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4年的欧洲看上去非常壮观，当时，各国的首都都修建了巨大的辉煌建筑，显示出胜利的意味。比如伦敦的莫尔大街，占据世界土地四分之一的大帝国的中心就在这里；比如维也纳新建的霍夫堡皇宫，那里的民众想必已经把它当作了一件展品，而整个城市就是博物馆本身；比如布达佩斯的千年纪念碑，用以庆祝匈牙利人进入中欧1 000年；再如罗马用来纪念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多层蛋糕样子的巨型宫殿；还有巴黎，尽管巴黎已经拥有了拿破仑一世的建筑，而它此时的胜利荣耀则主要体现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如果你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你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为宇宙的主宰。即便不是在上面这些著名的首都，在别处，人们也修建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建筑来彰显胜利，比如统治着刚果的布鲁塞尔。不过，在这些建筑当中，最惊艳的一座并不在欧洲，而是英国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印度，它就是由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爵士所设计的新德里城。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曾在1904年说，英国将永远统治印度。然而实际上，英国人在1947年就不得不离开印度。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欧洲这些辉煌的都城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战争蹂躏得破败不堪。柏林市中心只剩下遍地的瓦砾。在胜利大街，勃兰登堡统治者笨重的半身像前杂草丛生，灌木焦黑，从附近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尸横遍野。20世纪的欧洲开始于一片盛况。当时，全世界的统治者基本都来到了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然而，没等这个世纪走完一半，帝国的演出就在1945年落下了帷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仅仅过去了大约30年。在这期间，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没有出现大的灾难。在1914年之前，除去一些悲观的作家，所有人都认为世界在进步。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 G. Wells）就是这一观念的主要宣扬者——科学将拯救人类。然而，到了1945年，韦尔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心智的极限》（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 ）中却表现得极为悲观。这一次他又猜错了。1945年过后，至少1947年马歇尔计划 开始实施以后，和平与繁荣就成了世界的主旋律，长达30年的噩梦也逐渐远去。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生活又回复到了19世纪末期。在19世纪最后的40年里，世界经济获得了自现代史以来最大的飞跃。马车变成了汽车；医院也成了康复的地方，而不再是人经由感染和疼痛走向死亡的场所；电影、飞机、心理分析、摩天大楼、电话等新鲜事物都出自这一时期。在这期间，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社会生活领域，当时的发展变化也是极为惊人的。对自然科学家来说，1910年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花很多钱，他们就可以参加由比利时工业家埃内斯特·索尔韦（Ernest Slovay）组织的国际聚会，与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比如亨利·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教育方面，大多数国家进行了教育改革，使许多中学超越了今天的大学；民众熟知《圣经》和自己国家的经典著作；音乐表演的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出版繁荣，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样的严肃作家或者像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这样的作曲家（虽然两人花钱都比较精打细算）都能够成为富有的人。但是，作家们的悲观还是得到了验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样的繁荣中脱胎而来，而且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然，简单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德国。由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缔造的德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俾斯麦相比，德国的其他统治者全部黯然失色。随着德国的崛起，德国人开始轻视斯拉夫人。此外，几百万波兰人西迁到西里西亚半岛和鲁尔工业区，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社区。普鲁士国王一直都把学习波兰语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那位信奉民族自由主义的父亲阻止他学习波兰语时为止。整体上看，普鲁士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有很多是德国人，或者具有德国血统，受德国影响极深。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帝国成为了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俄罗斯帝国甚至与德国的敌人法国结成了军事盟友，同时也从法国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到了1914年，这一战略已经颇见成效，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与此同时，德国的军方人士也大为惊慌，他们担心德军不得不两线作战，进而遭遇失败。德国的惊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当时，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在走向崩溃，后者尤甚。但是，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俄罗斯最重要的谷物贸易和许多其他行动都需要通过这一海峡。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当博斯普鲁斯海峡短暂关闭时，俄罗斯帝国南部的经济也几乎陷入了停滞。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德国与俄罗斯发生正面碰撞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除俄罗斯之外，德国也与其他国家成了敌对国。1870年被俾斯麦击败后，法国从未真正服输，他们卧薪尝胆，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一支有望成就霸业的海军，他们甚至征召僧侣入伍并且开始奉行一种扩张式的外交政策，还与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同盟。不过，由于英国仍然保持中立，法国的野心也还只是野心。可是，德国在世纪之交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它规划了一支海军，准备奉行“全球策略”，即成为一个大帝国。然而，德国的军舰与英法两国的不同，为了保护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英法两国的军舰在全世界航行，因此需要巨大的储煤仓，但是受制于重量，它们的装甲钢板就要轻薄一些。