，其实是布氏发行公司（综艺影片交易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而不是亚细亚。《西太后》和《不幸儿》两部电影的摄制，也在稍后一些时间，并不是1909年。
但，布拉斯基的电影公司显然并非子虚乌有。因为1916年8月的一份《纽约论坛报》，就曾刊登一篇人物访谈，其中如此表述：
“（布拉斯基）控制着80家影院，辐射面涵盖了从北京到香港的广大地区，有上百名员工参与制作中国影片……这些天，两个制片厂每周都会出产一部影片，供给他们的80家戏院上映……上海的制片厂比较大，布拉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共同拥有一家有着300多名演员的股份公司。”
姑且把这个行踪飘忽的布拉斯基放在一边，我们还是把视线放回到郑正秋这边。1913年秋，亚细亚影戏公司找到了郑正秋，请他与一个叫姓张的年轻人合作，摄制电影《难夫难妻》。
这个年轻人来自浙江宁波，最初跟随舅舅到上海做生意，曾在某房产公司和洋行做小职员。那么，由美国商人做老板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又为什么会看中他呢？
答案已然不可寻，我们唯一知晓的是他曾经白天上班，而在晚上到夜校补习英语，由此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凭借这语言的优势，他获得了美国老板的支持，居然成了这部中国故事片开山之作的制片人或说是导演。
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论如何，总之是这个年轻人，与郑正秋组成了一个导演搭档。而第一部作品，就是《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说的是个什么故事呢？实际上说的就是两户人家的故事。男方家长要为长大的儿子娶个老婆，于是按照标准程序，托媒人说亲。而这收了钱的媒人，便来到女方家中，花言巧语劝说女方老爹把宝贝女儿嫁出去。末了，这两户人家便择吉日成亲，只是到了大喜之日，新郎居然还没见过新娘，完全是素不相识，就像任人摆布的娃娃一般，结拜天地，送入洞房……
问题是导演和剧本都有了，演员又去从何处寻呢？
自然，这回不可能再去找京剧名角，也不可能找越剧、淮剧等，因为所有的戏曲演员，他们的功夫都在于唱念做打，而电影显然完全不是这样。
那么，在当时有没有与之相近的剧种呢？
还真有，那就是所谓的“文明戏”！
文明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京剧向话剧的现代变种剧。用的是京剧的唱腔，还有京剧的文武场伴奏，依旧有唱，但大概也就占30%的比重。更多的是台词对白，占70%，所以已经有点话剧的意味。
文明戏还有一种电视连续剧的意味，每天上演一集，一部剧往往要上演一个月。所以看文明戏的观众，心情很像是上个世纪看肥皂剧的老大妈。
自然，延续一个月又不能让观众厌倦，要时刻保持吸引力，所以这种文明戏往往又会穿插很多插科打诨式的笑料。许多笑料，甚至也能影射当时社会的若干黑暗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又像是现如今的喜剧小品。
正因为这些缘故，当时有很多双栖演员，一头演曲艺说唱，另一头则去演文明戏，反正有钱就上场，赚一块是一块！
与此同时，一波曾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又将西洋话剧引进了国内。最初是一批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了一个叫做春柳社的团体，李叔同、欧阳予倩是其骨干。最初是饰演西方戏目，譬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在这些剧目演绎中，便很少有唱，而更多的是口语对白，几乎就可以看成是话剧。
也就是在日本的成功，话剧终于以新剧之名进入中国。1910年便曾有一个叫做进化团的新剧团队在上海成立，孙中山还曾为他们题词。为什么呢？原来这类团队演绎的剧目，多数是为了宣传民权思想、鼓吹民主革命，所以《安重根刺伊藤》这种剧目是最常见的。甚至剧中角色会常常脱离剧情，在舞台上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内容完全是观众所关心的时政，而非话剧本身。
郑正秋，便曾是文明戏的编写者。1913年，他所撰写的《恶家庭》还曾引起一时的轰动。随即便在中国兴起一股“甲寅中兴”的戏剧风暴，那便是1914年（甲寅年），一大批家庭戏因为观众的热衷而登场。而结果，则是很快走向鱼龙混杂，恶心了观众，也整垮了文明戏的招牌。
而后，衰落的文明戏，便慢慢走向五四新剧，并在1928年之后定名为话剧，从此开辟出一条新路。
作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的演员便是一批表情和动作都极为夸张或说是戏剧化的文明戏演员。当时有一个姓钱的文明戏演员，后来曾有如下一段回忆：
“民国二年（1913年）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八时起化妆，九时拍摄。化妆也只是脂粉，没有其他东西。还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剧团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不多……”
而实际上，不但演员草台班子化，就连导演也很幼稚，
“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
张石川便这样说：
“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
但无论如何，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还是拍成了，况且不但拍成，上映之后还颇受热捧。30分钟的片长，讲述的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家庭长短，尤其是大众最津津乐道的新婚夫妻话题。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官老爷的千金小姐，从未出生之际，老爹便已经与一位同僚商量好，若一家生男、一家生女，便指腹为婚。然而世事无常，女主角长大之后，获悉当年订婚的那位少爷，已然成为一个吃喝嫖赌赖五毒俱全的纨绔子弟。恰好此时形势大变，皇帝退位，大清帝国完结，老爷便带着家人回归故里，借机退了这门婚事。
自然，回乡之后，女主角还是要找婆家，经媒婆介绍，这便与当家大户刘家的少爷相中，双方父母对彼此的门户都很满意，于是定下婚期。待到吉时来临，热闹而又繁琐的结婚仪式，也使一对新人晕头转向，女主角蒙着红色纱巾，隐隐感到身边的新郎脚步不稳，她有点忐忑不安——待到进入新房，女主角的面纱被取下，她才发现：眼前的新郎面无血色、骨瘦如柴，原来他已病入膏肓——登时，女主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老实说，这样的剧情设计，实在是很见功底，当下执笔的司马，读之犹伤——所以，张石川和郑正秋的初次合作，不但顺利完成，而且大赚了一笔。对于这两位年轻人而言，中国电影就如同神秘的朦胧，正渐渐向他们开启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