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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一 |
章 |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
，一个百余人的汉朝使团在一位郎官的率领下，从首都长安出发，经过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向着西北方向走去。他们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去西域寻找一个叫大月氏的民族。
这位郎官叫张骞，在他出发之前，中国人对于西域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
汉代时期，在北方最大的威胁是一支叫匈奴的游牧民族。匈奴在战国和秦朝时已经成为北方的豪强，与东面的东胡、西面的月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三股蛮族力量。
到了西汉初年，在匈奴的冒顿单于在位时，匈奴吞并了东胡和月氏，并征服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以及旁边的26国，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
匈奴统一北方后，立刻成了汉朝的大患。由于汉高祖刘邦决定剪灭异姓王势力，北方的韩王信（西汉诸侯，不是军事家、淮阴侯韩信）担心自己被灭，投奔了匈奴，于是刘邦决定亲征。不想，刘邦的军队被匈奴用诱敌深入的计谋，以四十万骑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的白登山。从白登山向下望去，匈奴骑兵群集，在北方都是黑马，西方全是白马，东方是白面青色马，南方都是棕红色马。七天七夜后，刘邦性命危急，只好贿赂了匈奴的阏氏（相当于王后），在阏氏的说情下，才解了白登之围。
刘邦去世后，匈奴还写了一封信来调戏太后吕雉，表示单于和太后都丧偶了，不如互相照顾。吕雉大怒，却由于实力不足，只能咽下这口气。
为了保持和平，汉朝只能将宗室女子嫁给单于，才换来对方暂时的善意。
到了汉文帝时代，冒顿单于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更加骄傲，不仅继续娶了汉宗室公主，还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在汉朝皇帝之上的。汉文帝写给匈奴的信用的是一尺一寸的木简，而在原为汉朝宦官、后投靠匈奴的谋士中行说的劝说下，老上单于改用了一尺二寸的木简。汉朝书信的措辞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匈奴书信却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到了汉武帝时期，也是匈奴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的儿子）时代，随着汉朝国力的强盛，汉武帝终于不愿意再忍耐了，他决定采取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
但此时，汉武帝对于直接打仗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在出兵之前
，他决定先采取外交手段，实行合纵连横夹击匈奴。
在派出使者之前，汉朝对于西域近乎无知，他们只知道，之前有一个叫月氏的部落曾经称雄于西方，后来被匈奴打败，逃往西域了。如果能够找到这个部落，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匈奴。
那么，这个月氏部落到底是什么来历，又在哪里呢？
月氏人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所代表的祁连山以北、天山以东地区，位于匈奴势力的西南方。大约在公元前176年（前元四年）之前，月氏突然遭遇了匈奴的攻击。
匈奴之所以进攻月氏人，除了游牧民族的争霸，还与单于的私人恩怨有关。冒顿单于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因为喜欢小儿子，不喜欢他，将他送到了大月氏做人质。为了除掉冒顿，头曼单于等冒顿到达月氏后，发兵攻打月氏，试图让月氏人杀掉冒顿。月氏人也的确按照头曼的预期行动起来，可冒顿却先行一步，乘机逃走了。
后来冒顿杀掉了父亲头曼单于，继承了王位，接着发动了对月氏人的战争，击败月氏后，将月氏王的头砍下来做了酒器。
游牧民族有将对手的头颅砍下来保存头盖骨的习惯，这不一定意味着侮辱，可能只是一种习惯。
月氏人失败后，选择了西迁避开匈奴人的控制区，他们除了一小部分（小月氏）向南进入群山（祁连山），大部分人都向西进入了现在新疆的西北部，位于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
汉代在新疆地区，以天山为界，居住着两种不同的人，在天山以北，是许多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在这些民族中，除了月氏和匈奴，还有一个复杂的族群，人们称之为“塞人”，这种人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典籍，还出现在海外的典籍中。
此外，还有一种与匈奴有着相近血缘的乌孙人。
而在天山以南的各片绿洲里，却生活着一种古印欧人，他们可能与伊朗人同源。古代亚欧草原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雅利安人大迁徙。一种称为雅利安人的白人（印欧人）群体从这里向四面迁移，他们一部分进入印度，成为印度白人的祖先，他们征服了早已在印度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建立了新的国家和种姓制度，并维持了数千年。印度至今依然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可能是建立了印度河文明的后代）混血和杂居，特别是印度南方皮肤更加黝黑的人们，大都更接近于原始印度人的特征。
雅利安人的另一部分进入了伊朗，成了波斯人的祖先。
