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威廉·戈尔丁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马堡中学的高级教师，政治上比较激进，反对宗教，信仰科学；他的母亲是个争取妇女参政的女权运动者。戈尔丁在康沃尔郡的乡村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安适，又有点儿闭塞。他自小爱好文学，据他自己回忆，七岁时就写过一首诗。一九三〇年他遵父命入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读了两年多以后，就像那些难以违逆天性的人一样，戈尔丁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转攻他深感兴趣的文学。一九三四年他发表了处女作——一本包括二十九首小诗的诗集（麦克米伦当代诗丛之一），这本小小的诗集未为评论界见重，但作为一个年方二十三岁的大学生，能有这样的开端毕竟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命运之神没有慷慨无度，戈尔丁在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之前还注定得走过漫长的路。

一九三五年他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曾在伦敦一家小剧团里当过编导和演员，这段经历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戈尔丁自称这四年白白浪费了。其实，生活的磨炼，生活面的开拓，生活经验的丰富对一个作家而言，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九三九年戈尔丁成了家，接受了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一所教会学校的教职，不料安生日子没过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起。一九四〇年他应征入伍，当了五年海军，升到中尉衔，他参加过击沉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的战役、大西洋护航和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战后他仍回到那所教会学校执教。战争结束了，但在成千上万善良人们的心灵里，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残酷烙印。戈尔丁说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正是这个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了他至今为止的全部创作。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近十年之久，戈尔丁边教书，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作，他潜心研究希腊的文学和历史，试图寻求人生的答案；在此期间完成过四部小说，但都没能问世，不过，这种练笔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蝇王》完稿后开始的命运亦不佳，曾被二十一家出版社拒绝，好不容易才于一九五四年得到出版。从他发表处女作算起，至此已整整过了二十年。《蝇王》出版后颇获好评，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E. M. Forster）把《蝇王》评作当年最佳小说；英国批评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当时就称戈尔丁为“我们近年作家中最有想象力，最有独创性者之一”。尤其到了六十年代，《蝇王》一跃为大学校园里的畅销书，在英、美学生中广泛流传，并曾搬上银幕。现在，《蝇王》已被列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的必读书。

戈尔丁一举成名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继承者》（1955），《品彻·马丁》（1956），《自由坠落》（1960），《教堂尖塔》（1964），《金字塔》（1967），《蝎神》（中短篇小说集，1971），《黑暗昭昭》（1979），《启蒙之旅》（1980）——此书获当年英国最具声望的布克奖（Booker McConnell Prize），《纸人》（1984）。此外，他还写过剧本和评论等。戈尔丁一九五五年起为皇家文学会成员；一九六一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七〇年获布赖顿市萨西克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到访过美、苏等国。

一九八三年，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综观戈尔丁的作品，《蝇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的代表作。

人们不禁要问：《蝇王》究竟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小说？它又为什么会在西方引起如此的重视呢？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机舱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起初这群孩子齐心协力，后来由于害怕所谓“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终。

“蝇王”即“苍蝇之王”，源出希伯来语“Baalzebub”（又有说此词出自阿拉伯语，见本文参考资料第一种），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蝇王”是粪便和污物之王，因此也是丑恶的同义词。小说命名，似取意兽性战胜了人性，孩子们害怕莫须有的野兽，到头来真正的“野兽”却是在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的全过程，归根结蒂，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

戈尔丁本人被西方评论家列为“寓言编撰家”，他的作品被称为“神话”或“寓言”，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I. Evans）就称《蝇王》是关于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这样一部哲学寓言式的小说，这话不无道理。就《蝇王》而言，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描写等各方面都具有某种象征性。

情节的发展是从拉尔夫和杰克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的。拉尔夫是个金发少年，从小过着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心地善良，不乏主见，象征着文明和理智（不完全的）；与此对照的是杰克，红头发，瘦高个儿，教堂唱诗班的领队，象征着野蛮和专制（对基督教有所讽刺）。矛盾在于，以海螺为权威象征的头头拉尔夫最关心怎样才能得救，他坚持生一火堆，作为求救信号；他还要大家筑茅屋避风雨，要大家讲卫生，在固定地方解手。这些想法和要求代表着文明和传统的力量。杰克则对打野猪入了迷，其他事情他置之不理。随着矛盾的深化，杰克日益得势，拉尔夫的一套主张却应者寥寥，最后连他自己也差点被对方杀掉。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除了如火堆熄灭的事件之外，对“野兽”的害怕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从全书看来，所谓海中来的野兽，空中来的野兽都是一种渲染，无非为了突出真正的“野兽”来自人本身（也就是“兽性”的发作）。小说结尾时，拉尔夫热泪盈眶，他“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而因为拉尔夫和猪崽子（Piggy）在大雷雨的时候也参与过杀害西蒙的狂舞，所以他俩的童心也不复存在了。区别只在于拉尔夫终于认识到“人性的黑暗”，猪崽子却始终否认这一点。所谓“人性的黑暗”，主要指嗜血和恐惧。嗜血从杰克开始，逐步发展为他那帮猎手的共同特性；恐惧从害怕“野兽”生发开来，最终成为支配孩子们的异己力量，在这两种因素的制约下，杰克等人把脸涂得五花八门，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并伴之以“野性的大发作”。这标志着猎手们已可悲地蜕化为野蛮人。拉尔夫反对涂脸，实是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角斗中，分别依附于拉尔夫和杰克的猪崽子和罗杰构成两个极端。猪崽子是个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体弱，常发气喘病，他出身下层，经常用不合语法的双重否定的句式来表示肯定的意思，讲的是伦敦方言（cockney），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眼镜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镜当作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尽管通过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但猪崽子始终受到嘲笑和挖苦。照作家看来，猪崽子的缺点在于他过分相信科学的力量，却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而他就无法理解所谓“野兽”或“鬼魂”都出自人的“恐惧”之心。猪崽子过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大人们进行的丧失理性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因此，大人并不比小孩高明。阴险而凶残的罗杰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作家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读后使人感到帮凶有时比元凶更凶恶。手持海螺的猪崽子最后就直接死于罗杰撬下的大石。猪崽子之死和海螺的毁灭意味着野蛮终于战胜了文明。拉尔夫被追逐只不过是尾声罢了。

