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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7年（贞观元年），一位汉地的僧人从大唐都城长安出发，开始了一场穿越万里的大冒险。这位叫作玄奘的僧人从长安出发后，躲避着官府的堵截，经过河西走廊、瓜州，九死一生穿越了大戈壁北上高昌，在那儿得到了高昌王麹文泰的礼遇。
逗留之后，麹文泰送给玄奘许多金银物资，并派人护送玄奘一路进入现代的新疆境内，到达位于中亚素叶城
的西突厥叶护可汗
处。叶护可汗又担负起接下来的行程，派人将玄奘一路护送，南下穿越了如今的中亚地区，直达位于现代阿富汗境内的迦毕试国
。之后，迦毕试国派人与玄奘继续随行，将他送入了北印度，到这时，一路上的护送才告结束。
玄奘进入印度后，穿越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北部、印度的西北部和北部，最后到达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那烂陀寺，开始了在印度的学习经历。
这一段历史是国人无比熟悉的，也创造了西天取经的神话。然而，即便是熟悉的历史之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节。
人们通常认为，玄奘的旅行只是一个宗教事件，或者一个文化交流事件，却忽略了玄奘旅行的另一面：正是他，一不小心踢开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国际大外交活动。这场大外交以大唐和印度的相互试探开场，伴随着尼婆罗（今尼泊尔）、吐蕃、东南亚海岛等地的卷入，却以强势崛起的“第三者”阿拉伯人占据中亚作为结局，在中国古代地理认知的最大宽度上，见证了三个巨大帝国的起起落落。为了理解这场外交运动，还需要回到原点，从那位僧人开始述说。
在玄奘私自前往印度的同时，一场不经意的外交试探，让唐太宗在玄奘还没有回国时，就知道了这个身在佛境的东土僧人……
玄奘还在印度活动时，整个北印度恰好进入了印度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统治北印度的戒日王也被认为是笈多王朝之后最著名的国王。
在世界史上，亚洲两个巨型帝国印度和中国通常是作为两极存在的，然而两者又截然不同。其中中国在2 00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统一的，而印度却相反，大部分时间内都分裂成众多的小国。
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印度是分裂的，但在它的古代史上也出现了三大古代王朝（帝国），在这三大王朝期间，印度的大部分领土都被纳入了统一皇权之下。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孔雀王朝，这个王朝在时间上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和秦汉早期，孔雀王朝在著名的阿育王的统治下皈依了佛家，促进了佛教在印度的繁荣。孔雀王朝崩溃后，一个外来的民族贵霜（与曾经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大月氏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占据了印度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超强王朝——贵霜王朝，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人从人种上说并不属于印度人，但在文化上继承了对佛教的尊崇，深受印度本土文明的影响。
贵霜王朝衰落后，则出现了使印度教迅速发展的笈多王朝，也是印度文化的最高峰，时间在中国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另一个著名僧人——东晋的法显去往印度时，就见证了这个辉煌王朝。
玄奘去印度时，笈多王朝也已经衰落了。但另一个著名的国王却和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戒日王（本名曷利沙·伐弹那，号尸罗逸多）从世系上来说，是笈多王朝公主的孙子。
笈多王朝末年，中亚的一支游牧民族“白匈奴”（嚈哒）进攻印度，强大的笈多王朝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小王国。在诸多小王国中，有一个叫塔内萨尔（Thanesar）的小王国盘踞在以现代德里为中心的区域内。公元606年，由于兄长的去世，年轻的戒日王继承了王位，他一生中南征北战，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靠东的曲女城，并将北印度在名义上统一起来，这也进入了古代印度的回光返照时期。
戒日王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不如说是一个“帝国”。在庞大的疆域内，是许多各行其是的小国家，他们都愿意承认戒日王的首领地位，却又独立行使统治权。但戒日王的威望又很大，影响力足以达到印度南部很远，以及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让自己超乎于其他国王之上，每次出行，都要带上数百面金鼓，走一步敲一下，号称节步鼓。
戒日王除了令人称道的武功，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他写过若干剧本，同时更尊重学者，将笈多时期的优良传统延续了下来。他本人和他的国家一样都信奉印度教的湿婆神，但他性格宽厚，对所有宗教都很尊重，甚至有些偏袒佛教。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秋末，戒日王见到了玄奘。对玄奘的学识感到震惊的同时，国王对于大唐这个东方的大国更是充满了好奇心，他几乎是立刻决定派人前往大唐，
打探一下虚实，看这位中土的和尚言行是否有所夸大。
