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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教师的生活虽然辛劳却充满阳光，因为永远有那么多青春的笑脸呼喊你、那么多成功的毕业生感谢你。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培养人才、塑造未来的希望寄托给教师，因此，这无疑是人世间最光明的职业。
但是，教师也有黑夜。
多少次长吁短叹、辗转反侧，为了课堂、教材、成绩，那还算是轻的。更伤心的噩梦，是学生专业的堕落、品行的沦丧，甚至是他们身体的危殆、生命的陨灭。
家人遇到麻烦已经使我们寝食难安，而教师的“家”总是很大，而且逐年增大。因此，教师的黑夜总是特别漫长。
我曾在海内外很多大学任教，而其中最有趣的，是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为何有趣？因为那个学院天天阳光灿烂。我在台上演讲，台下那么多英俊的男学生和美丽的女学生都满脸表情，又反应敏捷，稍稍一句幽默他们就哄然大笑，微微加重语气他们就热烈鼓掌。这种气氛一年年下来也就宠坏了我，使得我后来到北大、清华等别的学校演讲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因为那儿的前几排学生见我不用讲稿只是盯着他们讲，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我还以为讲岔了呢。
我多次说：“演讲是台上台下生命能量的交换。”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台下能量”，总是那么充沛饱满、准确迅捷。后来总有很多人高度评价我的演讲水平，我说，我拥有一个最有效的训练基地。
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感到最阳光的事情，是那些毕业生的杰出成就。其他学校当然也有大量优秀的毕业生，但我们的毕业生不同，出演了那么多部人所共知的电影、电视、戏剧，不断地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成为公认的“影帝”或“影后”；更多的是由广大观众颁奖，他们不管在哪里出现，总会有大批“粉丝”尖叫。
这些著名的毕业生已经习惯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平静而漠然，迈着很有身份的步子，端着不像架子的架子，好像周围的热闹都与他们无关。除非，他们的眼角不小心瞟到了我，那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小心而恭敬地快步朝我走来。我怕引起旁人太多注意，总是微笑着摇摇手，轻轻地打一个招呼就躲开。背后，学生还踮着脚在寻找我。当然，在他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要在校园里见到系主任都很不容易，更别说院长了。
我虽然躲开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世上那么多重大的艺术之美与我有关，那就逼近了我“一生营造大善大美”的独自信仰。
——说到这里，我都在说自己教师生涯的光明面。但在这篇文章中，这只是反衬，我要说的主题，是教师的黑夜。
当然，黑夜也是由白天进入的，而且，最黑的黑夜之前，一定是特别明亮的白天。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我到湖南长沙招生。到那里并不仅仅是招收湖南学生，而是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大片，只不过设点在长沙。由于地域太大，我们事先公布了一个条件非常严格的告示，因此前来报名的考生都已经是当地公认的文化英才。和我一起到长沙去招生的，还有一位范民声老师，我们要完成从笔试到口试的一系列复杂程序。当年，我三十五岁，考生都是二十几岁。
那次招了多少学生，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印象最佳、成绩最好的三个：一是湖南的江学恭，二是广西的黎奕强，三是广东的黄见好。前两位是男生，后一位是女生。他们被我看好，都是因为人很正气，有不错的人文基础，有很好的艺术感觉。
入学后上课，他们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好学生。
