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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研究成为热点，关于城市历史的文章、专著大量涌现。在这些研究中，城市形态、城市规划曾是解读城市历史的主要视角。但随着多种相关学科在城市研究中的介入，对于城市历史的解读日益呈现多种视角的繁荣局面。在地理学的推动下，城市区域思想、“人居环境”思想，带动了城市研究中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本文以此为基本视角，考察历史上北京城市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流泉在古代北京城市水源中的地位。
城市的区域性，是侯仁之最早进行探索的，他在观察城市历史发展的时候，不仅仅着眼于城市本身，而且从区域的整体性入手，考察城市在区域综合环境系统中的地位，解释城市最基本的生存基础，而水源正是其中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学生时代，侯仁之便开始对北京城的历史感兴趣，而他的考察，就是从西山水源地区开始的。
“人居环境”理论，是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对城市建设理论的总结与提升
，是一种认识城市发展的新观念，它包含着一种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与本地区环境存在内在联系的理念，即一定是在具体的各种环境要素的支撑下，这个城市才能顺利发展。因此，无论是建设城市还是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规划，都要有环境生态意识，要尽可能地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基础生态体系保留下来。本文的选题就含有这样的角度与意义。
首先从地形图上认识一下北京小平原的区域结构特点。北京地区有五大水系。从东边起，第一个是泃河水系，流经平谷盆地，在北京境内的河段不是很长，所以名气不大，但其实也很重要，泃河流域有价值很高的考古学遗址，如上宅遗址等。泃河的西边是潮白河；潮白河的西边是温榆河；再往西南，就是著名的永定河；最西南是拒马河。拒马河在北京地区同样河段不长，但在拒马河流域也有很重要的考古学遗址发现，即琉璃河西周遗址，这是燕国最早的都城。
如果细致观察，可以发现，以上五条河流，每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带都具有特别的历史地理意义：拒马河与永定河之间，即今天房山区一带，曾诞生了最早的燕国都城；在永定河与温榆河之间的地带，正是北京城坐落的地区，意义自不必说；温榆河与潮白河之间的地带，拥有北京最重要的山间陉道，古称“军都陉”，是沟通西北的锁钥，为太行八陉之一；潮白河与泃河之间的地带，如上文所言，曾发现北京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即上宅遗址，而上宅文化显示了此地与东北地区的交流特色，这一交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以北京城为讨论的中心，所以着重关注永定河与温榆河之间这个地带的地理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影响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的。
永定河与温榆河之间的地带，在地质构成上，属于冲积扇，造成这个冲积扇的是永定河等从西山奔流而出的大小河流。冲积扇一旦堆积形成，随着高程的扩展，河流就会向远处逐步移动。这样，冲积扇的顶部就成为这个地带地势高亢的地方。对于城市来说，这是个极好的位置。它高于冲积扇外围所有的河床，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河流泛滥带来的水患。北京城的历史证明，城市水患几乎全部来自急降的暴雨，而不是河水泛滥。
没有河流洪水之忧，这是好的一面。但地势高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地表水源匮乏。地表水对于城市是十分必要的，洗涤、修建、运送等日常活动都要仰仗地表水，特别是排污，这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更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春秋时期，晋国欲迁都，在几个地区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确定了新田（今山西侯马），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那里有汾、浍二河，可以“流其恶”
。
北京地区虽然河流众多，但除了永定河，其他河流都在低位，无法向处于高位的北京城输水。然而，虽然永定河的出山位置比较高，有可能把水引向北京城，但这条深山河流的水性有问题，暴涨暴落，夏季会突发大洪水且泥沙俱下。金代曾开金口河引用永定河水，但“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