决定派遣使者之后，接下来国王和使者面临的问题是：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再绕行中亚，最后到达印度，在路上一共花了三年时光。印度的使者如果也走这条路，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唐朝的土地，一路上，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玄奘虽然被高昌、西突厥和迦毕试一路护送过来，但不管在戈壁，还是在北印度期间，也都遭遇过极大的危险。印度使者如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配合，那么去大唐将更加麻烦。是否有其他路径能够连接起两个庞大的帝国呢？
恰好这时，一个新兴国家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族人来自一个叫雅砻的部落，最早的王叫聂赤赞普，是天神的儿子，之后经过了天赤七王、上丁二王、中烈六王、地德八王、下赞三王，一共27代王约500年的统治，到了第28代拉托托日宁协
时，佛教第一次传入了吐蕃，又经过了四代约110年，到了朗日松赞时代，雅砻部落在赞普（国王）的领导下，灭亡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苏毗。著名的松赞干布，就是朗日松赞的儿子。
这些传说诸王虽然无法一一验证，但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已经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强权。之前，除了建立吐蕃的雅砻部落，在西藏北方还有苏毗人，西方还有象雄人。
至今，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还有不少的象雄遗址
。到了松赞干布时代，吐蕃（雅砻）人已经从位于现代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谷地出发，征服了苏毗、象雄，成了广大藏域的主人。
根据史书，松赞干布
出生于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13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新的赞普。在他当政期间，吐蕃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除了统一藏域，还迁都拉萨，创造了文字，并进行了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将吐蕃从部落变成了一个集权式的国家。
对现代西藏人而言，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松赞干布的两次婚姻。他首先从尼婆罗迎娶了尺尊公主
，又从汉地迎娶了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表明了吐蕃的身份：夹在南方印度（包括今天的尼泊尔）和北方汉地之间的强权。
但这两次娶亲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和权衡。以尼婆罗为例，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
前往尼婆罗求婚时，尼婆罗人并不愿意。直到吐蕃威胁发兵5万摧毁尼婆罗，对方才不得不同意出嫁女儿。
尺尊公主出嫁不久，尼婆罗发生了内乱，老国王被弟弟杀害，王子那陵提婆逃亡到吐蕃接受庇护，在吐蕃军队的护送下夺回了政权，
从此以后，尼婆罗成了吐蕃的附庸。尼婆罗的归附，意味着从吐蕃到印度通道的畅通。尼婆罗在文化和政治上一直受印度的影响，这条路的畅通，也为吐蕃最终皈依佛教创造了条件。
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的婚姻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公元634年（贞观八年），玄奘已经在印度游历时，唐朝的宫廷里也第一次迎来了吐蕃的使者，唐太宗随即派遣了一位叫冯德遐的人跟着去往吐蕃抚慰。在两个文明的第一次交往中，双方往往都带着一定的优越感，当松赞干布听说游牧民族的突厥和吐谷浑等都有过娶唐朝宗室女子的经历，决定派人去下聘礼，但这一次，唐朝拒绝了。
松赞干布大怒，认为是横亘在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吐谷浑在挑拨，攻打了吐谷浑，随后又进攻唐朝的边疆，被唐朝的三路大军击败。
这时，松赞干布才放下了傲慢的架子，派遣使者谢罪的同时，又派他的大论（国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到长安再次请求联姻，这一次，唐太宗选择了一位宗室女子，封为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正式上路，在著名将领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文成公主经由青海前往拉萨。在如今的青海和西藏之间，靠近东部还有一条专门的道路叫唐蕃古道，这条路从西安出发，经过青海省西宁，在西宁西部翻越日月山进入青藏高原，再向南经过共和、玛多、称多、玉树等地，进入藏区。
这条路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曾经是文成公主入藏时行走的路线，以后又成为沟通唐朝和吐蕃的交通要道。
当公主到了黄河源头附近的柏海，也就是现在黄河上游附近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时（这里现在还属于青海省境内），公主一行扎营等待，松赞干布亲自从拉萨出发，来到了数千里之外迎接公主。
他见到江夏王李道宗，用女婿对岳丈的礼节拜见。当文成公主到达拉萨，松赞干布在这座建立不久的小城里为她修宫建庙，一股“华风”开始成为当地的潮流。
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经历暂且不表，且说就在松赞干布迎亲之时，从印度来了一批戒日王的使者，他们正要前往唐朝。
这些使者可能是前一年末出发，第二年就完成了使命，带着唐朝的使者一同返回了印度。从时间上看，印度使者走的不可能是玄奘的西道，只可能是经过拉萨，再经由刚刚开通的唐蕃古道前往长安。甚至有另一种可能性，当印度的使者来到了热闹非凡、张罗着迎亲的拉萨，或者到达柏海时，就碰到了护送文成公主的唐朝使者，唐朝的护亲队伍临时推选了一个人作为使节，跟着印度使者回到了戒日帝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带回了唐朝使节。
