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 |
二 |
章 |
公元前141年（后元三年），西汉的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此时，距离西汉建立已经60多年，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足，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没有经历王朝早期困苦的皇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汉高祖的开国功业，也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盛世的不世之功。在历代王朝发展史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对外扩张型或者消耗型的皇帝，他既不知道战争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也不知道人们吃不上饭的滋味，他将社会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希望借助这种繁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而对外扩张就是最好的方向。此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时期并不多，它们大都集中在王朝的这个时期。
汉武帝的对外扩张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南越、闽越和西南夷用兵，在北方最大的敌人是匈奴，西汉与匈奴由此进行了长期的缠斗。而张骞发现的西域恰好在此时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加大了汉武帝的扩张冲动。
张骞本人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从西域回来后，他首先参加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此时，汉匈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山西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斩杀数千人。
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张骞熟悉道路和水源，参加了军事行动，成了引路人。回军后他被封为博望侯。但第二年，张骞跟随李广出战，由于不能按时抵达，导致李广失利，张骞的侯爵身份也被免了。
张骞失势的几年中，汉匈战争继续进行，形势变得对汉朝越来越有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连续两次获得大捷，逼迫匈奴撤到漠北地区。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了汉朝，导致匈奴撤出了河西走廊直到罗布泊一带，使这里短暂成为汉匈之间的权力空白区，然后逐渐被汉朝所占据。
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非常显著，之前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就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阻断了，随着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中国就拥有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个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都以这四座城市为基础。
这时，失去了侯爵身份的张骞再次出现在汉武帝面前，向后者建议，以河西走廊为基础，进一步征服西域地区。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政策由此确立。那么，张骞向汉武帝提出的具体策略又有哪些呢？
总结起来，西汉王朝最早的西域策略是：在与匈奴作战时期，联合弱小的西域国家，反对匈奴；但当匈奴被击败，暂时撤退后，西汉王朝就从这些弱小西域国家的朋友变成了征服者。
西域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与汉朝离得最近，位于现代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的大小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绿洲的大小，最小的只有200多人，最大的也只有数万人；另一种是更加遥远的定居大国，由于过于遥远，汉朝很难和他们经常进行实质性的交往，这类国家以安息、大夏等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比较远的游牧大国，却由于他们的游牧属性，可能与汉朝发生更多的联动。
根据这三种国家，张骞以及他的后来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对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只相当于城市国家，地域面积小，抵御入侵的风险能力弱，同时又靠近汉朝，是需要通过武力控制的国家。
第二，对大宛、大夏和安息这三个距离遥远的定居国家，它们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采取了农耕模式，物产丰富，且许多东西都是汉朝所没有的。但张骞认为，这些国家还有另一个特点：兵力弱，又贪财。
汉朝应该采取措施，让它们从表面上依附于汉朝，并向汉朝进贡一些“奇技淫巧”，以满足皇帝的欲望。
第三，对大月氏和康居、乌孙这样的游牧强国，出于对抗匈奴人的需要，应当采取赠予财物甚至联姻的方法，控制他们为汉朝服务。
帮助汉武帝确立了战略之后，张骞又进行了一次西域的出使活动，这次他的身份是中郎将，时间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到前116年（元鼎元年）之间。
这一次，他率领三百人出使游牧民族的乌孙，希望与之联合抗击匈奴。乌孙曾经是匈奴的盟友，但张骞第二次出使时，乌孙人已经有了与匈奴分庭抗礼的趋势。而匈奴的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位于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北部的土地空旷无人，张骞希望把乌孙人吸引到这里居住，与汉朝一起挤压匈奴的生存空间。
