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

一天夜晚，我与沈小彤在成都的锦江边上喝茶。吕澎一小时后匆匆赶来，他把手提电话往桌上一放：告诉你们，我刚刚才签了一个合同，是一笔大数。很棒。今天是我三十九岁的生日。他还是那样习惯性地握紧拳头，在空中用力地晃动着：明年，最多再坚持到明年，我的公司就全面展开了，我就可以飞起来吃人了。

我与小彤对视，相互做了一个鬼脸。吕澎还是那样滔滔不绝，势不可挡：眼下实在没有什么刺激的事，美术界没有新的话题，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玩意儿。真正要玩大的，就得花上两千万，甚至更多，把老外、把那些最“牛”的艺术家吸引到中国来。

他用手来回理着头发：出版，还是出版有意思，拿一堆钱出来设奖，搞一个名堂，保证又要引起轰动，肯定又要“出事”。吕澎得意地笑起来。

我和小彤没有太顺着他，跟他起哄，但看在他生日的分上，还是让他高兴，他想怎么说，我们怎么听。

吕澎做惯了大事，他停不下来，这两年他从深圳的东辉集团公司卸职回到成都，从头开始，用星星之火重新点燃自己。

他毕竟是四十岁的人了，什么都经历过了，办事、想问题踏实了许多。虽然还是那样“涨气”，但与过去相比，显然要平静一些了。

记得有一天，我去深圳他的公司，他没有以往的笑脸，忙过了一阵子后，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互相帮助，如果你对他的工作出不了什么力，那就不要去花他的时间。

如果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手里只是玩着一两百万，那无所谓，一天到晚，哥儿们之间没关系，可以胡乱聊天。可眼下不行了，我正在操纵上千万的资金，很可能过一阵子会上亿，那你算算，每分钟，闲下来陪哥儿们聊天，是个什么概念？

虽然他说的是一位老友，我还是很能理解，也很知趣。

从那以后，我也尽量少去他的公司。是啊，他的分分秒秒那么值钱，我承认帮不了他什么大忙，但我可以不去花他的时间。

在深圳那个地方，似乎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战壕里打拼。小平同志去年刚刚在深圳“画了一个圈”，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处是工地，四处浓烟滚滚。

有一天吕澎的公司，好像出了些麻烦。他没有这么忙了，他来找我玩儿。正赶上我要在罗湖最繁华的地带拍照，他背上我的摄影包，胸前挂了两台相机，当起了摄影师。后来他自己调侃自己，说那是他一段“红色悬置时期”。

吕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勤奋和比计算机还快的脑子，再加上他的行动力。

在他策划筹办的首届“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他奔走于祖国的天南地北，去见各路英雄。他像当年毛主席去安源那样，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动员了几乎全中国的艺术家。我一直很欣赏他那激情澎湃的演讲，在东北“鲁迅美术学院”，他很像当年的杨子荣，与“八大金刚”“座山雕”斗智斗勇斗烈酒。在广州当投资方的代表对他说，没有钱了，他很稳得住。在最紧要的关头，一道曙光照亮了他。展览在大风大浪中开幕。

从“广州双年展”起，中国当代艺术踉踉跄跄地走向了西方那条既学术又商业的道路。

吕澎对于我来说，是要记住他一辈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让我开始了几年来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话说，“是在有效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才有了我的今天。

“广州双年展”已经远远地并永远停在了1992年的10月里，但许许多多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展览，也会记住吕澎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