跟随印度使者前往戒日帝国的唐朝使节叫梁怀璥，官职为云骑尉。
唐朝使者这么快出现在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不仅让人民感到吃惊，而且连戒日王都没有想到。他询问大臣以前是否有来自摩诃震旦（即中国）的使者到访本国，大臣们回答没有。戒日王于是决定出城迎接使者，按照唐朝人的记载，戒日王采取了“膜拜”接受诏书的礼节，将诏书顶在了头上。
虽然两个遥远国家之间是否有一方会主动称臣，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但由于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唐朝一方的记载，我们只能权且接受这种说法。
历史也没有记载梁怀璥是否与玄奘相遇，但梁怀璥到达的这一年，恰好是玄奘在印度最为风光的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办了“无遮大会”
，将玄奘访印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第二年初，玄奘就离开了印度，继续顺着他来时的路线，经过西域向大唐进发。
他之所以选择继续从西域这条遥远的道路，而并非从尼婆罗新开辟的近路走，可能与他和高昌王麹文泰的约定有关，
麹文泰在玄奘去印度时帮助过他，并希望他在回程路过高昌时，将佛法带到这座西域小城。
梁怀璥成功完成外交使命后，带着印度的使者再次回到了大唐。唐太宗见到印度使者后，再次派出团队前往印度，此时，已经是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
这次出使的主使是卫尉丞李义表，随行共22人。而在后世看来，更加著名的反而是团队中的副使王玄策，并由此演出了一场中外关系史上的传奇。
先不说王玄策此后更加传奇的经历，单说李、王使团的出行。使团于公元643年三月出发，到了年底的十二月，就到了戒日王所在的国家。
戒日帝国虽然是个新兴的帝国，但它所在的土地却继承了一个更古老的国家的名字：摩揭陀。这就像人们当时生活在大唐，却也将大唐首都所在地称为关中或者秦地，将大唐称为中国，是一样的道理。
使者们去往摩揭陀仍然使用了吐蕃-尼婆罗道，在尼婆罗停留期间，还见到了尼婆罗的傀儡国王那陵提婆。
到达印度后，唐使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游历，这花了他们一整年的时光。当唐使在印度停留时，玄奘已经翻越帕米尔高原，于公元644年三四月间回到了今天新疆地区的于阗
，并在这里上书皇帝，请求皇帝原谅他私自前往印度，并等待皇帝的消息。
直到第二年（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获得了皇帝恩准的他才到达了长安。在玄奘到达长安20天后的正月二十七，李、王使团也到达了印度佛教圣地之一——灵鹫山（也叫耆阇崛山）。
印度北部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和它的北方，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但在菩提迦耶的东面，却突兀地耸立着一列陡峭的山峰，这些山峰如此奇形怪状，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神造之物。更奇怪的是，在这些山峰的中间竟然围着一块平地，这块平地上有一座城市叫王舍城，就是古代摩揭陀国最初的都城。
而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佛教的另一个圣地——灵鹫山。
灵鹫山上遍布圣迹，更有佛陀当年说法的地方，这里也是碑塔林立，令使者们触摸到了佛陀灭度千年来的沧桑，他们决定在这里也刻一段铭文
。
十几天后的二月十一，他们来到了位于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这里是佛教最大的圣迹，也是佛陀悟道的地方，于是，使者们再次立了一个碑，由团队中一个叫魏才的人书写了碑文。碑文中谈到了此次出访的目的，并附上了碑铭
。
这两处石刻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却仍然被视为中国与印度交往的关键性文件。
但由于无法找到这些碑铭，所以对现代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面前：既然缺乏实物证据，到底怎样确认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唐代使节到底有没有经过尼泊尔前往过印度呢？这个问题留在下文解答。
李、王使团大约在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五月回到国内，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这时有一个来自印度的使团到来，很可能这个使团是和归国的唐使一起回来的。
随后，唐太宗再次派出使团前往印度，此次的正使已经变成了王玄策，副使是蒋师仁。这一次出使，让大唐的威望骤然提高。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使团从长安出发，第二年五月，当他们经过尼婆罗前往印度时，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温文儒雅的戒日王已经去世了，随着他的死亡，北印度陷入了一片混乱，戒日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那伏帝阿罗那顺，他试图乘机攫取统治权，听说唐使来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兵袭击唐使。
在阿罗那顺的攻击下，这个十几人组成的唐朝使团几乎全军覆没，一路上带的各种物品全部被掠夺。幸运的是，王玄策和蒋师仁逃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尼婆罗，向尼婆罗和吐蕃借兵。
吐蕃出兵千人响应，而尼婆罗则出了七千骑兵。获得了兵马之后的王玄策向印度进军，在茶镈和罗城大战三日，大破敌军，斩首了三千级，溺死在水中的有上万人。阿罗那顺带着残兵逃走，一路上纠集了散兵准备再战，却被蒋师仁俘虏，与他一同被俘或者杀死的还有千余人。