。元朝也曾讨论永定河水是否可用的问题，可用派一时占得上风，开出河道。但“水至所挑河道，波涨潺汹，冲崩堤岸，居民彷徨，官为失措”
，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既然永定河水如此桀骜不驯，那么北京城的地表水源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事可以有成败两面，北京城位于冲积扇上，河水不可及，这是“败”的一面，但冲积扇富于流泉资源，这是“成”的一面。以下讨论“成”的一面。
流泉是地表水的一种，在流泉充沛的地带，其地表水流量也十分可观，且水势稳定。而北京西山山麓及附近，也就是冲积扇的根部，正是流泉十分充沛的地带。所谓流泉，就是泉水溢出地表之后流成的小河，小河到了一个低洼的地方会形成湖泊，湖泊满了以后再接着往下流，这样的水系就叫作流泉水系。历史上，北京地区流泉很多，与城市历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主要流泉水系有：莲花池流泉水系、高梁河流泉水系
、玉泉山流泉水系、万泉河流泉水系、白浮泉流泉水系。以下逐一考察它们在历史上与城市的关系，并考察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首先关注莲花池流泉水系与蓟城。“蓟城”是北京城最古老的名字，我们今天讲北京城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所谓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就是从蓟城开始算起的。最早的蓟城不大，其位置在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原广安门一带。蓟城选址在一条小河的旁边，这条小河就属于莲花池流泉水系。
莲花池位于北京西客站的西边，莲花池是今天的名字，其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由泉水结成的天然湖泊，在《水经注》中有明确的记载，称其为蓟城西边的“大湖”，“湖有二源，水倶出县（蓟城）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
。“燕之旧池”，是《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对这个湖泊的历史回顾，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已经在燕国闻名。按照记载以及对遗迹的观察，在古代，有一条从莲花池溢出流向东南的小河，古代称洗马沟，洗马沟就是蓟城所倚赖的地表水源，蓟城因此水而择地，该城四周的护城河的水即引自洗马沟。
莲花池今已被辟为公园，被专门保护起来，成为一份珍贵的城市历史记忆。而莲花池的保护与公园的落成，则是又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成功案例。现在的莲花池公园紧邻西客站，当初西客站在修建时，原设计是要把莲花池填掉，建为西客站的一部分。侯仁之得知此事后，明确表示反对，并给北京市领导写信，讲述莲花池作为北京城市原始水源地的历史意义，呼吁留下莲花池，不要抹去这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北京市领导接受了侯仁之的建议，指示修改建设图纸，保留莲花池，之后又把其改造成莲花池公园（图1）。莲花池是北京城三千年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当初蓟城人居环境生态系统的现场说明。
图1 今日莲花池公园
在莲花池流泉水系上建立的城市，从周代的蓟城，持续发展，历经秦汉隋唐，几番扩展，直至金代。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于此，将其命名为中都，并大兴宫室。金中都的设立，是北京城市史上划时代的一件事。所谓北京城有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就是从金朝开始的。金中都是莲花池流泉水系上的最后一座，也是最大一座城市。
由于中都城是一个大王朝的都城，遂产生了漕运的紧迫需求。开挖漕渠，建立漕运系统并非难事，但如何满足漕渠对水源的要求却是一道难题。漕运渠道每日都有船运，需要有稳定的水量长久保留在渠道里，漕船才能持续入京，完成每年数十万石的运量。蓟城原来所倚赖的莲花池流泉水系，在这一形势下已满足不了新的需求，寻找新水源势在必行。而其中最关键的从中都城到东部通州的这一段漕渠的水源只能从西部高亢地带寻找，而这个地带的可用水源只有流泉。
自金朝开始，人们向中都城北面的更广大地区寻找新的水源。中都城北郊，有高梁河流泉水系，《水经注》称：“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又东径蓟城北。……俗谚云：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盖以高梁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借涓流，方成川圳。”