中国新疆和中亚也有一部分与波斯人相近的人种保留了下来。在新疆，他们分布在各片绿洲，成了绿洲上的定居人口。在中亚，这部分伊朗种人（即雅利安—伊朗亚种）也一直是河中地区的主要人口，直到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兴起，这些伊朗种人才逐渐被突厥人取代，退入了帕米尔的高山之中，成了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
只是，在张骞出使之前，汉朝人还并不知道天山以南的这些部族和道路，也无法利用这些绿洲。
月氏人为了逃避匈奴，从河西走廊退入了天山以北，将当地的塞人赶走，占据了伊犁河谷，以及位于中亚的楚河河谷一带。这里位于匈奴人的西北方向。
张骞的目的就是要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聚居地，和大月氏人约定从北方和南方共同夹击匈奴，完成复仇。
但这条路也意味着，张骞必须穿过匈奴控制的地界，才能到达位于匈奴西北方的大月氏。
张骞在经过匈奴地界的时候果然遇到了麻烦，他被匈奴人抓住后，送到了军臣单于处。单于表示：月氏在匈奴西北，汉朝怎么能越过匈奴，向月氏遣使呢？如果匈奴穿越汉朝，去和位于汉朝以南的南越勾搭，你们会同意吗？
单于将张骞留在了匈奴达十余年，并没有证据表明匈奴曾经虐待张骞，反而给他娶妻，还生了孩子。但张骞倔强地将汉节（使节的信物）保留了下来。
十年后，大约是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乘着匈奴把守松懈，张骞终于找到了机会，带着他的人逃走了。他们继续向西，向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进发。
但不幸的是，在张骞滞留的十年间，西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月氏消失了！
大月氏的消失与一个叫乌孙的部族有关。
乌孙最早时也和大月氏一样位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这个部落比较弱小，受制于大月氏。在一次进攻中，乌孙首领难兜靡被大月氏人杀死，他的儿子昆莫率领人民逃到了匈奴的领地避难。
当张骞还在被匈奴羁押时，昆莫已经说服匈奴允许他去报仇，然后出兵将大月氏从伊犁河谷赶走了，从此以后，乌孙占领了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在现在新疆西部的天山之中，还有若干条乌孙古道将天山南北两侧沟通起来，成为人们探险的乐园，这些古道就是当年这个部族穿越天山的道路。
大月氏离开了伊犁，又去了哪里呢？
张骞从月氏故地向西南方走，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叫大宛的地方。
对当时的汉人来说，大宛犹如一块世外桃源。
在张骞之前，汉朝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有一片土地叫大宛。这里即便到了现在，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带，有一个巨大的盆地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在中亚地区，有着数个较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如果按照富裕程度进行排行，大宛盆地是仅次于河中地区（即粟特的所在地，也就是中亚两条母亲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中间地带）的富庶之地。它由于地理位置封闭，易守难攻，是个良好的居住地。这个地方现在叫费尔干纳谷地。苏联时代讲究对加盟共和国分而治之，苏联政府就将这片地区分到了三个国家之中，所以现在有乌属费尔干纳、吉属费尔干纳、塔属费尔干纳。但事实上，由于费尔干纳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历史上又有独立的传统，这里对三个国家的离心力都很大，成了一块很难管理的土地。
汉代时，属于伊朗种的大宛人早已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汉代人虽然不知道大宛，但大宛人却听说过大汉，也知道那儿的富裕，只是因为匈奴的阻隔，无法到达。现在大汉的使者不请自来，大宛人自然很高兴。
大宛对张骞的作用，是让他重新确定了大月氏的方位。
原来，在被乌孙击败后，大月氏只好继续向南，经过康居、大宛，向南方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带逃亡。
如今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有一条界河叫阿姆河，它是中亚的两条母亲河之一。阿姆河以北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河的南面属于阿富汗。在阿富汗境内，阿姆河以南到兴都库什山以北，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山脚地，这里的中心是一个叫巴尔赫（Balkh）的城市。
巴尔赫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从西方的伊朗进入东方的中国、北方的中亚和南方的印度，几乎都要经过这座城市。据说，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公元前334年到前324年，比张骞出使西域早了大约200年），这座城市就已经很有名了。
以巴尔赫为中心的这片地区有着许多名字，在西方，被称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直打到了中亚和印度境内，但当他死后，中亚和印度都没有保住，希腊人反而在巴尔赫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巴克特里亚，这里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最前沿。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被人熟知，就是吐火罗。顾名思义，就是吐火罗人居住的地方。那么，什么又是吐火罗人呢？