剩下的残兵又聚集在阿罗那顺的妻子旗下，依托于一条叫乾陀卫的江水进行防御，但这一次，又被蒋师仁击败。第二次战役俘虏了阿罗那顺妻儿士兵等1.2万余人，获得牲口3万，投降的城镇共有580所。
王玄策的胜利震惊了整个印度，许多国王都送出礼物，祝贺王玄策的大捷。使团将阿罗那顺等人带回了长安，这件事成了唐朝最远的用兵战例。
可是，这件事在印度并没有记载，到底怎样才能证明王玄策这个人的存在呢？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57年（显庆二年），王玄策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奉旨前往印度，他这次的使命是将佛袈裟送往印度。
与他第二次出行的丰功伟绩相比，这次的出行显得轻松和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次出使，却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他存在的证据。
在现在西藏的吉隆县城以北4.5公里的阿瓦呷英山嘴，这里是古代从西藏通往尼泊尔的交通要道，从北方越过附近的宗喀山口，就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谷地，现在叫吉隆沟。过了吉隆沟，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进入现代尼泊尔的地界了。
在山嘴附近，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唐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碑现在仅存两百多个可辨识的文字，却幸运地保留了标题，以及正文中的“王玄策”这个名字，还有刻碑的年代：显庆三年六月。
这块碑并没有被史书记载，它蛰伏千年之后重新被发现，为王玄策其人提供了物证，也证明了历史上有一条路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经过唐蕃古道，在吉隆沟进入尼泊尔和印度。这条古道在一个时期内将连接中印的陆上道路缩短一半以上，成了一条便捷的高速公路。这条路上也曾经发生过血雨腥风，战争、背叛、征服、和平、外交、朝圣，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
回到大唐之后的玄奘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个人冒险，竟然演变成数个强国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史，并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个情报人员。在公元19和20世纪，许多西方的旅行者虽然名义上是旅行，但实际上都起到了情报人员的作用，当他们去往中亚、西域、非洲等偏僻地区进行旅行时，回到国内写的考察笔记往往成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为政府了解世界提供了参考。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了。
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旅行书，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份情报书的作用。围绕着玄奘西行，一共有两本纪实性的名著流传了下来，一本是传记性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称《慈恩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玄奘的行程单，而更加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却并不是为了写三藏法师的经历，而是写成了一本地理书，将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进行整理，将它们的山川、地理、道路、民情一一列出，由于唐代对西域和印度缺乏了解，玄奘的书籍就成了中国政府了解西方的最佳资料。
不仅是玄奘，王玄策也写了10卷《中天竺国行记》，
这本书虽然已经失传了，但在唐代时，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情报集。
当吐蕃-尼婆罗道开通后，不仅中国和印度使节都利用了这条高速通道，就连部分朝圣者也转移到了这里。在近代之前，一个消息的传播速度并不快，新路的开通也并非一蹴而就。
一般而言，一条新道发现后，接踵而至的总是那些旅行者，接着才是商人，最后才是普罗大众。唐代的旅行者主要就是僧人群体，在玄奘开辟了朝圣之旅之后，僧人们前仆后继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按图索骥地穿梭于各个圣迹之间，最后再到那烂陀寺进修一下。但他们最初大都走玄奘的西域道路，直到后来，有人开始尝试新道。
最先尝试新路的朝圣者是僧人玄照。
玄照于贞观年中前往印度，他最初也像玄奘一样通过西域前往印度。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进入新疆，然后跨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再经过铁门进入阿富汗，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这时的印度已经近在咫尺了。
但就在这时，不知何种原因，玄照却突然转向了。人们猜测，最可能的原因是戒日王死后帝国局势混乱
，导致玄照受阻于印度的西北方边境上。
玄照只好从阿富汗向东移动，翻越巨大的喀喇昆仑山，进入了西藏高原，也就是当时的吐蕃。这时的吐蕃恰好处于文成公主时期，她见到了唐朝的僧人后，帮助玄照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北印度的阇兰陀国。
但离开了吐蕃之后，由于印度已经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玄照又被贼抓住，他趁贼睡着时逃走，才到达了北印度。
