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年

第一次提起曾年这个人，还是在1990年与崔健的聊天中，崔健问我是否认识他。“我的第一盘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封面就是曾年拍的。”他说。

那是一幅深入人心的图片，是一面飘扬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红旗”。

曾年是南京人，现定居巴黎，与一位法国女郎已播下了爱情的种子。他的穿着极其“时髦”，清一色纯棉布制品，布裤、布鞋、棉衫。那双布鞋，一只新一只旧，脚上不穿袜子。没有耀眼的摄影包，一个军挎包，一部平常百姓绝不多看一眼的“徕卡M3”相机。

我俩在《中国摄影家》杂志社门外聊天，那时我是作为《艺术·市场》的编辑在例行公事地采访他，请他谈谈摄影在西方的市场问题，以及对目前中国摄影市场的展望。

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话题，谈论这个问题，就如同讲述我们并不开心的家事。其实家里的缸里还有多少米，那两只母鸡下的蛋能卖几元钱，我们是清楚的。

不过让我们乐观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尽力地做些努力，大不了我们还可以等待，儿子不行，靠孙子，祖祖孙孙等下去，中国的摄影终会被人民接受。

一年后，我在《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的办公室再次与曾年“相见”。不过这次见到的不是他瘦高个子的本人，而是他从巴黎邮来的两组稿子，以及他的爱妻当上母亲那痛苦而幸福的一组黑白照片。

那是我刚到深圳的头几个晚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和我说话。我像一个掉进面包房的饿汉，在李媚的资料库里尽情享受。

我从柜子里取出曾年寄来的那两份稿子，端坐在李媚的位子上。

《关于萨尔加多其人》《何奈布里目击世界四十年》，读完这两个标题，我紧张地倒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遇见”的两位大人物。

萨尔加多是当今世界的顶级摄影大师，他的那组“淘金者”的图片是世界摄影史上的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何奈布里，四十年奔走于世界各地，用他的相机和勇气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

在文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干这个职业的人都不会发财，不会成巨富，只能是在付掉旅馆、胶卷、冲洗照片、飞机票、电话、传真等费用之后，用剩下的钱往破旧的大众牌汽车里加一点汽油了……但自由又是最富有的，因为我们是事件的参与者，我们目击了世界。”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视线落在文章最后几排的小字注解上。

乔治·贺臻（GEORGE RODGER），摄影师，英国人，玛格南社六个创建人之一，今年八十五岁。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摄影师，匈牙利人，玛格南社六个创建人之一，1954年在越南触地雷身亡。

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摄影师，波兰人，玛格南社六个创建人之一，1956年在埃及中枪弹身亡。

以下的文字我再也看不清了，我的泪水哗哗地落在了曾年的稿子上。

我的天呀！

那一夜，我很晚很晚也睡不着。我的泪水继续流落在李媚送给我的枕头上，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没有办法，我只能咬牙走下去。

我没有任何兴趣和能力去做别的什么工作，深圳这个地方，男人大概只为两件事：挣钱和女人。我为什么而来？

晚上我做了梦，梦见《现代摄影》成了法国的玛格南图片社，我们一些要好的朋友，在世界各地采访，冒着枪林弹雨，回来后，我们谈论在国外各自喜欢的酒吧和遇见的有趣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