除了随访的三百人，他们还带了大约六百匹马，数以万计的牛羊，以及价值数千亿五铢钱的金帛等。这三百人中，除了张骞，还有许多人也持有汉节，以便于在路上派往其他国家出使。
张骞到了乌孙后，将汉朝的公主许诺给乌孙，希望乌孙能够迁移到浑邪王故地，但乌孙并没有同意。
他们不同意的原因在于，乌孙王昆莫已经年老，有十几个儿子。他的太子死了，希望长孙岑陬
继承王位，但他的另一个儿子大禄却非常强悍，不仅有万余的私人部队，还试图造反夺取王位。昆莫怕儿子大禄把孙子岑陬杀掉，于是把岑陬派到了外地，岑陬也有万余骑兵，同时昆莫还有万余骑兵，这样一个国家就分成了三处。
昆莫即便答应汉朝内迁，也无法得到其他两部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张骞的使命自然无疾而终。
张骞出使失败，却并非毫无收获。虽然对乌孙不得要领，但他派出了副手们前往各个国家出使，这些国家包括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还有位于南道上的于阗、扜罙等。
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张骞已经去过的，还有安息、身毒以及去往身毒途中的罽宾等，它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使者接触。
张骞归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建议皇帝采取的策略却被保留了下来。接下来，汉朝就进入了一个与西域冲突、联合、征服的时代，我们不妨分别叙述这三种类型的国家。
根据《汉书》的说法，
汉代认识的西域国家一共36个，后来分裂成50多个，除了张骞提到的那些大国，还有不少位于现在新疆境内的绿洲小国。这些小国又分别位于南北两条西域的主道上，南路是在昆仑山北麓西行到莎车，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往大月氏和安息，北路是经过车师前国
，顺着天山南麓前往疏勒，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大宛、康居和奄蔡。
而这两条路的起点都必须经过一个叫楼兰的国家，于是，小国楼兰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争夺点……
张骞之后，随着对于西域地理知识的增加，汉武帝派出了大量的使团前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最多可以有十几拨人。
这些使者从河西走廊出发后，却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楼兰。楼兰位于罗布泊的西面，在汉代，从敦煌直接北上的道路（玄奘去印度的路）还没有开通，只有先向西经过楼兰，从楼兰再分成南北两路，走南路是沿着昆仑山北麓去往于阗，走北路则沿天山南麓首先到达车师国，再沿着罗布泊的源流、塔里木河的支流孔雀河西行，去往乌孙等国家。
那么为什么人们必须经过楼兰？这就和楼兰旁边的大湖罗布泊有关。人类最早开发的道路往往都是沿着水前行的，罗布泊几乎就是南疆地区水的象征。在南疆主要有三条大河，这三条大河最终都汇入罗布泊，第一条是从西方来的塔里木河，这条河最主要的支流是从喀喇昆仑山流出的叶尔羌河，以及从昆仑山中流出的和田河（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汇合形成的主河道）。第二条河是从北方来的孔雀河，这条河现在下游已经断流，但在古代却是罗布泊重要的河流之一，对人类的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条是从南方而来的车尔臣河。
此外，在河西走廊古代还有一个叫冥泽的湖泊
，在冥泽和罗布泊之间曾经有一条河相连接，西汉称为籍端水，后世称为冥水，也叫疏勒河。在西汉时，疏勒河已经流不到罗布泊了，但这条古代的河床是指引人们前进的天然通道。
由于这些河流和古河道的存在，从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天然道路就是：首先顺着疏勒河的古河床前往罗布泊，到了罗布泊和楼兰之后，又可以顺着新疆三条河道前行。
由于塔里木河过于遥远，人们从罗布泊出发前往西域，往往选择孔雀河与车尔臣河，于是围绕着这两条河形成了所谓的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
西域北道沿着孔雀河向北延伸，进入轮台、龟兹（今库车市）、阿克苏等地前往西部。西域南道则顺着车尔臣河前往婼羌（今若羌县）和且末，再前往于阗。这两条路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河流的存在；而河流汇集点就是罗布泊和楼兰的所在地。
楼兰作为交通要道，是一种大幸但也是一种不幸。由于派往西域的汉使太多，每一个汉使都要在这里获得补给，到最后，本来物资就称不上丰富的楼兰已经供应不了这么多外人了。由于地处偏远，国家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很难大规模帮助那些来往的使者。楼兰王因而对汉朝逐渐离心离德并采取了敌对行动，一方面袭击、劫掠汉使王恢等人，另一方面给匈奴人做耳目，希望匈奴人进攻汉人。
除了楼兰，顺孔雀河的北道上还有一个车师国，它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汉武帝如果想继续派人，就必须解决楼兰和车师问题，才有可能获得道路的控制权。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数次为楼兰所苦的王恢劝说汉武帝采取了行动，他告诉汉武帝虽然楼兰有城池保护，但它的军队非常弱小，很容易攻打。汉武帝派出了从骠侯赵破奴率领数万人去袭击车师，顺便解决楼兰问题。王恢由于数次出使西域，熟悉路况，又同楼兰有仇，也跟随着赵破奴前往。
在大部队之前，赵破奴首先带了七百个轻骑兵在前面，袭击了楼兰，将其攻破。大部队到后，再攻破了车师国。此战俘虏了两位国王，两位将军也分别封了侯。
这次进攻使得楼兰不得不投降了汉朝，开始对汉朝进贡。由于过于遥远，汉武帝无力建立直接统治，于是让原来的居民继续自我管理。汉朝出兵换来的是臣服而不是并吞。
楼兰投降汉朝又惹怒了原来的宗主国匈奴，匈奴立刻发兵来攻。楼兰王没有办法，只好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往匈奴做人质，另一个儿子送往汉朝做人质。通过分别送质子的方式，来换取双方的承认。
与此同时，车师国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它的人民选择了让出通道、迁往更北方的方法，避开了汉朝。
