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西安有高高的杨树，马车在柏油路上清脆地跑着。坐了六七个站，我住进了一家铁路系统的家属招待所，这里距大雁塔很近。

贾平凹，将是我此行拍的最后一个人，可我去哪儿找他呀？

文联那个值班的人说他不在，并且没有耐心地放下了电话，我看着这部粗糙的电话机，想扔下它，可西安我不认识一个人。我对自己讲，别急，动动脑筋，会有办法的。一一四台的小姐，一定能帮我。果然，就是这部破电话机，告诉了我贾平凹的电话。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了一个低沉的、近乎沙哑的陕西口音的男同志的声音。

——我是贾平凹，对，我知道你，肖全，我接到过你的信。我这几天重感冒，躺在床上呢，你在西安住几天？明天下午三点再见面行吗？

放下电话，我一人去了大雁塔玩，我爬上了最顶端，俯瞰西安城。

到了贾平凹家，我们一开始的话题自然也是谈三毛。三毛与贾平凹之间曾有神交一说，三毛曾想来这里和他骑脚踏车，逛黄土地。三毛走了，贾平凹的《哭三毛》和《再哭三毛》像雪片一般覆盖了中国。那煽情的语言，也令我为之所动。

两个人在一起，谈论起另一个好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人的语言都很小心，彼此只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

毕竟，当一个男人去面对一个女人时，这是一件非常私密性的事。这个问题是不必展开的。

平凹让我喝水，我怎么也不敢动他家的茶杯。我在北京听他的同行说，平凹刚刚患了肝炎在家休息。我手里的矿泉水瓶始终没离开过。

照惯例，平凹也送给我他的书，他一边给我签名盖章，还一边哼着小曲儿，显得心情舒坦。

离开了平凹的家，我突然有一种成功的小感觉：1991年盛夏的七个城市的拍摄工作终告一段落了。

在出租车上，我问一个小司机：知不知道，你们西安有个了不起的大作家？他肯定地回答：你在说俺们贾平凹吧！

之后，我去西安给他打过电话。他爱人说他不在，去一个地方写长篇了。

两年后，《废都》出现在每一家书店和每一个地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