德国的军舰只有很小的储煤仓，这样它们就可以安装厚重的装甲钢板。英国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德国军舰确实只想待在欧洲的海域，而且它们比英国军舰更坚固。德国海军的目的在于通过欺压和敲诈英国来获取让步，首先是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而后是英国在曾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中东地区的利益。1914年前德国军舰频繁出没在北海，带来了类似于1939年之前希特勒所指挥的空军的震慑力。然而，德国的咄咄逼人不仅没有使英国屈服，反而导致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此举减轻了英国在远东的压力。1904年，英法两国建立了半结盟的关系（“友好协定”）。表面上看，各国都在争夺包括北非在内的殖民地。英法两国曾在埃及发生对抗。英国先在那里建立了保护国 ，驱逐了法国人。法国随即在摩洛哥站稳了脚跟，并且向各国寻求支持。后来，两国达成了协议，摩洛哥归法国，埃及归英国。实际上，这是两国海军在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划走了北海，法国划走了地中海。不久后，类似的协议再次扩充，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结盟，并在1911年之后与法国约定，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就将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弗洛伊德（Freud）发现了一种神经症，患者的噩梦会成为现实，而德国正是这样的患者。

《源于幻觉的战争》（ War of Illusions ）是描写“一战”最著名的德语著作之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自信地把很多事情当作真理，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大错特错，这样的“真理”不胜枚举。比如战列舰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黄金就是信用，再比如封锁出口会引发革命，要塞能阻挡入侵，士气能决定胜败，等等。此外，各国对国家荣誉的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正如福斯塔夫（Falstaff）所说，“什么是荣誉？一个名词而已。荣誉这个词算什么呢？荣誉是什么呢？不过是空气而已。”1914年，欧洲人的帝国世界似乎正在倾覆，地缘政治构成也在发生变迁，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德国惶恐不安，它的统治者试图瓦解俄罗斯帝国，并以柏林为中心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国家，使自己的疆域包含俄罗斯的主要地区。欧洲人的最后一个大幻觉是：战争将是短暂的。然而，1914年9月9日爆发的马恩河战役彻底戳破了幻想的泡沫，欧洲人开始领教到真正的现代战争的威力。在1914年之前，欧洲受困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一个是社会冲突，一个是奉行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到了1917年，这两大难题集中爆发，不仅俄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美国也卷入了战争，这意味着欧洲的帝国主义将走向终结。“一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并没有太大的效力，无论在道德判断还是条款执行方面都是如此。

1919年6月签订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凡尔赛和约》标志了“一战”的结束，然而，这份和约中仍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幻觉。正如一位法国人所言，《凡尔赛和约》过于宽容。1919年的形势是人为造成的。德国和苏俄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英法两国似乎在制订欧洲的规则。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在东欧和中东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波兰得到了重建 ，占据了原本是俄罗斯帝国西部领土的广大地区，那时波兰人只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2/3，另外还有300万犹太人，占波兰人口总数的10%。捷克斯洛伐克 和南斯拉夫 是多民族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是受法国支持的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展，但其民族构成并没有发生像波兰一样的变化。在原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家。伊拉克由土耳其帝国的3个省组成。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存在只有与伊拉克一并考虑才说得通。在巴勒斯坦，即未来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一直在发生冲突，直到1926年。在沙特阿拉伯，宗教狂热十分猖獗。在2012年回望1个世纪之前，意大利人于1911年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利比亚地区，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个世纪之后的2012年，回望这些历史，发现上述的这些国家只有现代的土耳其仍运转正常是件颇为感慨的事情。爱尔兰和文学繁荣都是战后产物。被《凡尔赛和约》奉为圭臬的“人民自决”原则执行得很不充分，战胜国所支持的议会政府也运转不灵，尽管宪法依旧被严肃地制定出来，选举也次第进行。（在土耳其东北部的西南高加索共和国，投票人需要把石头扔进两只铁桶当中的一只，而旁边就是监视投票的土耳其士兵。）德国集合了魏玛共和国的教授和其他社会贤达，制定了一套无可指摘的民主选举制度——包括全民公投、比例代表制、妇女投票权，而且各邦国（最大的邦国是普鲁士）都有自己的议会，并进行独立的选举。德国的议会民主制跌跌撞撞地持续到了1929年，随后就遭遇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

大萧条为何会发生？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当中，于是才产生了这些“临时拼凑的、华而不实的帝国”，这是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中所说的话。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商业循环，即，懒惰和鲁莽的经营者经营不善，于是他们的财产便被更有活力的竞争者低价获得。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银行对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严格的审查，放贷也极其小心。这种迟缓老旧的银行很快就被富有远见的德国犹太人所取代，他们在水电方面进行的长期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结果，竞争失败的一方就变得愤愤不平。到了1929年，形势更加恶化。美国人撤走了资金，导致德国马克大幅贬值，英镑紧随其后，国际贸易也暴跌2/3，法国经济的“负增长”甚至持续到了1938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人把它拿来与今天的经济危机（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严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大萧条中，美国和德国的失业人数分别达到了2500万人和600万人。即便这一数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德国妇女的失业人数基本没有计入统计。直到德国开始重整军备后，失业问题才得以解决。