事实证明，要想伺候好两个主子是非常困难的，特别两个主子在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伐大宛，从楼兰路过。匈奴人想袭击李广利，却又苦于兵力不足，于是逼迫楼兰协助匈奴截留汉军的殿后部队。不想这件事被汉军镇守玉门关的部队知道了，报告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下令进攻楼兰，再次俘获了楼兰王，将他带往长安。
汉武帝怒气冲冲质问楼兰王，楼兰王只能回答：“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
这句话道尽了小国的心酸。在军事上，有一个词叫“四战之地”，指的是非常具有军事价值却又易攻难守的地方。楼兰地处沙漠之中，由于地方贫瘠，养活不了太多人，组织不起强大的军队，却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是各大强权觊觎的对象，因此，从张骞打通西域道路的那一天，它的命运就注定了。
汉武帝也体谅到了楼兰的难处，虽然楼兰王要求迁徙到汉地居住，但汉武帝还是把他放回。这次之后，匈奴人不再亲近楼兰，楼兰虽然两属，却比以前的地位有了改善。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瞄准了逃往北方的车师，派兵进攻。这一次与以前不同的是，楼兰王也被要求出兵协助汉军，这是汉朝第一次从楼兰征兵。之后，当汉武帝出兵西域时，楼兰被迫出兵协助成了常态。
但这还不是楼兰的最后结局。公元前92年（征和元年），老楼兰王去世了，按照长幼秩序，轮到送到汉朝的质子当王。当楼兰人来请王子回去时，汉武帝却支支吾吾不肯遣送回去，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王子，楼兰人还是立别人当王算了。
汉武帝的支吾是有原因的，原来，这个王子由于触犯了汉朝的法律，已经被阉割了。楼兰使者只好回去汇报，让国内另立了国王。
汉朝又叫新国王送来一个儿子当人质，新国王服从了。不想新国王很快也去世了，又牵扯到了立王的问题。这时匈奴人捷足先登，将楼兰送往匈奴的质子送回，成了国王。
汉朝听说楼兰国王又换了，派人通知新国王前去长安入朝。新国王将要动身时，却被他续娶的妻子（也是他之前的继母
）拦住了。新王后劝他：先王已经派了两名质子去汉朝了，都没有回来，你还敢去入朝吗？
一句话让新国王醒悟过来，从此也疏远了汉朝。
作为小国，摇摆于两大强权之间的代价是，当你讨好其中一个时候，必然无法同时满足另一个。汉朝不断地要求楼兰向它的使节提供物资，给楼兰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汉朝如果打仗，楼兰还必须出兵。另一方面，匈奴又逼迫楼兰倒向自己。到最后，楼兰又不得不在匈奴的主导下，对汉朝的使者和西域前往汉朝的使者发动了袭击。
这时已是汉昭帝时期，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此时大将军霍光终于决定解决楼兰问题。他派出了一个叫傅介子的人前往楼兰，刺杀了楼兰王。
楼兰王被刺后，汉朝连忙将在长安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尉屠耆送往楼兰，立为国王。
由于尉屠耆在自己国内没有根基，害怕受到伤害，他和汉朝商量了一个办法，楼兰管辖着一片叫伊循城
的土地，楼兰将它送给汉朝，请汉朝到伊循城屯田，从这里既可以牵制匈奴，又可以保护新楼兰王的安全。汉朝派遣了一名司马和40名兵丁，管理当地人进行屯田，这是汉朝在西域建立机构的开始。
在汉朝的要求下，楼兰也改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从此倒向了汉朝。
楼兰倒向了汉朝，车师的经历却更加曲折。当汉朝俘虏了车师王之后，它的人民选择了北迁，避开汉朝的锋芒。但事实证明，面对强大的敌人时，躲避永远不是出路。
车师的新首都设在了如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中的交河故城。从楼兰出发后，顺着北道的孔雀河前行，到达的是一个叫焉耆的盆地，这里有一个大湖叫博斯腾湖，也就是孔雀河的发源地。从焉耆继续向西可以到达库尔勒、轮台，以及著名的龟兹。这是汉代时西域北道的正道。
但在孔雀河还没有到达焉耆盆地时，在它的北方有一条荒凉的东西走向的山脉，这就是库鲁克塔格山脉，这条山脉可以看作塔里木盆地的东北沿，和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一同包围着巨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果从孔雀河畔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山，就到了一个叫库米什的小盆地。这个盆地以北，是一道小一些的山梁，呈西北—东南走向，叫觉罗塔格山，在觉罗塔格山的东北方向，就是著名的吐鲁番盆地。
在汉代，吐鲁番盆地并不在西域北道的正道上，而是处于更加偏北的位置。汉朝势力大都在天山以南活动，车师国退到了吐鲁番盆地，本以为已经避开了汉朝的锋芒，不幸的是，紧跟着车师国的迁移，汉朝也紧随其后来到了这里。原因在于，汉朝人很快发现，吐鲁番盆地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吐鲁番盆地是沟通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如果一个人想去往天山以北，不管是从东面的哈密盆地，还是从西南的焉耆盆地，都必须首先到达吐鲁番盆地。在吐鲁番盆地北面是著名的博格达山，博格达山的西侧，和天山主脉之间有一道缺口，称为白水涧道，这条道通往现在乌鲁木齐所在地，就到了天山以北。
由于天山通道的存在，在汉代，这里是沟通乌孙、匈奴和南疆各地的关键性区域，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因为从这里出发，很容易去进攻西域北道上的焉耆，形成侧翼攻击。同时，由于这里距离匈奴更近，是匈奴重要的屏障，如果被汉朝控制，就成了进军西域的先锋地区。
于是，车师撤到了这里不久，楼兰便投降了汉朝，吐鲁番盆地就成了下一个被汉朝进攻的地方。车师可以说是除匈奴之外，受到汉朝进攻最多的国家。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首次征召楼兰兵士，与汉军一起进攻车师，这一次汉军无功而返。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派军进攻匈奴，迂回到了车师的北方，与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共同进攻车师，降服了它。