在八百多年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两个叫吐火罗的地方，第一个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玄奘称之为“睹货逻国故地”（即吐火罗），之所以称为故地，是因为在玄奘时代，这里已经被突厥人占领了。除了这个故地，西域记中还有另一个更奇怪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新疆南部，且末以西600余里，那里被玄奘称为“睹货逻国故国”
。
“睹货逻国故地”和“睹货逻国故国”之间相距数千里，一个在阿富汗，另一个在新疆，中间隔着巨大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到底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玄奘并没有说明。
根据后人的推测，作为印欧人种的吐火罗人曾经在新疆的塔里木居住，一度可能到达过河西走廊。但在月氏时代，吐火罗人被迫撤离，向着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方向移动。随后，月氏人到达伊犁河谷时，吐火罗人再次迁移到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永久性地将这里变成了家乡。
在塔里木地区还可能有少量的吐火罗人遗留，于是，造成了相隔数千里的两地都有吐火罗人的景象。
吐火罗人也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历史更多记住的，却是他们位于阿富汗的最后的家乡，并将那儿称为吐火罗。中国对吐火罗还有另一个叫法——大夏。
张骞时代，这片叫吐火罗的土地上除了（吐火罗人到达之前的）原住民和吐火罗人，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希腊人，以及最后到达的月氏人。
月氏人来到阿姆河北岸定居了下来，并征服了阿姆河南岸的吐火罗。张骞到达大宛之后，听说了月氏人的方位。他立刻表示，未来可以请求汉朝赠送给大宛许多财宝，以此要求大宛将他送往月氏。
大宛人立刻答应下来，派人将他送出。在大宛和吐火罗之间还有一片土地，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中亚最重要的土地，位于两条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历史上称为河中地区，两河中心地带还有一条扎拉夫尚河（Zeravshan），这条河周围又被称为粟特地区。此时的粟特地区居住的是伊朗种的居民，也称为粟特人。在张骞时代，这里的定居民族大都称臣于另一个游牧民族：位于更加北方的康居人。
大宛将张骞送到了河中地区，再由康居人将张骞送到了阿姆河北岸的月氏人居住地。张骞从北岸转到了南岸，查看了月氏人的新领地。
他发现，吐火罗是一个富庶的地区，月氏人到达这里后，已经不再怀念位于伊犁河与楚河的故地，更是忘了河西走廊那个更早的故乡，他们也不愿意回去与匈奴作战。更重要的是，由于吐火罗与匈奴并不接壤，其中隔着粟特、大宛、康居、乌孙人，即便想联合，也已经没有进攻基础了。
简单说，在经过了十年的跋涉之后，张骞的使命失败了。
但是，这次失败的使命却又成了一个新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汉帝国的命运。
那么，到底张骞的哪些发现，让中国的命运有了改变呢？
张骞回程的时候，为了避开匈奴人，采取了另一条线路。在汉代时，从河西走廊穿越新疆到达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天山北麓，从伊犁进入巴尔喀什湖流域的北道，另一条是走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南道。
北道在现代又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竞逐的地方，南道却要经历一系列的绿洲，这些绿洲上居住的大都是伊朗种人，他们大都采取了定居生活。张骞出使时还不知道南道的存在，但返回时，由于已经从当地人那里了解了西域地理，于是他知道可以从大宛（费尔干纳谷地）直接进入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并入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且末等绿洲向东，从而避开匈奴人。
不幸的是，南道到了最后，要重新在楼兰附近并入北道，而楼兰已经被匈奴控制住了，由此就卡住了南道的咽喉。张骞到达楼兰附近时，再一次被匈奴人抓住，滞留了一年多，等到军臣单于死后，才找到机会逃回了汉朝。也正因为这一次滞留，张骞反而找到了去程中在匈奴娶的妻子，把她带回了长安。
这时已经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去程走北道，回程走南道，让张骞基本上摸清楚了西域的虚实。虽然这里还处于不断的小型变迁之中，但大的格局在整个汉代都没有出现巨变。
总结起来，张骞了解到的汉朝以西是这样的：
首先，匈奴人占据了中国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及河西走廊，直到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它仍然是汉朝最强大的对手，但汉武帝已经开始对匈奴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匈奴人的西面，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人，他们占据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谷和中亚的楚河河谷。乌孙人原本是匈奴的附庸，在匈奴的帮助下赶走了月氏人才占据了这里，但随着乌孙的强大，它已经不再甘心充当匈奴的小兄弟，独立性越来越强了。