进入北印度之后，由于印度秩序的崩溃，朝圣者举步维艰，经过了四个冬夏，玄照才到达了著名的摩诃菩提寺，而在和平时期，这段行程本来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在菩提伽耶住了4年，又在那烂陀住了3年，再受人供养了3年，这才碰上了王玄策的第三次出访，决定回国。
玄照的归程采取了标准的尼婆罗-吐蕃道，这条路从印度到洛阳只用了5个月，在中古时期可谓神速。
与玄照同行的还有僧人玄恪，他死于印度。另外，贞观末年还有僧人道生选择了吐蕃道，他在去程中经过吐蕃，回程中到达尼婆罗后一病不起，在那里去世了。
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又有僧人玄太和道希各自经过吐蕃前往印度。僧人道方、玄会等，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僧人，也都选择了吐蕃-尼婆罗道。
吐蕃-尼婆罗道本来应该在中国对外交往史特别是中印交往史上享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将两到三年的行程缩短到了只用半年。但不幸的是，这条路的开通充满了偶然，它的封闭也充满了偶然。就在道路开通11年（公元652年）后，它就开始慢慢地关上了大门。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第二年（永徽元年），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去世了。继任赞普的是他未成年的孙子，而权力则落到了禄东赞的手中。
公元652年（永徽三年），由于唐朝接受了吐蕃的敌人吐谷浑的附庸，吐蕃决定对吐谷浑开战。如果说战争在禄东赞掌权时期还是有节制的，那么不久禄东赞死后，唐蕃之间的战争就越打越激烈了。
即便吐蕃-尼婆罗道不是瞬间关闭，随着双方摩擦的升级，通行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被人们放弃了。
到了麟德年间（公元664—665年），玄照第二次前往印度，当他想返回时，却发现尼婆罗-吐蕃道因为吐蕃与大唐的战争已经关闭了。与此同时，玄奘当年开辟的西域道路也出了麻烦，大食国兴起后，已经打到了阿富汗北部，导致道路无法通行。这位出生于东土的僧人最后终老于印度。
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向大唐派来了使者，
此时，应当是先知穆罕默德死后的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期。但这次来的使者到底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人们却并不清楚。唐朝对于大食的认识也极其模糊，比如，当时的文献记载大食王叫豃密莫末腻，应当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音译，使者还宣称大食已经传了两位国王，经历了34年。
事实上，伊斯兰教国家普遍采用的回历是从公元622年开始计算，到唐永徽二年，一共才过了30年而不是34年。它们在先知之后经历了三个哈里发，而不是两位国王，从这里，表明唐朝对于大食的了解还只是来自道听途说。
关于大食国与唐朝的时间线对比是这样的：
公元622年（武德五年），就在玄奘西行之前五年，一位叫穆罕默德的人逃离了故乡麦加，去了另一座城市麦地那。
八年后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的同一年，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又征服了故乡麦加，从这时开始，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奇迹出现在了世界上。
伊斯兰教扩张之迅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比之后的蒙古人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继任者也就是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他虽然只在位短短三年，却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场进攻持续了八年，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644年在位）时，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此时，玄奘仍然在印度，正准备和戒日王的第一次会晤。
继叙利亚之后，大食人对于波斯的征服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Yazdagird）在波斯帝国的东疆、古城木鹿（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被杀。此刻，也恰好是大食使者第一次访问唐朝之时。玄奘也已经归国，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已经完成了五年。但没想到，五年后，西方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记载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他的情报过时了。
总结起来，在玄奘出发之前，在西方世界还没有伊斯兰教的影子。到玄奘归国不久，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经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
玄奘所走的从西域前往印度的道路也开始受到大食人的威胁。
最后的波斯王被杀了，但他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叫卑路斯，他逃到了一个叫吐火罗的地方（今阿富汗北部），希望在这里继续反抗大食人。
吐火罗在玄奘的书里叫“睹货逻”
。今天的阿富汗的中部被一条东西向的山脉分隔，这条山脉叫兴都库什山。兴都库什山北侧，与阿姆河（Amu Darya）之间，形成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土地，现在在这片土地的西端，是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ār-e Sharīf），东端则是另一个中型城市昆都士（Kunduz）。