但到了昭帝末年，匈奴又降服了车师。于是汉宣帝继位后，派出五位将军共同进攻匈奴，再次夺回了车师。但汉军撤离后，车师再次倒向了匈奴。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再次进攻车师，攻克了车师首都交河城，但没有抓住车师国王，当粮食耗尽后，汉军撤离。
第二年，汉军再攻车师，车师王投降汉朝。匈奴到来后，车师王害怕受到报复，逃到了乌孙。汉朝将车师王的妻子送往长安，待遇优厚地供养起来，接见外国使臣时请其登场，以显示大汉的优待。与此同时，汉军发兵三百人在车师屯田，准备持久战。
下一年，匈奴将车师残部召集起来，另立国王，迁往东部，这是车师的第二次“搬家”。
汉军在车师的屯田也进行得不顺利，只过了几年，就在公元前64年（元康二年）放弃了。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投降了汉朝，汉军又一次发动攻击，击败了车师。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车师再次成了碎片，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分成了八个国家。在车师国的首都，是一个叫车师前国的国家，而在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山北麓，分布着车师后国，以及所谓的“山北六国”
。车师分裂后，各个国家时而依靠汉朝，时而投往匈奴，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车师国的消失，让这个碎片化的地区不再对汉朝构成明显的威胁了。
表1 《汉书》记载的西域国家
续表
共计54国，受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共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都被授予汉朝的官爵，共376人。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国因为距离遥远，不在统计之内。
在西域，除了几个大国，其余大都是楼兰、车师这样的小国。它们虽然号称“西域三十六国”，但《汉书》一共记载了西域54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小相差巨大，除了几个大国，其余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个村子。人口最少的只有194人（单桓），兵力最少的只有45人（单桓、狐胡）。可见，所谓的西域国家，有许多只是一个绿洲附近形成的居民点而已。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只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村庄，只是幸运地占据了一片绿洲和草场，才被当作一个国家对待。
但西域国家中也有一些大国，包括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大宛、乌孙。它们的人口大都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
是典型的占据了广大土地的大民族。
除了这些大国，小国人口最多的是龟兹（81 317人），其他大部分小国的人口都在几百到几千人之间。在西汉政府的西进政策下，到最后，这些国家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对西汉政府的臣服。于是，西汉政府在西域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所辖的国家包括了所有的小国，外加大宛、乌孙两个大国，至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可能还有奄蔡，由于位置偏远，连隶属关系都不存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区域大致在现代中国边境以内，只有大宛（费尔干纳谷地）、乌孙（首都赤谷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南面，已经出了现代的中国边境）和奄蔡（花剌子模地区）在国境之外，但它们的情况在后面还会提到。
西域都护府建立的时间是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
，首任都护是郑吉，最初只是有职无府，后来在乌垒城
设立了官府。
在西汉时代，西域都护共有18人。除了特殊情况，可能采取了三年一任的做法。
但西域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容易稳定的机构，这里的人员只有数百人，却必须维持如此庞大的地域，与其说是依靠强力，不如说是依靠外交手腕。一旦外交失控，都护们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比如，王莽时期的都护但钦，就是由于西汉末年无暇西顾时，西域诸国纷纷重新投靠匈奴，焉耆等国家叛离后攻陷了都护府，将他杀死的。
表2西域都护表
既然仅仅依靠强力不足以维持对西域的控制，那么另一个策略就是控制几个大国，让它们成为小国的榜样，从而归附汉朝。
其中最大的榜样，就是拥有63万人口和18.88万兵力的乌孙……
在所有的大国中，位于伊犁河谷与楚河流域的乌孙是距离匈奴和汉朝都最近的一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汉朝能够得到乌孙的帮助，就可以牵制住匈奴的侧翼，形成战略上的优势。
天山是一组庞大的山系，由许多条次级山脉组成，这些山脉大都东西走向，根据南北位置，又可以分为南天山、北天山和中天山。在如今新疆的西部，北天山和中天山之间形成了一个谷地，这个谷地东面狭小，越向西越宽阔，如同一个喇叭，这就是伊犁河谷，是乌孙人的主要领地。这里是水草丰美的草场，也是北方通往中亚（今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通道。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以乌孙为目的地，由于乌孙早期曾经在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北部活动，张骞希望乌孙东迁回故地，同时将汉朝的公主许诺给他。但乌孙王昆莫拒绝了，乌孙人已经更加习惯于肥沃的伊犁河、楚河河谷。
张骞出使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起到了改变乌孙人认知的作用。乌孙王的使者跟张骞到达长安后，知道汉朝是一个不比匈奴差的大国，与汉朝建立关系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平衡汉朝与匈奴的关系。