所以，德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左转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战争债务所导致的结果。更常规地讲，它是由“一战”所导致的紧张、悲观的气氛所造成的。与此同时，美国还没有适应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发展，导致机器大范围取代人工。不过，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它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大萧条把德国的议会政府赶下了台。魏玛时期的德国政权一直不够稳固，只能在大环境良好的时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权依赖党派间的联合。在1929年，一个由5个党派组成的政府开始了统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为刚刚出现的经济滑坡而倒台。对此，右派的自由主义者们说，失业者应当为自己交纳更多的保险费，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主张，这笔钱应当由雇主来交纳。就这样，小至0.25%的差别导致了政府的垮台。当然，问题其实不止这一点。随后的德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为止。在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独裁者和半独裁者次第上台。西班牙爆发内战，从1936年打到了1939年。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签发多达3000道死刑执行令。在莱茵河东岸，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国家，另一个是类似自由主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法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后者那里，老派的贵族政治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1922年，墨索里尼（Mussolini）为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崩溃，在随后的两年里，意大利经历了近乎独裁的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脱胎于战时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并为希特勒树立了榜样。德国的法西斯统治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到1936年，德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00万。尽管与英国人相比，德国人的生活还相当清苦，但是德国的经济确实已经重新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德国人也开始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大多数英国人都本能地厌恶这一点）。

不过，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是权力真空的结果，它为希特勒提供了掌权的理由。战后秩序原本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来确定，但是它无力阻止德国再次表现出称霸的野心，这只是时间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怎样的德国会称霸？欧洲需要一个体面的德国，然而法国绞尽脑汁地从中阻拦。在1931年，法国甚至拒绝与英国合作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法国的愚蠢算盘逐一落空。德国的魏玛民主政治已经沦落到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地步，国民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抑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各国的中央银行却仍旧自信满满。德国人已经把自己与金本位制捆绑在了一起，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偿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德国开始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联盟、马奇诺防线，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军事联盟小协约国（不包括波兰）都无法阻止德国。而且，这些行动还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它们的存在，绥靖政策 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对此，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一书的最初100多页中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当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欧洲人仍然饱受“一战”痛苦记忆的困扰。在“一战”当中，法国被严重削弱，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只守护了一个空壳。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写的《缓期死亡》（ 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 ）对此进行了描写，可以算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上来透口气》（ Coming Up for Air ）的苦难版本。问题在于，西方各国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此前，对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西方各国都表示了拒绝。为了推动德国复苏，希特勒意图从德国东侧扩大领土，以此来获得类似英美两国所拥有的经济腹地。他认识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胁，并且称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西方各国就会做出让步，甚至还会鼓励他把矛头指向东方。于是，在斯拉夫人的代价之上 ，希特勒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于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希特勒成功地戳破了《凡尔赛和约》所代表的谎言和伪善，希特勒在国内成为了极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复兴了德国的经济，而且在德国民众中享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从此，德国人不再被复仇心切的法国所凌辱和剥削。在这一过程当中，希特勒也激起了英国的反对。1939年夏，希特勒认为他能在英国的默许下获得波兰的领土。他出人意料地与斯大林缔结了秘密的协定。当时，英国对波兰已经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不愿尝试救援波兰。但希特勒还是打错了算盘。英国权力发生更迭，随后，英国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英国、苏联、美国也将与德国再一次交战。而这一次，双方的武器更具破坏力。在坦克和飞机的轰鸣声中，战线的频繁变化远远超出了1918年。6年后，大战结束，中欧成为了一片焦土。在荷兰与德国的交界处有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不过，在此之后，欧洲的情形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问题获得了解决，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样板，美国也展现出了1919年时所不曾有的责任感，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过去。