金朝遂开辟人工渠道将其连接至中都城的北护城河。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西北较远之处另有一旺盛水源，即玉泉山流泉水系。这个地方有一天然湖泊，为玉泉山流泉集结而成，它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古称瓮山泊。金人也开辟了一条人工渠道（即今天长河的前身），从瓮山泊引水南下，接高梁河，这就进一步解决了水源的问题。
金代对水源的开辟，创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在本地水源不足的情形下，要向远方寻找新的水源，通过开辟人工渠道的方法，建立新的大范围的人工水源系统。实践证明，金朝人的这一思路，是解决北京地区水源分布不均衡的正确办法，其体现了人类对于居住环境进行改造的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金朝扩展之后的新的水源系统，其基础尽为流泉。
历史再翻过一页，北京城又进一步壮大，成为版图极其辽阔的统一王朝，即元朝的都城。此城建于忽必烈时代，被称作元大都。元大都并不是建在原来的莲花池水系上，而是向东北方另择城址，直接建在高梁河流泉水系上，并将北京地区最大的流泉湖泊纳入城区、大内。这些湖泊就是今天的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海的前身，它们原来是高梁河流泉水系在低洼地聚集而成的天然湖泊。在元代，北京地区有两座城池，一座是莲花池水系上的旧城，留有许多百姓，另一座是高梁河水系上庞大的新都城，皇宫、官署、上流人物的府邸多建在这里。
在元大都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观，即在城市中心，甚至在皇宫大内中心，有了一片片辽阔的湖泊。元朝皇宫里最主要的三个宫殿便被布置在湖泊两岸，大明殿在东，兴圣宫、隆福宫在西。这种情况在此前中原都城里是基本没有的，体现了来自干旱地带的蒙古民族对水的特别喜爱。一个以元大都（包括后来继承了这个位置的明清北京城）为中心的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北京小平原上诞生了，除了城市水源系统的变化，即从以莲花池水系为主转移到了以高梁河水系为主，在城区范围内也出现了广阔的地表水面，这在改善城区小环境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城市景观也因水面的存在而一改单调的市廛模样。在古代的区域风景“选美”中，“燕京八景”竟有两处在城内，即琼岛春阴、太液秋风，这两处都与水有关。
元代是统一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京师所需漕运规模远大于金代，相应地，漕渠的规模以及其对水源的需求也要大于金代。在元大都的建设过程中，有两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一个是刘秉忠，他是这座城市的规划设计者。历史上西方人的都城发展大多是走一步建设一步，最后的城市模样是不规则的。而元大都是经过规划，根据一份图纸，一次性建设而成的，故整齐有序。也正是在刘秉忠的规划中，将自由形态的湖泊水面与井然有序的城市街区和谐地呈现在都市景观中。另一个是郭守敬，他受命解决水源的问题，而水源问题是启动都城运行过程中最紧迫的要务之一。
元朝也有人想要对永定河加以利用，但结果像金朝一样以失败告终。郭守敬则沿着西山边缘进行了仔细的实地考察，发现沿着山麓地带有许许多多的流泉，他决定从最北部的比较大的白浮泉（在今昌平区）开始，修建人工渠道。这条人工渠道避开了低洼地，曲折延伸，把西山脚下大大小小的流泉全部收纳进来，“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
，之后流入瓮山泊，水从瓮山泊出，沿着金代开辟的水道（今长河）流入元大都，最终经过三海注入东边的运河。这条运河被称作“通惠河”。从白浮泉到通惠河，实现了众多流泉的大串联，这个水源系统的建立是一项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通惠河的用水问题，保障了漕运的畅通。元朝以通惠河“漕运七八十年，公私交便”
。
水系的改造也引起了环境的变化，原本流向低洼地的泉水被截断以后，那些低洼的地方开始变得干燥起来，于是人们来到这里开发农田，建立村落。研究北京古村落的学者推测，北京西北方的村落有不少都是从元朝开始建立的。
此例说明，由于水利工程引起了地方生态的变化，促进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村庄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大运河，实际上最后形成于元代。而这个大运河最北面的一段，也就是通州到元大都的这一段，是依靠西山泉水的支撑，方才最后完成了大运河体系的完整运行。今天，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当我们纪念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不能忘记西郊泉水的功劳，不能忘记白浮泉等流泉对大运河体系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应该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思想让我们把一件件独立的事情组成一个大的体系，在一个地区内，只有各种地理因素协同发挥作用，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要有系统性的保护意识，而不是对孤立的一桩事物、一件东西的保护与纪念，需要有整体感。现在所强调的北京城整体保护，也应该包括生态的整体性。