乌孙的做法又激怒了匈奴，后者采取了压迫政策，想让乌孙回到之前的依附状态。与此同时，汉朝则展现出友好姿态，加上汉朝的使者在乌孙以南不断地出使西域，就连大宛、月氏等国家也采取了对汉和好的态度，这一切促使乌孙王决定正式与汉朝结盟，以牵制匈奴，避免被匈奴打击。他派使者进贡马匹的同时，请求娶汉朝公主为妻。
根据汉朝的礼节，娶妻必先下聘。乌孙王于是送了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汉武帝寻找了一位宗室女子——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封为公主（后世称为细君公主或乌孙公主），并赏赐了大量礼品作为嫁妆，随嫁的人员就有百人之多，送到了乌孙与昆莫成亲。
在汉朝送公主之前，匈奴企图攻打乌孙，但听说乌孙王娶了汉朝的公主为妻，立刻改变了政策，也送了一个女儿过来嫁给了乌孙王。这样，乌孙从被两方夹击的被动局面，突然变成了双方的女婿，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匈奴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要求乌孙王立自己的女儿为左夫人，立汉朝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地位在左夫人之下。这表明在乌孙的外交关系中，匈奴仍然是在汉朝之上的。
在中国对外和亲史上，细君公主可能是最悲惨的和亲公主之一。她去往乌孙应不晚于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出嫁时，昆莫已经是个即将入土的老人，出嫁不久，昆莫决定在自己活着时就给妻子找个“下家”，这个“下家”就是他的继承人、孙子岑陬。公主不能接受，连忙写信给汉武帝要求解救，不想汉武帝回信说，公主应该服从于大局，嫁给自己的继孙。
细君公主改嫁给岑陬后不久，昆莫就去世了，细君公主与岑陬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少夫。不幸的是，少夫出生不久，细君公主就去世了，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后人已经不可能知道她的死因，但她的一生仿佛只是为了政治，在乌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起到了一个人质的作用，嫁给了爷孙两代，生了一个女儿，仅此而已。
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为了他的霸业，立刻又选择将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后世称为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陬。楚王刘戊是“七国之乱”中的叛乱诸侯之一，汉景帝时期就已经身亡，他的孙女本来是罪人的后代，却由于带着宗室的血统，还是有价值可以利用的，这时被选出来送往了乌孙。
解忧公主嫁给岑陬之后，岑陬似乎也没有活多久。
他死后，由于儿子泥靡（其与匈奴夫人所生）年幼，乌孙的王位交给了他的堂弟翁归靡。
翁归靡号称“肥王”，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这个王后。他和解忧公主生下了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次男万年，三男大乐，长女弟史，次女素光。
这一次，汉武帝的联姻策略终于起到了作用。元贵靡被立为太子，万年后来成了莎车王，大乐当了左大将，弟史成为龟兹王后，素光也成了若呼翕侯（相当于诸侯王）的妻子。
放下解忧公主的孩子们不表，且说到了汉昭帝时，匈奴联合了车师等国大举进攻乌孙，乌孙发精兵抗击的同时，连忙让解忧公主写信给汉朝皇帝求救。
公主的信到来时，汉昭帝已经去世了，于是公主再次给汉宣帝写信催促发兵。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汉朝征召五路大军前往解救乌孙，大军于第二年正月出发，到了五月就已经回军。击败匈奴的同时，也让乌孙彻底倒向了汉朝一边。
但这时，乌孙还是与汉朝并立的兄弟国家，它们的地位更多是平等的，而不是臣属关系。在汉人的世界中，除了中央帝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应该是附属性的，都属于“蛮夷”。与一个“蛮夷”平起平坐，显然不符合汉朝的胃口。恰好这时，乌孙国内的一场纷争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公元前64年（元康二年），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子元贵靡到汉朝求亲，汉朝选择了解忧公主弟弟的女儿相夫，准备嫁给元贵靡。送亲的队伍到了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
才出发，不想走到边界时，乌孙王翁归靡去世了，乌孙人选择的继位者不是元贵靡，而是前任王岑陬的儿子泥靡。
相夫也由此没有被送往乌孙，反而是解忧公主再次改嫁给了泥靡，生下了一个儿子鸱靡。泥靡脾气暴躁，号称“狂王”，解忧公主便对汉朝使者抱怨泥靡，并声称他在乌孙不得人心。
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汉朝使者擅自发动兵变，试图在酒会上杀掉泥靡，不想只把他砍伤，泥靡骑马逃走了。
泥靡的儿子细沈瘦将公主和使者都围困在了乌孙首都赤谷城，多亏了首任西域都护郑吉率兵赶到，才解了他们的围。这件事情直接影响了汉朝和乌孙的关系，汉宣帝下令追责，将发动兵变的使者杀死。在调查过程中，车骑将军长史张翁抓着解忧公主的头发大骂，但汉宣帝认为这件事情和公主无关，将张翁杀死了。
既然泥靡没有被杀死，对泥靡还必须予以安抚，汉宣帝还派遣了一名医生张遵去给泥靡看病。张遵将泥靡治好之后，回去反而被施行了宫刑。原来，汉宣帝并不想让泥靡恢复，更希望医生把他治死，又不便明说，才导致张遵遭受了如此荒唐的惩罚。
汉使刺杀事件本来可能对汉乌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乌孙内部再次发生了对泥靡的行刺，这次的主谋是先王翁归靡与胡人妇女所生的儿子乌就屠，乌就屠杀掉了泥靡，自立为乌孙王。汉朝听说后，立刻派遣1.5万精兵前去声讨乌就屠。
在汉军压境的压力下，乌就屠听从了解忧公主的前侍女，也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冯夫人的建议，选择投降了汉朝。
汉朝于是乘机将乌孙一分为二，设立了两个王，元贵靡称大昆弥，乌就屠称小昆弥。大昆弥统领6万户，小昆弥统领4万户。通过这种方式，汉朝就把乌孙分而治之了，这时乌孙虽然还是汉朝的同盟国，却已经降到了属国的地位，一个大国就这样被降服了。