在现代的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北部最重要城市，而在古代世界，马扎里沙里夫却并不出名，反而是它旁边的另一座城市巴尔赫（Balkh）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驿站之一。
如果要从中国经过西域前往印度，巴尔赫和它代表的吐火罗地区几乎是必经之路。玄奘就是从北方的撒马尔罕南下，经过铁门到达吐火罗，再翻越兴都库什山前往印度的。
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之后，意识到仅仅靠这里是无法打败阿拉伯人的，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向遥远的东方帝国大唐求救。
唐高宗收到波斯王子的求救信之后，与大臣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吐火罗距离大唐过于遥远，即便派兵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拒绝了。
公元652年到653年，大食大军进攻吐火罗，征服了整个地区。但幸运的是，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大食陷入了内乱，吐火罗又争取到了独立，并把卑路斯接过去建立了统治。
公元661年（龙朔元年）前后，大食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吐火罗。
卑路斯再次向唐朝求援，这时的唐朝行动起来，宣布建立波斯都督府，府衙设在了一个叫疾陵城的地方，位于现在伊朗境内，并宣布卑路斯为都督。
唐朝建立波斯都督府并不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到达了伊朗。事实上，唐朝实行羁縻制度，在事实上管辖不到的地方，为当地的统治者分封一些无用的称号，就好像对方接受了唐朝的官职一样。但事实上对方是独立的。
波斯都督府也并没有给卑路斯带去任何的好处，事实上，大食人很快占领了这里，将他赶走了。卑路斯继续他的流亡生涯，最后来到了长安，接受了右武卫将军的官职，最终在长安去世。
大食人对吐火罗的征服，掐断了朝圣者的通路，使得人们发现，当吐蕃-尼婆罗道关闭之后，传统的西域道也变得更加困难了。
更麻烦的是，大食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在河中地区有两座千古知名的城市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大食人公元709年（景龙三年）夺取了布哈拉，公元712年（先天元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大食军队甚至接近了位于现代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噶尔（今喀什），也就是大唐王朝的外围。
此时，唐朝正好处于开元盛世的初期，唐朝的人们享受着盛世带来的满足感，却忽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到达了边界，而通往中亚和印度的道路也几近中断。曾在太宗、高宗时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西北道路上的朝圣者不见了，历史也产生了大片的空白。
朝圣者最后的西域记忆由一个叫慧超的僧人所填补。从严格意义上说，慧超并不是中国人，他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
慧超的出行时间较晚，在公元8世纪上半期才出发。他回到大唐境内已经是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在这之前，大食人已经开始向印度进军。
他们进攻印度的缘起是这样的：由于大食人的一艘船曾经遭到过印度海盗的袭击，他们以此为借口，公元710年（景云元年）起，伊拉克总督派侄儿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攻占莫克兰，越过俾路支，进攻如今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地区（当时称为信度国）。国王达希尔英勇抵抗，712年（先天元年）被杀，国家沦陷。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大食人又夺取了木尔坦，完成了对信度国的征服。随后，他们停止了进攻，双方进入了休战期。
慧超将信度国称为西天竺国，他到达时，恰好是大食人入侵之后，城市的一半已经毁灭了。另一个叫新头故罗的国家也因为入侵而处于半崩溃状态。
当慧超从犯引国
穿越兴都库什山，来到吐火罗国的时候，他看到的更是一片凋敝的景象。吐火罗国的首都叫巴尔赫（慧超称之为缚底耶），已经被大食兵马占领，而原来的国王已经向东逃窜，到了巴达赫尚地区（慧超称之为蒲特山）。吐火罗以西的波斯国已经被大食所征服。波斯国的船队曾经远达整个印度洋，最远到达中国的南海地区，现在却成了大食国的疆土。
吐火罗以北的粟特地区（Sogdiana），也就是河中地区，分布着一些小国，比如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
虽然各有国王，却都已经臣属于大食国。
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即古代的大宛，慧超称之为跋贺那国。在谷地中，向西流淌的锡尔河（Syr Darya）从中穿过，在锡尔河的南岸和北岸各有一个王管辖，河南岸的王已经臣属于大食，但河北岸的王还属于突厥。在跋贺那国东面还有一个小国叫骨咄
，也已经归属于大食，这里也就成了大食国所占据的边界。
在这些国家南面，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地区（即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的“舌头”部位），还有一个叫胡蜜国的国家，也已经属于大食国，从瓦罕继续东行翻越喀喇昆仑山，就是大唐的势力范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唐与大食已经隔着世界屋脊相望了。