乌孙的西南面，现在的费尔干纳谷地内，住着定居民族大宛，这些人会耕田，种稻子和麦子，酿造葡萄酒。大宛最重要的特产是一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马匹，据说它们的汗水是红色的。这种马在汉朝的对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武帝后来为了获取宝马，还对大宛发动了进攻。
大宛以东的山脉就是重要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的河流向西流，再进入西方的沙漠或者咸海之中，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汇入新疆境内的河流，最终消失在楼兰附近的罗布泊。
另外，张骞时代还将一个神话传说发扬光大了。在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黄河的发源地，于是将河水神化了。按照《山海经》里的说法，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
，之后潜入地下，再从葱岭
以东冒出来，变成河流注入罗布泊。古人认为罗布泊是个神奇的湖，湖下有个大洞，将黄河水再次吸入地下。黄河水在地下奔腾数千里后，最后再从青海境内的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冒出来，变成了人们所熟知的黄河，一直流到大海。
张骞考察了西域的地形之后，更加证实了这个传说。他亲自见到了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没有出水口，张骞只好相信罗布泊有个大洞，河水潜入地下。他还亲自考察了罗布泊的源头，也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上游有两条重要水源，一条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叶尔羌河，另一条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
，这两条河流合并成为塔里木河，之后注入罗布泊。
经过西域的考察，黄河水数次潜行的传说仿佛就落实了，直到北魏
和隋唐时期
，这个传说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昆仑山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天上来到了地上。在汉代之前，人们一直传说有一个昆仑仙山，战国时期的一部小说中写到，周代的周穆王（西周第五位君主，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经周游世界，到达过昆仑山，在那儿和西王母喝酒。
根据传说，昆仑山的另一个特征是黄河的发源地。但传说中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却并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既然张骞确定了黄河发源地是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汉武帝就决定把塔里木河源头（其实是塔里木河的支流和田河的上游）、在西域南部的一列高山命名为昆仑山，久而久之，昆仑山就从神话落到了实处，直到现在，人们虽然已经知道黄河并不发源于此，却仍然把这列位于西藏和新疆交界处的高山称为昆仑山。
在大宛的西北面（乌孙的西面），是另一个叫康居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它的风俗与大月氏相近，位置大约在现在锡尔河的北岸、咸海以东。在张骞时代，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主要是撒马尔罕地区和布哈拉地区）也是臣属于康居的。康居本身是游牧民族，但粟特地区的定居人口也从属于康居。康居对粟特地区而言算是大国，可是国力比大宛小一些，夹在了大月氏和匈奴之间，采取了两头讨好的政策，既承认匈奴，也承认大月氏的领导地位。
在康居的西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奄蔡，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奄蔡的地理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咸海沿岸，在南宋时期，这里属于一个叫花剌子模的国家。奄蔡并不在张骞途经的路线上，他只是道听途说，奄蔡在后来与中国的联系也并不密切。
除了大宛、康居、乌孙、奄蔡这几个中亚国家，接着就是占据了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了。阿姆河在汉代被称为妫水。张骞时期，大月氏的主体还在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南方是被称作大夏的吐火罗。大夏人口很多，但不善于打仗，首都在现在的巴尔赫，《史记》中称之为蓝市城。大夏人从属于大月氏，却并非同一个人种。
大夏是张骞到达的最远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听说了不少国家，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构成了汉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最远端。
如果改用世界坐标系，那么，张骞了解到的西方世界是一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或者“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世界。
事实上，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地来到了中亚和阿富汗地区。早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世纪，位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东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在此时期迅速崛起，它武力强大，征服了古希腊地区，却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西方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马其顿主导的时期。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方的波斯、埃及和印度发起了远征。