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元贵靡也去世了，年届七十的解忧公主上书请求回到汉地，汉宣帝同意了。回到长安后，她两边的家都已经不存在了。皇帝赐给她田宅奴婢让她养老，两年后，她在汉地病逝了。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牧民族的土地上度过，见证了一代游牧民族被征服和同化的全过程。
将乌孙拆分成大小昆弥之后，是不是事情就简单了呢？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乌孙的内斗加剧，反而让汉朝更加殚精竭虑，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出手干预。
大昆弥是汉朝公主的子孙，汉朝自然要多帮持一把，但小昆弥却更受乌孙人的认可，这一点让汉朝忧心忡忡。
汉朝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小昆弥乌就屠去世后，他的儿子拊离继位，但拊离被弟弟日贰杀死了。汉朝遣使者立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逃到了南方，阻断了康居的通道。安日派人以诈降的方式刺杀了日贰。
随后安日也被刺杀，弟弟末振将代替了他。此时，随着小昆弥一系的钩心斗角，大昆弥雌栗靡（元贵靡的孙子）却获得了乌孙人的尊重。
雌栗靡得到了人心，却仍然无法阻挡刀剑，末振将害怕自己的实力受到削弱，派人刺杀了雌栗靡。汉朝中郎将段会宗立雌栗靡的叔父（也是解忧公主的孙子）伊秩靡为大昆弥。就在汉朝想讨伐小昆弥时，汉军还没有行动，大昆弥的手下难栖又杀死了末振将。接替末振将小昆弥之位的是安日的儿子安犁靡。
但小昆弥的内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部族中，末振将的弟弟卑爰㚄由于参与了刺杀大昆弥的阴谋，担心被追究，带着8万余人叛逃到了康居，想借兵重新兼并两个昆弥。两个昆弥由于担心他的实力，都更加依赖于汉朝。元始年间（公元1—5年），都护孙建终于杀掉了卑爰㚄，才解除了两昆弥的警报。
随着乌孙逐渐被汉朝肢解和归顺，新疆北部伊犁河谷这片肥沃的土地第一次成了中原王朝的附属地。到这时，现代新疆除极北地区之外，都出现在了汉人的视野之中。然而，在汉朝与乌孙打交道并逐渐将后者蚕食和肢解时，汉武帝也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的心又跑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将下一个目标瞄向了另一个更加遥远的大国，这个大国已经超出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它就是盛产宝马的大宛。
在乌孙的南面，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地带，是张骞最先发现的大国大宛。
大宛虽然也是大国之一，却又不够大，人口30万人，只有乌孙的一半，兵力6万，只有乌孙的1/3。但它的人口又是普通小国的10倍到几十倍。在地理位置上，大宛又不像大月氏、安息那样距离汉朝足够遥远，让武帝无法起吞并之心。地理上紧挨着新疆的费尔干纳谷地是汉军可以到达的地方，于是，大宛就成了汉朝的练兵场。
大宛之所以遭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出产的马匹。
在了解大宛之前，汉武帝认为最好的马匹是来自乌孙的，因此称为“天马”，等他看到大宛的马之后，立刻改变了看法。大宛产一种据称跑起来能够流出红色汗液的宝马，史称“汗血宝马”。汉武帝看到后把“天马”的名号又送给了大宛马，而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
汉朝最重要的军事资源是马匹，历代皇帝都对马匹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汉高祖刚刚建立汉朝时，甚至皇帝出行都凑不够四匹同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牛车，
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让皇帝丢脸的问题，在打仗时还无法满足军事需求。汉初经过休养生息，终于获得了足够的马匹，但汉武帝针对匈奴发动的战争中，却导致大批军马死亡。中国古代作为战略品的马匹数量一直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而汉代的一场战役，所损失的马匹就能接近这个数字。比如，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有十万人。但此役战死的马匹也有十多万匹。
为了弥补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短时期内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既然张骞发现这里有宝马，这立刻提升了大宛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出使最频繁的国家就是大宛，原因就在于汉武帝喜欢汗血马，不断地要求对方提供。
最初，汉朝的使节在大宛所得到的待遇是和匈奴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大部分西域国家仍然属于匈奴，匈奴的使者只要持一封令信就可以通行无阻，并且受到很好的待遇。汉朝的使节却往往被当作商人对待，如果要得到补给，必须出钱购买而且价格不菲。
这些事情长期积累下来，就产生了众多的矛盾。当汉武帝攻克了楼兰和车师之后，随着汉朝实力的增强，矛盾终于爆发了。
冲突的焦点仍然是马匹。在现代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谷地的东端，有一个城市叫奥什（Osh），在汉朝时期，它被称为“贰师”。有人告诉汉武帝，大宛地区最好的马匹出产于贰师。可是，每一次汉武帝要求大宛送马，大宛总是把别的地方的马送来，却不肯贡献贰师的马。
汉武帝听说之后，决定派一位叫车令的壮士，带上千金和一匹黄金做的马，前去交换贰师的宝马。车令到了大宛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宝马，反而送了命。当大宛王表示拒绝交换后，车令一怒之下砸碎了金马，并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使大宛王感觉受了羞辱。于是大宛王要求其东部城市郁成（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市，在奥什东北50余公里外）埋伏杀手，等车令返回路上经过这里时截杀他，并抢走他的财物。车令就在这次袭击中被杀死了。