那时，“文革”灾难过去不久，人文学科都在重建。在重建过程中我发现，即便在“文革”之前，甚至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在绝大多数的人文学科上都严重缺少基本教材。即便是少数拿得出手的，也只是从古代和外国的书里摘一点，根据形势需要编一点，加几个浅显的例子，如此而已。因此我们这一代面临的艰巨任务，是为每一门学科从头编写能让国际和历史认可的系统教材。我当时虽然年轻，却已经完成了体量庞大的《世界戏剧学》的编写。这是从“文革”灾难时期勇敢潜入外文书库一点点堆垒起来的，因此每一章每一节对我都具有“生命重建”的意义。我希望在灾难已经过去的日子里让它变成多门课程，逐一讲授。与此同时，我也已经完成了国内第一部《观众心理学》的写作，而这正是“接受美学”的实体试验，也可以在课程中展现。因此，我当时讲授的课程非常多，例如“戏剧美学”、“接受美学”、“艺术创造工程”、“世界戏剧史”，等等。几乎每天的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不同的课，讲得既劳累又兴奋。这些课程，因为是在填补历史的缺陷，听的人非常之多，甚至上海戏剧学院附近的一些高校，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某些班级，每逢我讲课都会把原先的课程停下，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听。这样，讲课只能改在剧场了，把前三排位置留给本校的教师。好玩的是，学院的一些清洁工看到如此盛况，也都握着扫帚站在后面听。
在这种热闹而混乱的情况下，就需要由我的学生来引导、安排、维持秩序了。因此，江学恭、黎奕强、黄见好他们就特别忙碌。我觉得，这些仅仅比我年轻十来岁的学生，热情洋溢、能力超群，代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新时代。
他们毕业之后，我因为国内一批年长学者的联名推荐，被破格晋升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上海方面为了克服在高级职称评定工作中常常出现的“论资排辈”陋习，决定让最年轻的教授来负责全市的文科教授评审。这下我更忙了，完全没有时间关注学生们毕业后的情况。
终于，还是听到了消息——
毫无背景的黎奕强，完全靠自己出色的才干，被选为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兼粤剧院院长，连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红线女都在他的剧院里。上上下下一致反映，他做得很好。
江学恭更让人瞩目，那么年轻就成了一个文化大省的文化主管，担任了湖南省作协常务副主席、文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兼科教文卫体委副主任。他的这些职务都不是挂名，种种实事都是他在干。
黄见好走了另外一条路，一心写作，文思喷涌，成了南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笔名“伊妮”，拥有大量年轻读者。
他们站到了文化建设的第一线，都非常非常繁忙。
虽然很少有机会见面，但他们仍然与我很知心。证据之一是，当时国内有一些“文革余孽”趁人们记忆淡忘，把我在灾难中冒险编写教材的事情进行歪曲，在广州、长沙的报刊上喧闹。但是，身在这些喧闹近旁又具有足够话语权的江学恭、黎奕强、黄见好他们，却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太懂得作为老师的我了。如果他们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那就会把“不可理喻”变成“可理喻”的了。他们的这种不屑一顾，为我在全国的学生带了一个好头。对此，我一直心存感念。
直到此刻，我还是在写黑夜之前的白天。但是，黑夜终于来了，来得惊心动魄。
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凌晨，黎奕强好不容易从百忙中抽身，急匆匆地赶到广西梧州老家过春节。是他自己开的车，车上还有他的儿子。没想到在这条熟路上有一架桥梁正拆卸修理，深更半夜看不清，又没有路障，黎奕强的车子一下子就冲落岸崖，凄惨的后果可想而知。这位年轻有为的局长、院长和他的儿子，顷刻之间离开了世界。
过了两年多，黄见好也奇怪地失踪了。深爱她的丈夫会同公安部门一直在寻找，几乎找遍了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几年下来都毫无结果。朋友们说，她极有可能是因为现代派文学而主动离世了，还设计了让人找不到的方式。太深沉的文学思考让她发现了生命哲学的某种终极指向，便身体力行，国外也有现代派诗人和乐手走这条路。
这一来，三个我最看好的学生，只剩下江学恭了。