慧超的记载，是唐代西域和平时代的最后一瞥。之后，西域就进入了连绵战争的节奏，与大食的冲突、与吐蕃的冲突接二连三，唐朝对西域的主导时代永远地过去了。玄奘没有想到，他开辟的道路在仅仅过了一百年之后，就成了一条死路。
当时也没有人知道，“西域”这个概念不是暂时性而是永久性地退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从唐代直到现代，西域地区都再也没有取得过当年的辉煌，而是永远成了世界闻名的背水洼，虽然后来的人们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但漂亮的词语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从丝绸之路所产生的贸易量是很有限的，同时，西域道路对于外交和政治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在元代时，丝绸之路在和平时期有过复苏，但它的吞吐量还是完全无法与东南部的海运相媲美。
丝绸之路褪色之后，唐代的贸易、外交和朝圣是否就终止了呢？答案是：不仅没有终止，反而更加扩大了。因为，人们发现海路不仅可以弥补陆路的运量，还增加了来往的便捷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更加前进了。
公元671年（咸亨二年）一位在唐代名气与玄奘不相上下的僧人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这位僧人叫义净，时年37岁。
义净从位于山东省境内的齐州南下，在扬州停留三个月，度过了夏天，再前往广州，并从这里出发去往印度。与他同行的是一位晋州僧人善行。当年十一月，两位僧人登上了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印度之旅。
当顺风时，海上的交通非常迅速，不到两旬，他们就到了室利佛逝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室利佛逝是古代南海交通的巨型中转港，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语言）。善行由于染了病，从这里折返回到了国内。接下来的路，就只剩下义净一个人前行了。
义净获得了当地王侯的支持，将他送到了末罗瑜国，这里也是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又译“末罗游”“摩罗游”“无来由”等。当义净返回时，这里已经被室利佛逝吞并了。
在末罗瑜停留两个月后，他转向了羯荼国
。当年腊月，他再次登船，十几天后，到了裸人国。我们无法考证裸人国的具体位置，但从义净的描述看，这里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这里男人不穿衣服，女人用少量叶子遮体；这里不产铁，但有椰子、槟榔、芭蕉和藤竹；这里的人善用毒器。此外，义净听说从“蜀川”（实际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地区）向西南走，就能到达这里。如果是这样，裸人国就可能位于东南亚的半岛地区。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半岛东南亚在唐朝时已经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区域文明，很难找到不穿衣服的野人了。反而是在一些岛屿，比如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上，还存在这样的原始部族。而该群岛也恰好处于从印度到中国的航道上。
从裸人国继续向西北前行半个月左右，就到了耽摩立底国
，这里就是玄奘记录过的区域了，也是东印度的南界。
耽摩立底国位于现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那波（Midnapore）的塔姆卢格（Tamlūk）附近，古代时恒河从这里入海，因此也是航海的交通要道和起点（或终点）。两百多年前，东晋僧人法显也是从这里踏上归国行程的。
义净到达的时间是公元673年（咸亨四年）二月初八
。在这里，义净遇到了一位玄奘的弟子叫大乘灯，大乘灯也是从南海方向进入印度，说明即便是玄奘的嫡系弟子，也已经放弃了西域道，改走海道了。他们相约从这里经陆路去往那烂陀，有六十几个驿站的路途。在路上，义净得了病，又遭遇了贼，险些无法到达那烂陀。
义净在印度待了十几年，遇到了不少唐土的僧人，比如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人。这也表明，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自助游”团体，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学习，与现在的背包客有不少共通之处。
到公元685年（垂拱元年），义净才又按照原路回到了室利佛逝。与玄奘直接归国不同，之后的义净实际上将室利佛逝当作自己的根据地，他不仅在这里居住多年，而且往返于广州与室利佛逝之间，之后才回到中原。
这种经历让他与玄奘相比具有更多优势，可以将诸多僧人的事迹进行整合，于是就有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唐朝许多前往印度朝圣的僧人，将他们作为一个群像呈现给世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早期僧人大都走西域，之后大唐和印度使节，以及玄照等人所走的吐蕃道兴盛了数年。当这条路关闭后，人们就都改走南海道了。
南海道的繁荣，标志着唐朝和印度的外交高潮已经成为过去，也表明大食人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还说明唐朝和吐蕃走向了对抗。然而，南海道却又开创了另一个时期，表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目的从政治变成了商业，它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创了唐朝中后期和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高峰。