同《蝇王》的命名直接有关的是西蒙，一个先知先觉，神秘主义者。他为人腼腆，不善发言，但有正义感，洞察力很强。在大伙儿对“野兽”的有无争论不休的时候，西蒙第一个提出：“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他想说最肮脏的东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恶，孩子们却把他轰了下来，连猪崽子都骂他“放屁！”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支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为了搞清“野兽”的真相，西蒙无畏地上山去看个究竟，中途他在一块林中空地休息，看到当中竖着个满叮着苍蝇的死猪头（这是杰克等献给“野兽”的供品）。天气异常闷热，西蒙的癫痫病再度发作，在神志恍惚之中，他觉得满是苍蝇的猪头仿佛成了一只会说话的硕大的苍蝇之王。作家借蝇王之口指出“野兽”就是人的一部分（可同上文西蒙直觉的判断相呼应），并且预告了西蒙要被众人打死的可悲下场，这一片段是揭示题意的核心。西蒙苏醒以后，继续朝山头进发，结果他看清所谓“野兽”原来只是具腐烂发臭的飞行员尸体。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病，爬下山去诉说实情，不料此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杰克等人反倒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孩子们所杀死的“野兽”却是唯一能向他们揭开“野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真正野兽的人；孩子们把西蒙叫做“疯子”，但真正丧失理性的却是他们自己。不难看出，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共同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据说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也常难逃毁灭，屈原如此、布鲁诺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统称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约六岁，他们漫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猪崽子把小家伙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儿”；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的时候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珀西佛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先还牢记着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这在文明社会里不失为有效的护身符，但在这个没有法律和警察保护的荒岛上，这种护身符毫无作用。临末珀西佛尔堕落为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的野蛮人。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少年儿童，但戈尔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揭示他的道德主题——人性“恶”。戈尔丁认为，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当然，《蝇王》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戈尔丁的道德主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没有地址的信》，着重号原有）《蝇王》中的孩子们虽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们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寓人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细节刻画。小说前半部分呈暖色调，后半部分渐转为冷色调。作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动人心弦，如描写大火、雷雨、海市蜃楼、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说的结构具有一种简练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一开始读者就随主人公直接进入场景，戛然而止的结局又给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蝇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对形成他的创作思想所起的影响；流是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承继性。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 M. 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尔丁认为当代文学对其影响很小，他说：“要是我真有什么文学源头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话，我将列出诸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许还有希罗多德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蝇王》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资佐证。首先，从主题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着一种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剧即描写了这种自然的原始力量的胜利，《蝇王》描写的人性“恶”，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脉相传。其次，从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剧描写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装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们（彭透斯之母也在内）在极度的狂热中把他当“野兽”撕得粉碎，这是酒神对彭透斯的惩罚，西蒙之死与此相仿。再次，从结构上看，《酒神》一剧是以酒神突然出现为结尾的，采用了所谓“机械降神”的手法。在《蝇王》快结束时，拉尔夫被杰克等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意外地出现了来营救的军舰和军官，也有点像“机械降神”。对此的解释是，戈尔丁认为成人们的战争只是更大规模的孩子们的猎捕，军官可以把孩子们重新带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谁来拯救军舰和军官呢？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戈尔丁一向否定创作中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做法。他强调作家要摆脱一切传统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信条，通过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世界，但他观察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戈尔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他却把这些弊端归之于解决不了问题的抽象的人性“恶”。有必要指出，《蝇王》的人性“恶”主题并不新鲜，在东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更是力主性“恶”说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人是凶恶的动物，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强调戈尔丁与巴兰坦的区别，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俩殊途同归：两者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只不过前者描写的是“恶”的征服史，后者描写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戈尔丁的本意是想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但他忘记了个体发展史并不完全重现种系发展史。当然，这不等于说《蝇王》没有发人深省之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人类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

龚志成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