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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
时间的筛选会使原本重要的人和事渐渐变得不重要，又会使原本不重要的反而显得重要起来。一层层筛选，一次次过滤，最终凸显于历史的那批人中，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家。想当初，满朝权贵豪强哪里看得起这些乐师、画匠、诗人、文士呢？但在千百年后人们的心目中，那个时代往往是以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权贵豪强们再有名，最多也只是艺术家大名下的“同时代人”罢了。
为什么历史的笔墨特别垂青于艺术呢？这里透露了人类的一些终极性追求。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这样让人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即便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美丑，也会在他们的气度、势态、神色、谈吐中呈现出来。艺术主要靠这一途径来把握人，而不是靠那种叙述出身、经历、背景、籍贯等外在方法。诚然，也有人会伪善地遮盖自己的真相，但在高明的艺术家手上，伪善本身也可以体现为直觉。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席，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一代艺术不能没有最高代表，但最高代表往往是孤独的，违逆常规的。因此，顶峰很可能是它巨大基座的叛逆者，那就请注意了，某个时刻，当一个庞大的群体都在对一个人口诛笔伐，而且毫无理由地不断延续，那么，一个希望出现了，这个庞大的群体，正在用这种方法推举自己的领袖人物。
艺术文化人才出现往往带有偶然性和奇迹性，因此他们的失去也往往留下难以弥补的空缺。这与科技领域梯队递进结构是有很大不同的。既然艺术文化最终晕化为一种感觉系统，这种感觉系统又与特定个人的生命构架紧紧相连，那么，要追慕效仿是极其困难的。
人类要进化，就一定要对过去的历史文化产生一种超越，超越是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一定程度上的抛弃。但又不能全然抛弃，因为历史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盘上，而且时间越长，人们也越愿意温习我们祖先的脚步。于是，这种不得不被我们抛弃，又不得不让我们流连忘返、深深铭记的地方就叫废墟。废墟的特殊含义很深：它从反面证明着我们的前时，同时它又非常温和地从正面证明着我们祖先的辛劳和脚步。所以废墟的意义就很大。我非常希望多保留一点文化废墟。在中国的词汇里面，“废墟”的意思好像不太好，我们就不喜欢它。其实保留一点这样的东西看上去是占了一点地方，而且它们看上去比不上高楼大厦那么漂亮，但它们却可以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怎样走过来的，非常非常有价值。
后代学人经常会片面地激赞远去的文化现象，鲁莽地把那些文化现象所承受过的衰败、伤痕、羞辱抹去。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只能使九天之上的文化祖先们在一连串“美丽的起哄”中老泪纵横。
不少人认为，“文化史”的任务，无非是按时间顺序阐释一系列固有的文化成品。这种观点，把文化看死了，也把历史看死了。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既可能逐一萎谢，也可能保留余温，又可能异时复活。因此，即便是既往的文化，也有机会被重新创造。这就像唐代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结构，文艺复兴重新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史，也是我们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建自己。这么一来，文化史也就成了文化哲学和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