明朝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北京仍为王朝京师，但明朝在北京水利上基本没有什么大作为，反而有所收缩：白浮泉至瓮山泊的渠道断流，通州漕船不再入城，只在东便门至朝阳门外一带卸船。不过，在南郊的发展上，明朝做了基础性的开发。永乐年间，朝廷开始围建南海子，“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
。南海子即后来南苑的前身，其内湖泊也是流泉汇成的，“凉水河在宛平县南，由水头庄泉发源，东流入南苑内”
。清朝建立后，开始大规模治理西郊水系，建造水库，修建皇家园林。所谓水库，即颐和园昆明湖。侯仁之认为，昆明湖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真正的水库，对完善西郊流泉的治理与利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乾隆扩展昆明湖，“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储水量大为增加，“使涨有受而旱无虞，其在导泄有方而潴蓄不匮乎”
，这正是水库的功能。昆明湖的南边有一水口，控制着湖水向北京城内的流量。昆明湖北面另有一个出口，可以在水量过多的时候排水。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出水口，主要供应昆明湖和玉泉山这一带的稻田，“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
。稻田用水因时而变，要进行人工控制。稻田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景观，今天在恢复西郊传统水文化景观的时候，也应恢复稻田。稻田也是泉水利用的一个重要侧面。
扩大后的昆明湖水源不仅仅来自玉泉山。“西山泉脉随地涌现，因其势顺导流注御园以汇于昆明湖者，不惟疏派玉泉已也。其自西北来者尚有二源：一出于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旁之水源头，一出于碧云寺内石泉。皆凿石为槽以通水道。地势高则置槽于平地，覆以石瓦；地势下则于垣上置槽。”
侯仁之年轻时曾见过“垣上置槽”，即架在墙上的石槽。今天在香山植物园中，仍可看到一些被保护下来的清代“平地”上的引水石槽（图2），石槽不大，只容细流，说明当时清朝人已经到了如此苛求水源的地步。
图2 清代西山引水石槽遗存
清代的举措，一方面是把泉水尽行搜集，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泉水的重要性，所以对流泉表示了一种传统形式的尊重——修建泉宗庙。泉宗庙位于原万泉庄村西南方，起意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样式雷设计，为皇家庙宇。乾隆年间这里有泉眼31处，庙内28眼，庙外3眼，故有“万泉”之誉。庙内正殿额曰“普润殿”，殿内供龙神像，额曰“灵源广济”，联曰“溯委仰凭依，万殊有本；浚川资利用，六府惟修”
。据说，泉宗庙修建的图纸——样式雷的规划图保存至今。今天，虽然泉宗庙已然不存，但地名记忆犹在，今海淀区有泉宗路。历史地名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包括对历史地名的保护。
纵观历史，流泉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直接贡献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今天多见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的提法，其说不无道理。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是水文要素的总代表，不可否认其在历史上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交通渡口的意义上，乃京师之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正面作用已然式微，或者说，在人们的直接体验上，河患已成永定河在人们脑海中的主要印象。而在历史的实操层面，始终做正面贡献的是流泉，对这一点应积极宣讲。
考察流泉与北京城的关系，也具有现实意义。生态建设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进行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需要认真做好的部分。近数十年，北京西部的流泉数量大为减少，我们应该积极开展保护流泉的工作。为了保护甚至是恢复古代的泉水，要努力做好一些生态方面的工作，比如：加强地表植被保护，增大地表含水量及地下水补给量；禁止山地随意采石，维护山区地下水文系统的通畅；宣传流泉的历史价值，认真保护古代渠道遗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