之前，亚洲的霸主是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曾经数次入侵希腊（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进攻，可以看作西方帝国对东方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行军中，亚历山大相继征服了位于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挥师南下征服了埃及，并到达了沙漠深处的绿洲锡瓦。之后他继续东进，灭亡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烧毁了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这座城市的遗址至今仍然屹立在伊朗高原上，诉说着当年的战争灾难。
虽然灭亡了波斯帝国，但亚历山大显然也低估了世界的广阔。他最初的目标是击败波斯，但灭亡了波斯之后，却发现在波斯的背后（东方）还有那么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他继续东进，进入了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以及中亚的河中地区（粟特）。后来又挥师南下，翻越了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从古代著名的开伯尔山口进入了西北印度（现代的巴基斯坦境内），但由于军队的哗变而终止。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回师后不久就去世了，其身后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也随即解体。解体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成了许多小政权，大都是由马其顿人（广义的希腊人）控制的，政权形式也是希腊化的，这就将希腊文化和制度传遍了这些地区，所谓希腊化时期就指的是从亚历山大去世到罗马崛起这两百多年的时光。
汉帝国和西方帝国在中亚的存在仿佛是一种东西方关系的预演。中亚地区距离东方更近，但西方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反而比汉帝国提前两百年率兵到来，并且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长期政权。这种关系恰好说明，中亚虽然距离中国更近，却由于有着沙漠和高山的天然屏障，使中国人前往中亚并不容易，反而是西方世界更容易侵入这里，只要它们从南方借道波斯，或者从北方借道俄罗斯，就可以进入中亚了。地理上的封闭性，是中国文化中天生具有内敛性的原因之一。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中亚地区又变成了许多波斯人的小国。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火种保留得最长久，建立了一个由希腊人控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一直存续到大月氏人迁徙到这里之前不久，可能是被比大月氏人先一步到达的塞人或者吐火罗人灭亡的，吐火罗人随即又被大月氏人征服。
而在原本波斯的土地上，一个游牧民族却乘机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政权叫帕提亚帝国，被中国人称为安息。在伊朗，人们经常提到的古代波斯人的帝国有两个，分别是古代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被亚历山大所灭），以及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在这两个帝国之间，还存在过一个国家就是帕提亚帝国，但这个帝国在伊朗本土很少被提及，这是因为它是由一支叫帕提亚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波斯之后建立起来的。
帕提亚帝国虽然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历史上却很强大。它不仅是从希腊化的废墟中重建，而且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著名的“罗马三巨头”之一——将军克拉苏，就是死在了进攻帕提亚的战争之中。克拉苏被帕提亚击败于公元前53年，已经是张骞出使西域八十多年之后了。
张骞的记述中提到安息是一个大国。而在安息的远方，还有两个国家被张骞提到，他们都是西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遗存。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国家分成了三个主要部分，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位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又称塞琉西王国），以及位于欧洲的安提柯王国（又称马其顿王国）。欧洲的王国由于离亚洲较远，消息传不到中国，但剩下两个王国却被张骞听说了。
张骞时代，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被称为黎轩，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被称为条支
。张骞对这两国的印象是，它们都有一种巨大的鸟类，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鸵鸟；另外，两国人都善于表演杂技。