1945年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世界为欧洲的各大帝国所统治。早年的教科书（现在已经过时了）向我讲述了1950年时英国对印度所做的各种好事。当时，包括印度在内，超过全世界1/4版图的地方都被涂成了与英国一样的红色。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诞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当时还是前电气时代，他算是老派的政客，而他的宿敌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不过希特勒的老派与丘吉尔不同。希特勒于1889年诞生于德奥边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电力这种创造神奇的能量已经开始应用于生活。建筑、交通、医学、无线电等领域均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后来，希特勒迷上了机械，这一点要甚于丘吉尔，丘吉尔的兴趣主要在军事方面。在德奥边界，民众对天主教的残酷统治怨愤满胸。天主教曾动用大军压迫清教徒，于是早年的希特勒对基督教道德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反基督教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反犹主义。注重原始证据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后来的事。与他一贯的恶毒相一致的是，希特勒迫害了曾经待他很好的那对犹太老夫妻。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生活，向游客售卖水彩颜料，并且经常在这对老夫妻的铺子里躲雨。到了1945年，希特勒的民族主义也成了过时的东西。他注重科技，笃信意念制胜，主张淘汰弱者。希特勒的旧欧洲从他深埋地下的地堡里走向消亡，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 Downfall ）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黑色闹剧般的场景。1945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一个新的世界开启了大门。1951年，丘吉尔开始了他最后一届的首相任期，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久以后，我开始接触德国，阅读德国历史，并且偶然碰见了曾经参与了希特勒战争机器的组成人员。我想，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81年，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关于希特勒与艺术的电视节目时，我们采访了曾经担任希特勒的建筑师和战时军备部部长职务的施佩尔。当时，曾服刑20年的施佩尔已经76岁高龄。他答应前来，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那是一个周末，在当时的伦敦，每到节假日，店铺就关门歇业，我只得带他去住布朗酒店，并且听他讲第三帝国。谈话中，我吃惊地发现，施佩尔竟然不知道有关纳粹选举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清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支持纳粹。我猜想，这是因为施佩尔对宗教不感兴趣。此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其实我不该感到奇怪），他竟然为英国轰炸德国城市而辩护，原因在于，英国的轰炸促使德军从前线抽调了大量的部队守卫本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晚的气氛十分悲伤。不过，我们在第二天顺利地进行了采访。施佩尔精神不错，不过他说的话很可能以前都说过。随后，在现场所有女性的赞赏当中，精神饱满的施佩尔返回了酒店，接着就死在了那里。我与第三帝国的另一次偶然的联系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有关，他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的那位恐怖医生。据说，当犹太人被运抵集中营时，据说有人会站在火车站台上，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中挑选出来，那个人就是门格勒，其他的犹太人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门格勒在最后时刻才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离开时，他携带了一箱眼球和人体组织标本，并拿给他在法兰克福的老师看。当然，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直接把他轰了出去。1979年，门格勒死在了巴西。因为我采访了门格勒的儿子，他的一家人这才为公众所熟知。门格勒的儿子是一个有同情心且直爽的人，由一位体面的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继父养大，16岁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曾经到巴西看望自己的父亲，结果两人相处得非常不愉快。门格勒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与一个从罗马尼亚逃难的日耳曼族妇女生活在一起，他不停地因为一点小钱与她争吵。门格勒写了一本呆板的小说，写的是战后他从德国逃亡的生活。他写道，如果你从意大利的蒂罗尔到达热那亚，你就能得到红十字会发放的去往阿根廷的护照。在阿根廷，门格勒以自己的名字为店名开了一家小店。门格勒的儿子说，当门格勒的大学取消他的博士学位时，他原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事进行了抗议，这一点差不多是可信的。优生学，即“种族研究”，并非纳粹的专利。在各领域都有进展的1910年，西方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还在对萨米人 实行绝育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萨米人不配生育。考虑到施佩尔的才华和门格勒的研究，你就能理解丘吉尔在1940年讲下面这段话的原因：

希特勒懂得，必须把我们粉碎在这个岛上，否则他就输了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顶得住，全欧洲都将获得解放，全世界的人民就有可能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广阔高地。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那么就让我们振作精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干出名堂来——倘若英联邦和英帝国再存在1000年，到那时人们还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1940年抵抗德国是不理性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在1939年向德国宣战也是不理性的，但是，希特勒让人无法理性面对。所有人都从内心知晓，另一场大战正在临近。而精明的英国人也知道，最佳的选择是学会飞翔。在1936年，我的父亲，格拉斯哥大学一位崭露头角的律师，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格拉斯哥市602空军中队服役，并且参加了不列颠空战。后来，他被调离前线，开始培训当时急需的飞行员。历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说，英国皇家空军没有合适的人员来维护飞机，在1942年2月，我的父亲在威尔士上空坠机离世。我还保存着他的指南针。不过，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父亲的同事们凑了一笔钱，资助我上了格拉斯哥学院。我欠他们很多，因此谨以此书献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