回顾历史，玄奘出发时，中国和西方的大食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刚刚经过了南北朝和隋代内乱的土地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崛起，而大食国也处于一个宗教理论已经形成，正准备伸出对外探索的触角之时。
玄奘经过西域漫长跋涉到达了印度，中印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唐和吐蕃之间的结盟，又让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更紧密的联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阿拉伯却必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打出天下，它最初的两大对手是叙利亚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
此时，在南海上，掌握了海运主动权的除了印度，还有更加遥远的波斯人。波斯船队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中国南部的港口，是整个南方海路上名副其实的主人。
但经过了几十年之后，虽然唐帝国还是显得足够强盛，甚至将影响力传到了西域，却从来没有将影响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疆土，反而是生活状态更加落后的大食国击败了东罗马，获得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又击败了中东的主人波斯，最后进入中亚、印度，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
由于波斯归顺了大食，就连波斯的海上优势，也变成了大食人的海上优势，使伊斯兰教不仅传入了印度，还传到了东南亚。在此之前，东南亚一直是印度和中国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却出现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海洋国家。
在中亚，唐帝国先是被吐蕃人夺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又在怛罗斯
败于大食联军，加上“安史之乱”的内乱，不得不退出了对中亚的争夺。从此，中亚的佛教世界逐渐褪色，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当人们谈论明清时期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时，总是认为汉唐时期代表了中国的强盛。实际上，到了唐代，中国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颓势，它可以整合所谓的中央之国，却无力扩张到中央之国以外的地区去了。那所谓的天可汗，那一直设置到波斯境内的羁縻州，都更像是一种对唐王朝的嘲弄，它的统治者只醉心于这样冠冕堂皇的称号，却缺乏实现它的手段和雄心。宋朝更是变成一个内敛的王朝，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除了南海的贸易让宋朝必须对海洋世界有所了解，宋朝对于西域已经不再有任何企图，这种态度，让突厥人和蒙古人在中亚有了扩张的基础。
对中国而言，“中土”之外的土地永远只是别人的土地，它虽然会带来不少的奇技淫巧，却不是人们好奇心的重心所在。对于中土之外的观察永远只是附属性的，不会成为主流。二十四史正史里记载的大都是王侯将相，只是在每本书的最后，会留一点儿篇幅简略记录那些中土之外的地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更加注重本土的思维习惯呢？是因为中国文化上的儒教和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是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让皇帝只关注于维持统治而无法去探索新的疆域？
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是开放式的，没有标准。但一个可能的解答，反而隐藏在中国得天独厚的幸运条件之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学界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出现之前的旧大陆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
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
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
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
可以说，地理单元的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了幸运，但这种幸运又变成了一种锁链，让中国无法突破旧有的边界，从东亚帝国变成世界性国家。
本书并不打算将读者的思维限定在这样一个可能的范式之中。事实上，它不是一本试图解答问题的书，而是通过阅读古代的记载，对中国人海外探索的过程进行整理，并探讨海外对中国人生活和认识的影响，为读者自己思考结论留下充分的资料。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中国更加需要融入世界，读者可以根据材料自己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对世界的好奇心，从而错过了更大的地理发现和经济发展？在未来，我们能否打破这种幸运带来的锁链，还是又回归到两千年形成的惯性之中，继续在“中央之国”的阴影中徘徊？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加关注于现实，去思考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