在张骞的记述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叫“身毒”，现在我们称这个国家为印度。张骞并没有去印度，却因为在大夏的一件物品，对印度印象深刻。
他在大夏时，看到了一件产自蜀地（今四川省）邛崃山的竹杖。在西汉时期，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偏远地带。现代人们要进入四川可以有许多路选择，既可以从陕西，也可以从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但在汉代要想从中原去往四川，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到长安，再前往长安西面的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从那儿有一条路到汉中，从汉中向南，过剑门关，走一条遥远又艰辛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蜀道（最早开通且最重要的一条称“金牛道”），才能到达四川。
那么，如此遥远的四川的物产，怎么会出现在更加遥远的大夏呢？
当地的原住民告诉他，这件竹杖是从东南面的身毒运过来的，身毒是一个热带国家，人民喜欢乘坐大象打仗。
张骞计算，大夏距离汉地西南方1.2万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方数千里，这样算下来，应该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从蜀地前往身毒，并且不算太远。
从汉地经过西域到大夏实在太难走了，如果能发现一条好走一点儿的从蜀地到身毒再到大夏的路，就可以取代西域道。
张骞没有到达身毒，这使他和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失之交臂。在当时，印度已经是佛教的天下。据文献记载，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孔雀王朝时期，将佛教立为国教，并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东南部，却没有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兴都库什山以南，人们信奉的是佛教，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由于是希腊人建立的王国，信奉的是希腊教，巴克特里亚王国被大月氏人取代之后，佛教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里。
如果张骞能够越过兴都库什山，就可能遇到佛教，从而让中国接触印度佛教的历史提前一两百年。张骞时代，孔雀王朝刚刚灭亡（公元前184年）不久。在张骞走后，贵霜王朝时期，佛教才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进入了中亚，更有了进入汉地的基础。
张骞的一切目的都是外交与合纵连横。当他回到长安，也是从外交的角度，请皇帝考虑打通从四川前往印度的通道，这件事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
汉武帝听了汇报，决定派人从西南方寻找前往印度的通路，让张骞负责此事。由于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张骞采取了广撒网的做法，以蜀地的犍为（大约在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市一带）为中心，派遣了四路使者去寻找通路。
这四路分别是：从駹地出发，从冄地
出发，从徙地出发，从邛地和僰地出发。駹地、冄地在成都西北的茂县、汶川一带，徙地在成都以南的汉源一带，邛地和僰地位于四川南部及云南北部。
四路使者出发了一两千里，却都受到了阻挡。北面的使者被堵在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羌地，无法通行。根据现代的地理可以知道，四川向西就进入了青藏高原的地界，在汉代是没有条件穿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的，这一条路显然不通。
向南的使者则进入了现在的云南省境内。但在汉代，这里也并不好走，使者在“昆明”受到了阻隔。汉代时“昆明”这个词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当时并不指现在的昆明市，而是指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的交界地区居住的一个少数民族。汉代使者在这里曾多次被当地昆明人杀害，于是这条路也没有走通。
不过，汉朝并非毫无收获，因为这些探索将西南夷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纳入了汉朝的视野。
战国之前，西南的云南地区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土著文化。
但它进入中原视野，还是从楚威王时将军庄蹻的进军开始。
庄蹻是楚庄王的苗裔（后代子孙），他率军顺长江而上，经过重庆，到达了滇池。他征服了周边的部落，获得了数千里的富饶土地，于是准备回楚国报告这个消息。但当他回国时，恰好是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此时的王位已经移交给了楚威王的孙子顷襄王。这一年，秦国大将司马错从巴蜀出发，攻克了楚国的黔中郡，
这就隔断了云南地区与楚国首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的交通联系。庄蹻只好回到了滇池，在这里他受到众人拥戴，于是他改换了服饰，自称滇王。
秦朝时，在滇国的东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开通了一条小小的栈道，称为五尺道。这表明滇国已经和秦朝有了一定的隶属关系。但秦朝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控制滇国，就灭亡了。