使节被杀的消息传回了长安，汉武帝立刻派遣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领属国的六千兵马，又在郡国招募了数万当地的剽悍之徒，组成军队前去讨伐大宛。由于出兵的最终目标是前往贰师城取得宝马，所以李广利就得了个“贰师将军”的封号。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贰师将军率军出发。
出发前，将军从以前出使过西域的使节口中获得了情报，使节声称大宛是一个小国，兵力不多，只要汉军出三千兵马，利用强弩射杀对方的军队，就很容易取得胜利。
汉武帝以前也曾经派七百人进攻楼兰而获胜，他也认为大宛是小国，利用一部分兵力进攻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但事实上，大宛的兵力虽然比不上乌孙等更大型的国家，却几乎是楼兰的20倍。巨大的差距，以及错误的情报，使得汉朝的军队患上了轻敌的毛病。
贰师将军出发后，事情就开始变得不顺利。过了楼兰，他们先沿西域北道前行，经过孔雀河一路向西。数万人的军队需要给养很大，但在经过路上各个小国时，这些小国纷纷紧闭城门，不肯贡献补给。贰师只好命令士兵攻打这些城池，如果能攻克就吃一顿，但万一攻克不下，几天之后汉军缺乏补给，也只能被迫离开。这种方式导致汉军名声扫地的同时，还造成了大量的军士流失。
当他们穿过了新疆，到达了大宛东部的郁成时，情况更糟了，军队就从数万人降到只剩几千人了。郁成是此行惩罚作战的目标之一，因为它曾经攻杀了汉朝使者。但是，这座小城显得非常顽强，不仅坚守城池，还在作战中打败了汉朝军队。
由于作战失败又缺乏补给，贰师将军只好率领军队一路又穿过整个新疆，逃回了汉朝的西大门敦煌。到达敦煌时，人马已经只剩下了百分之一二十。
在敦煌，贰师将军派人向汉武帝汇报失败的经过，并请求暂时罢兵，等以后兵马充足的时候再前往讨伐。汉武帝听了大怒，派人把守住玉门关，下令只要有人敢进入玉门关，立刻抓住斩首。贰师将军只好停留在敦煌，既不敢打仗，也不敢回来。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汉朝与匈奴之间发生冲突，损失了两万多人马。这时公卿们商量是否要在西域收缩战线，全力对付匈奴，而这就意味着要把进攻大宛的部队撤回来。
但汉武帝却认为，在取得胜仗之前不能撤回，否则，会让整个西域轻视大汉。于是，一场为了得到几匹马的小冲突演化成了国家战略。那些劝说撤兵的人也由此被抓了起来。
既然是国家战略，那么成本就已经不是问题了。汉武帝四处征兵，其中将一些二流子也编入了部队，七拼八凑地征集了6万名士兵，10万头牛，3万余匹马，其他牲口还有几万头。在天下骚动之中，大部队出发，指挥部队的校尉达到了50余人。而指挥官还是正在敦煌等候的贰师将军李广利。
从敦煌出发时，由于人数太多，贰师将军意识到如果和上次一样走北道，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供应得起这么庞大的军队，他决定将军队分成几部，分别从南北两道前往。
这一次，由于兵力充足，路上的小国再也不敢和汉军抵抗，纷纷敞开城门，供应补给，只有一个叫仑头的小城市不识抬举，贰师将军下令攻克该城，将市民屠戮殆尽。这里以后成了汉军一个屯驻与屯田的地点，以轮台闻名于历史。
汉军到达郁成，这次郁成也没有抵挡住攻势，城破，城主逃走后被追杀。
当大军西进到大宛都城时，还剩下3万多人，大宛整个国家最大兵力大约有6万，但分散在各处。大宛军队与汉军接战后，战况不利，只好退回城市死守。汉军将大宛城围困了40多天，将水源断掉，又毁掉了它的外城。最后，大宛城内的贵族造了国王的反，将国王杀掉，投降了汉军。
投降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大宛将马匹开列于前，让汉军自行挑选。贰师将军负责挑选了数十匹上等宝马，再挑了其他等级的马三千余匹。
吃住过后，汉军撤退，临走前从大宛的贵族中选择了一个新国王。这一次贰师将军终于可以回国了，武帝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宝马。但汉军调动产生的财政负担却是沉重的，为了获得数十匹宝马，以及三千余匹其他的马，汉军却调动了6万人、10万头牛和3万余匹马。虽然缺乏具体的损失数字，但根据汉军6万只剩下3万的比例来估算，马匹的损失也应该在1万匹以上，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面子工程。
大宛的新王并没有坐稳位置，老王的弟弟联合其他的贵族杀掉了新王，自己当了国王。汉朝与大宛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表面上，大宛每年向汉朝进贡两匹“天马”，
同时在名义上成了汉朝的属国。但事实上，由于距离太远，花费太大，汉武帝也知道不能再组织另一次远征，他采取了贿赂的办法，也就是以赏赐的名义贿赂国王，让他乐于维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国王仍然保持着完整的独立性。但毕竟，大宛已经是汉朝权威能够到达的极限了。
汉朝与大宛关系的建立，也为中央帝国与属国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蓝本。事实上，截至清代的历代政府与海外打交道，往往是一种亏本买卖，也就是用丰厚的赏赐和贸易机会，吸引对方表示臣服。大宛用每年两匹马，换取西汉提供的大量的赏赐。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赏赐同样是对方进贡的数倍，也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小国都争先恐后来中国进贡，使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财政负担，并不时引起一次次灾难。
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和倭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由于进贡产生的矛盾，瓦剌人和日本人为了获取中国物资，过分热衷于进贡（事实上是变相的不平等贸易），导致与明朝产生冲突，并演化为战争。
除了乌孙和大宛两个大国，其余的大国由于距离遥远，汉武帝鞭长莫及。但汉朝仍然希望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干涉。
最明显的是位于现代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国。
大月氏撤离河西走廊一带时曾经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谷地区，原本有一群塞人居住，大月氏到来后，塞人不得不南下来到了吐火罗人居住的大夏（吐火罗）地区。但不久，大月氏又被乌孙人从北方赶走，让乌孙人永久性占领了伊犁河谷。大月氏人则开始了南下行程，最后也来到了大夏。在大夏的塞人只好再次迁徙，继续向东南方，越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在这里建立了罽宾国。