谁能想到，几年后传来消息，江学恭因“双肾衰竭”而紧急住院，只能依赖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他面临的，是肾切除并移植，结果会怎么样呢？
连最有经验的医生也频频摇头。
——每一个消息，都让我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我不断摇头、不断发问，提出各种疑点，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
一切都已经成为事实。天地是多么不公啊，但再不公，也已成为事实。
我的学生，我亲自招收来的学生，听过我很多课的学生，怎么会这样？
如果那一年，我没有把他们招收进来，他们也许不会遇到这些祸殃？……
现在，已经不见了人影的黎奕强，还留下了他亲笔写的“生平”，一上来就标明自己是“余秋雨教授的学生”；已经不见了人影的黄见好，还在自己出版的书籍扉页上，印着自己“师从余秋雨教授”的身份。
人走了，字还在。学生走了，教师还在。
这，实在算得上“教师的黑夜”了，黑得星月全无、片云不见，黑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们学院的毕业生中有一个叫蔡国强的艺术家，因为惊人的焰火技术而名震国际。前两年他向母校提出一个建议：校庆之夜，用激光字幕，把所有校友的名字像流水一样投射在教学大楼的外墙上。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那天夜晚，所有的师生和校友都密密层层地站在黑夜的草坪上，抬头仰望着那一排熠熠闪光的名字安安静静地从三楼窗台下的红墙上流过。很多名字大家都知道，一出来就引起轻轻的欢呼，但出名的人太多，渐渐连欢呼也来不及了。所有的名字都在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是的，这是母校教室的外墙，让我再用心抚摩一遍。
一旦投射在教室外墙上，每一个名字都又回归为学生，因此不再区分是出了名还是没出名，是出了大名还是小名。终于，再也没有欢呼声了，我听到了耳边轻轻的抽泣。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黎奕强、黄见好的名字。
我知道自己立即流泪了。是的，你们哪儿也没有去，只在这里，从来未曾离开，我终于找到了你们！过去，在教室，你们抬头仰望着我；今夜，在这里，我抬头仰望着你们。
黎奕强，你的名字走过教室外墙时好像慢了下来，这外墙也很陡，但绝不是让你坠落的千丈岸崖。黄见好，你的名字也慢了下来，不错，这教室，正是你初次听我讲现代派文学的地方，但是，你心急了，现代派文学对于生命的终极方式，还有另一些答案。
又看到江学恭的名字了。学恭，此刻你还好吗？今天做了血液透析没有？肾的切除手术会在什么时候进行？对于重病的亲友，人们如果没有切实的救治方法，一般不敢太多动问，一是害怕病人不得不做艰难的解释，二是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那么学恭，我就什么也不打听了，只在这里一遍遍为你祝祈。
一天，毫无思想准备，突然听到了江学恭的一个惊人消息。
惊人的程度，不亚于当时听到黎奕强、黄见好事情时的错愕。但这次，却是正面的，正面得让人不敢相信。
江学恭经过几年艰难万分的治疗，身体居然已经好转。在治疗之初他的心情跌入谷底，却又觉得应该重温某些重要的人生阶段，于是又捧起了我的书。他每次血液透析需要费时五个小时，便在这个过程中考虑，能否把我曾经打动过他的一些话变成一本语录？在一次次手术间隙中，他不断读书，不断构思，不断动笔。居然，历时几年，几易其稿，终于成书。成书的时间与他康复的时间，几乎同步。
语录以“文化美学”为选择重点，书名为《大美可追》。
但是，这算是我的语录吗？那些话似乎真是我说过、写过的，但是，却被一个坚强的生命在最艰难的时分选择了、淬砺了、萃取了。那么，它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转移。我的话，只不过是素材。把素材打造成器的师傅，是他。而且，他在打造的过程中，倾注了生命的终极力量和最高尊严。
我有幸，让我的语言见证了一次真正的凤凰涅槃。
如果说，我的语言对他的涅槃真有帮助，那就连我也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会是哪些语言呢？
我想，广大读者也会有这样的好奇。那就等着看书吧。
这件事，让我对“教师的黑夜”产生了某种安慰。不管黑得多深，总会有晨曦乍露。
江学恭的晨曦已经证明，人世间能挽救生命的，除了药，还有美；除了医学，还有美学。
“大美可追”，这是一个人在生死关头给自己下达的命令。于是，他去追了，生命也就随之欢快起来。
学恭编的这本语录集即将出版，我将题写书名来表达感激之情。这篇以“黑夜”开头的文章，能不能成为“代序”？敬请学恭审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