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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尚是大清国的年月，龙椅上坐着的还是光绪皇帝。帝国东部大洋边陲的上海滩，已经有了大批洋人，以及洋人创办的西式学校。
这一所学校，叫做育才书院，坐落在旧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者是一个叫做嘉道里的英籍犹太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西方人办的学校，却不只收在华的西方人子弟，也收一些大清国的儿童就学——自然，多数是收一些富家子。
然而，虽然颇有点贵族学校的意味，可学校的管理十分严格。老师虽然是洋人，却与传统的大清塾师一样，也惯常使用体罚来约束学生。据说这一日，一名同学便因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即将在洋老师的教鞭下尝尝惩罚的滋味。
也就在这个时候，教室里一个长得颇为瘦小不起眼、年龄也就十三四岁的男生站了起来，问了洋老师一句话：
“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
只是很寻常的一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也不见得有几分力道，却实实在在让洋老师吃了一记闷棍，许久都说不出话来。末了，他转向全体学生：
“他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
显然，这位洋老师的体罚早已引起学生娃们的集体不满情绪，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一时之间居然无人愿意出来表态，大家都保持沉默。
而这沉默，显然就是对这名男生的支持。
一场师生之间的对立“学潮”，由此拉开序幕。不过，育才书院毕竟是一所具备现代化思想的西式学校，没过几天，校长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最后决定：
“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
按理说，这名男生赢了。然而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却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男生的父亲听说此事了大怒了，他怒的不是洋老师体罚，而是小小年纪的儿子竟敢目无师长，学校居然还向这泼皮小孩低头让步，这算个什么事？
所以，父亲很快做出决定：西式教育这种没规矩的书不能再读了——父亲是做生意的广东人，他将儿子送进育才学院，自然是想让儿子沾点洋墨水，日后好做租界的洋生意。谁能想到这洋人搞教育实在太没谱，居然因为儿子的一句话就取消体罚——他立刻做出决断，停止读洋书，让实践来告诉儿子：世界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位男同学，这就离开了育才书院。
那么，这位男同学是谁呢？他姓郑，名字与后来名噪一时的“荧屏侠士”郑少秋仅差一字：他便是郑正秋，比郑少秋早生58年——但他们都是广东人，少秋祖籍广东台山，正秋则祖籍广东潮阳。
而他的爷爷，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那个年代便来到了上海滩，做什么呢？自然是做生意。那么做什么生意呢？说来颇不正道，那就是批发鸦片，也就是贩毒。传到到老爸那一代，鸦片虽然不卖了，却依旧是贩卖转运物资的勾当。
孔子曾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按他祖上卖鸦片这些经历，果然到这一代便生不出儿子来了。于是抱了一个螟蛉子（义子），初名郑芳泽——这个名字以今人眼光看来有点奇葩！若是去读书会被一大帮男同学嘲笑，好在他那个时代尚无此问题。
这位郑芳泽同学，最初读的是私塾，老师是一个来自上海嘉定的庄先生。据说庄先生国学颇有造诣，字也写得不差，问题是思想有些非主流——对大清国的圣明统治居然有些不以为然。于是在一年之后，这孩子便进入育才书院，又在这时退出不再读书，跟着父亲做起了生意。
然而，问题可不止这些，在14岁那年，郑芳泽同学还被西医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虽经西医治疗将结石排出体外，但心脏依旧有点问题，且多咳嗽、多痰，气急还腰痛。而在此前，他的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病痛，居然让他服鸦片做镇痛剂——也就是说，郑芳泽不但多病，而且还有毒瘾。
这样一个人生开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要失去与人生抗衡的勇气了。换如今，更难以在学校里立足了。
好在，他很聪明。才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土栈，熟悉了业务，也结识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俨然成功少老板模样。
然而，不变的是：他依旧很爱读书。自然不是看教科书，而是看《再生缘》看《三国演义》，再后来看《警世钟》看《大革命家孙逸仙》。而慢慢随着年岁上去，他还迷上了看戏，几乎天天要去茶园看上一场戏——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与一些戏子搭上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交上了朋友。
老爹又烦恼了，这个娃咋就不让人省心呢？他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是给儿子讨个老婆，指望儿媳妇能拴住他的心，让他少往戏院里头跑。但出乎意料的是，最后是儿媳被儿子带着看戏，也成了戏迷。
好吧！老爹想既然如此，那就让儿子走正途，去做官！他有的是钱，这就到湖北张之洞那里搞来一个候补官衔，让儿子到官场上去混混。
做官，大概是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出息的结局了！赚钱得权，两不耽误。可事实却是，郑家公子在湖北官场上勉勉强强地喝茶看报开会写报告，混到第二年，便硬起头皮，决然而毅然地“洁身而退”。
这个结果，让老爹很愤怒，也很不可思议，可儿子已然长大成人，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再是老爹指指划划就能改变的了。
那么，不做官，郑家这位公子又能做什么呢？起初，他还是做生意。“以义为利，薄利多销”。一时也挣了不少钱。可随后他便摔了个不小的跟斗，亏了好几万，以至于他毅然决定，把生意交给弟弟来做，自己就去搞戏。
然而一个“戏”字，又能赚到几个钱呢？
最初，郑芳泽的想法是靠写文赚钱。他爱看戏，就写观戏有感（略等于眼下的各种影评人）。当时上海滩有一家《民立报》，主办人便是于右任。郑芳泽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于右任看，老于呵呵一笑，来了一句：
“俺们这份报纸，自打创立以来，还没登过这种稿子呢？”显然，于右任有点看不起郑芳泽同学。
郑同学等于是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唯有怏怏归去。可第二天，老于的亲笔信就来了：
“俺读了你的大作，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
事实上，郑同学是开创了中国人写观后感的先河（自然，那个时候写的其实是戏评，因为尚无电影，更无电视）。随后的1910年11月26日，一个新的名字便出现在《民立报》上，那便是“正秋”——郑芳泽貌似从此时以此为名。而他的第一篇长篇评论，题为《丽丽所戏言》，一朝发表便引起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戏曲界，有“誉满众口，传诵四座”之称。
于是到来年新春，于右任便正式创办戏剧副刊，邀请郑正秋出任该副刊主编。后来，这份副刊便定名为《民立画报》，郑正秋一手包揽组稿、写稿、编辑与版面设计诸多事宜，俨然办报达人。
然而，这个时候，真正的故事其实尚未开场。
许多年后，郑正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编剧第一人，而因为初期的电影编剧导演两份工作界限模糊，所以他也兼导演这份工作。所以，在很多媒体上，干脆就把他称为中国电影之父。
说到这里，一个年轻人便笑了，郑正秋是电影之父，难道我是电影之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