与其他更遥远的国家相比，罽宾国与中国仍然容易发生联系。在如今的新疆塔什库尔干，有一条著名的中巴友谊公路（也称喀喇昆仑公路），这条路现在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带的主要载体，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发，经过崇山峻岭直达中国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再从红其拉甫到达塔什库尔干，翻越西昆仑山到达喀什。
这条路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人们从塔什库尔干进入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地区（也就是难兜国所在地），再走几天就可以到达罽宾。
另外，罽宾也是古代交通的一个重要岔路口，除了通往中国，还可以向南去往身毒（印度）、向西去往安息（波斯）等地区，同样也可以北上大月氏（阿富汗）。不管是法显、玄奘还是后来的马可·波罗、奥雷尔·斯坦因等人都利用过附近的通道来往于周边地区。
罽宾虽然与汉朝有交通，但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由于与汉朝之间隔着著名的关口悬度
，汉朝几乎不可能攻克这里，也就无法得到罽宾。正因为这样，国王乌头劳有恃无恐，数次杀死汉朝使节。
但他的儿子称王时，又决定向汉朝派遣使者，赠送礼物。汉朝也派遣使者文忠回访。但文忠到了罽宾后，国王突然又想害死他，文忠察觉后，联合一个叫阴末赴的人进攻罽宾，杀死了国王。阴末赴原本是罽宾属国的王子，统治着叫容屈的地方，杀死了罽宾国王后，阴末赴就此成了罽宾国王，暂时接受了汉朝的印绶。
不想，汉元帝时期，汉朝使节赵德访问罽宾时，与阴末赴产生了冲突，阴末赴囚禁了赵德，杀死了剩下的七十多人，并派使者带书信来汉朝谢罪。汉元帝意识到罽宾太遥远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法追究，决定放回罽宾的使节，不再交流。
与罽宾类似的国家还有远在河中地区的康居，以及更加遥远的安息。在与汉朝的交流中，康居若即若离，总是扮演着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汉朝征伐大宛时，它企图帮助大宛。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汉朝军队攻打匈奴郅支单于时，康居又袭击了汉朝盟国乌孙，与汉朝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整体上，汉朝有意避开与康居的冲突。
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安息，是一个位于欧亚中心的大国，其实力不下于汉朝。大约在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或稍后，张骞出使乌孙时，曾经派遣副手前往各国，也到达了安息。为了显示大国地位，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
派遣了两万名骑兵在边界处迎接汉使。这里距离首都有数千里，一路上经过了数十城，整个国家人口众多。
但是，对于汉武帝而言，安息却只代表着两种事物：第一个是鸵鸟蛋，第二个是变戏法的魔术师。安息曾经将这两样东西带到汉朝，跟随安息使者前来的还有众多的小国，汉武帝对于安息的“忠心”感到非常愉悦。
亚洲的两大强权在蜻蜓点水的接触之后，便停止了进一步的交流。
西汉模式的西域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费太高、利益太小。由于西域地区过于辽阔，交通不便，不利于人类的交流，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是非常有限的。最重要的中国、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通道都还没有打开，甚至中国和中亚也只是零星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皇帝发动的几场战争，几乎不可能对地区的整合产生推动作用。汉武帝为了少量的马匹、鸵鸟蛋发动的出使和战争也没有收回成本，反而耗费了大量的军费，进而对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这样的局面并非汉朝一方的问题，汉朝对西域北方巨大的匈奴帝国也一直存在心理阴影。匈奴与汉朝的争霸，使得各个国家之间是以武力而不是以信任相联结的。
到了汉武帝末期，他也曾经反思过他的西域政策。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当大臣桑弘羊提议在轮台以东屯田备战时，汉武帝才意识到，西域消耗的军费已经太高了，经过他多年的铺张浪费之后，汉朝的国库和社会已经禁不起折腾了。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表示要改变政策，不再策动新的战争与兼并，与民休息。
但事实上，改变政策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时期，继续了进取的政策，西汉政权继续以威慑加合纵连横的方式对待西域，并发动过数次大的战争。
直到汉元帝时代，汉朝的政策才真正转向。新的政策是：对西域都护府管辖以内的区域进行维持，但不扩大，同时不再接触那些更加遥远的区域。
但随着西汉的军事政权对于社会的破坏作用，财政和行政上要维持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了，一旦退缩，就会引起正反馈效应，西域国家会自动地反抗汉朝的统治，于是这种统治就进入了土崩瓦解的节奏。
到了西汉末年，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衰微到连政府官员都无法获得安全感的程度了。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西域第18任都护但钦被焉耆杀害。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焉耆联合姑墨、尉犁、危须等国袭杀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到王莽死时，李崇也消失在历史中再无痕迹，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