汉代建立后，一直没有重视西南夷。直到汉武帝上台之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张骞滞留在匈奴时，由于闽越（今福建省一带）进犯南越（今广东省一带），汉武帝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大行令王恢派遣了一位官员唐蒙前往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才产的枸酱，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得到的，这才知道，从蜀地到南越有一条通路，经过一条叫牂牁江的江水进入珠江水系，可以直达南越。
汉武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谁给他提供征服性的建议都会被采纳。唐蒙连忙上报皇帝，请求借此机会探查西南地区。
汉武帝果然大喜，拜唐蒙为郎中将，率领士兵千人，辎重万余人，前往牂牁江探访。唐蒙的这次探访发掘出一个位于现在贵州境内的夜郎国，并连哄带骗让夜郎国签订了归属盟约。与此同时，蜀人司马相如也劝说皇帝探查四川西部，同样花费不菲。
获得了对方名义上的归属，接下来就是修路。但汉朝的道路修了十几年，花费了很多金钱，却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西南夷也理解了汉朝的意图，开始反抗。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尝试之后，汉朝不仅没有控制西南地区，反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此时，汉朝在北方与匈奴的战争也打起来了，西汉的国力不足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汉武帝不得不收缩战线，在公孙弘的劝说下，于公元前125年（元朔四年）战略性地放弃了西南地区。
汉武帝第一次战略放弃西南时，张骞已经从西域回来了。在张骞的劝说下，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
，汉武帝决定再次派人去西南寻找通路，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分四路寻找西南道路。
其中派往南部的一支使团，是由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率队，他们并没有打着皇帝的旗号，而是装扮成商人。他们来到了滇国之后，滇王尝羌把他们留下，派出了十余人去寻找西道，却仍然没有找到。
使者们回到了长安，为了掩饰寻找道路的失败，反而不断地称赞滇国是个大国，这更加勾起了汉武帝的征服欲。
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由于南越国发生了叛乱，武帝决定派兵镇压，有一支军队准备从牂牁江方向进攻南越，却在这条路上被一个叫且兰的小国挡住了去路。汉军在平定南越的同时又将且兰夷平，借以震慑西南夷。
这次震慑的效果是夜郎国投降了汉朝，接受了汉朝的分封。随后，西汉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的用兵，灭亡了几个小部落。
到了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军开始对付滇池旁的古滇国，它灭掉了滇国东北方的两个小国劳洸、靡莫，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和滇王同姓，到这时，滇王知道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才举国投降了汉朝。
虽然汉朝获得了西南地区国家的归顺，但事实上，滇王和夜郎王都还继续存在，只是接受了汉朝的分封。不管怎样，云南、贵州地区的打开，使得西南地区进入了汉朝的视野。
滇国归顺后，汉武帝继续派遣使者去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仍然以失败告终，还葬送了不少使者的性命。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汉武帝为了报复阻碍汉朝通往印缅的滇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再次发动了进攻，斩首数万人，之后再派出使者，却仍然无法到达印度。
这件事也表明，在西汉时期，从云南到达印度还存在着诸多不便，在中印之间还隔着缅甸密林，以及印度东部的崇山，这里除了当地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流动，还不具备商路和外交通路的价值。
汉人想到达印度，必须等待西域或者南海道的开通，才具备可能性。
汉武帝寻找印度通路，征伐西南夷，还给现代的北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以对滇国开战需训练水军的名义，在长安开挖了一个巨大的湖，由于针对的是昆明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湖的名字就叫“昆明池”。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修建颐和园时，为了追随汉代的传统，也将这里的湖命名为“昆明湖”。于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名字，就和北京的皇家园林联系在了一起。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在古代史中，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也是充满了杀戮。如果说，他对波斯的进攻还是为了给希腊报仇，那么征服波斯之后继续向东进攻中亚和印度（这些地区和西方无冤无仇），就只能说是一种征服欲和野心的膨胀了。
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
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