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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人类单方面受惠的过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习惯说“人定胜天”，却很少注意这个习语的完整表达是“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也就是说，“天定”与“人定”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以“人定”的那一面为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探讨一种文化的时候，往往将其所依托的基本环境或地理构造视为一种给定的背景，因而也就很难更加深入地理解这种背景了。事实上，这种向来被视为给定的环境或地理背景，从来都不会仅仅顺着人类的意向在发展；相反，其对于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塑造怎样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本人基于长期做灾害史研究的思路，在人们习惯于关注文化发展的雄浑辉煌的一面时，总会发现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带有一些悲壮意味的、人与自然关系中远远不够和谐的部分。在我看来，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两个面相而不仅是其中一个面相，才能对某种文化的发展、某个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有较为完整的认识和把握。我认为，要想较为全面地理解北京南海子地区的历史文化，这种认识取向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有关南海子地区历史文化中那些灿烂的景象，特别是南海子作为明清两代皇家苑囿，在国家政治、皇家园林等方面留下的显著印记，以往研究已经做出较多揭示。这些也是目前南海子文化宣传中较为常见的内容，可以说较多地体现了人类主导下的社会进步的痕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南海子文化发展中受环境制约的那些因素，以及应该从这种制约中得出一些怎样的经验教训，也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注意的。
有鉴于此，本人想从灾害史角度出发，看一看以永定河为主体的水系与南海子区域的人文、社会、生态空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这首先需要对历史上永定河的灾害性质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就地理学常识而言，永定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水系之一，也是全国七大水系之一，是形塑华北地貌的重要力量。在康熙年间改名为“永定河”之前，永定河有着“小黄河”“浑河”“无定河”等很多称呼。仅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知道，永定河是一条跟黄河非常相像的河流。从大量历史资料更能得到确证，永定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非常显著。永定河的这些特性，造成了北京地区城市结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纵观历史，城区的位置与永定河的距离越来越远。
一般来说，人类居住的大型城市和大型河流之间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共生关系的。滨水而居，以水源为核心发展成较大的聚落，是形成城市的常见方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一条较大的河流穿城而过，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亦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例如，巴黎与塞纳河，维也纳与多瑙河，伦敦与泰晤士河，莫斯科与莫斯科河，纽约与哈里逊河，开罗与尼罗河，等等。不夸张地说，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能看到这种城市与河流共生的旖旎风光。但是在北京，城内的昆玉河、凉水河完全无法构成大型河流风光。按照一直以来的惯常说法，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可是，现在的永定河离北京主城区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很难看出两者有特别紧密的关联。
那么，为什么永定河和现在的北京城区会相隔这么远呢？这首先是因为，永定河不是一个十分容易控制的水系。就像黄河沿岸，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很难长时期存在大型城市一样，在洪水灾害所造成的威胁之下，城市要想存活，就只能不断远离河道。这就容易理解，何以燕国的蓟城还会濒临永定河，而后来的辽代幽州、金代中都、元大都就离永定河越来越远了——为了安全。表面看起来，城市规模扩大了，面积也扩大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迫于永定河水害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把防洪放到一个重要位置来考虑，这其实也是一个趋利避害、被迫适应的过程。
结合上述情况来看，要理解南海子得以出现，以及它成为北京地区非常重要的湿地地区的原因，就必须从城市与河流之间的这种特定关系出发才行。大致可以肯定，南海子并非主要因人类开发利用而形成的一个区域。它的形成，首先应归因于调节人与洪水之间关系的需要。南海子这片形成湿地的水域、水系，虽然可以为北京城补给各种各样的必要资源，但是决不能仅仅强调其支持北京城发展所具有的生产、生活功能。在这里，必须优先强调的是其作为减弱洪水侵袭北京城的蓄水区、行洪区的功能。换句话说，南海子湿地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对于永定河流域洪水的自然调节。而这样的调节功能，对历史上的北京城来说，其价值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湿地环境，以及其所蕴含的蓄洪功能，对南海子地区的开发程度形成了一种根本性制约。众所周知，南海子地区的建筑群较为疏散，空旷区域较大，地面建筑远不如同为皇家园林区域的北京西北地区的三山五园群落、承德的避暑山庄群落那样密集。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南海子地区作为湿地，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建设各种居所或是宫殿的基本条件。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反证，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较多规划、较多建设，无论是皇家宫室还是民居房屋，其结果是该地遭受灾害的威胁会随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大。从清代宫廷档案中可以看出，大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也就是清代对南苑的开发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之后，这一带就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受灾记录。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永定河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洪水，对南苑一带的常住民，即“海户”构成了很大冲击，上千人的房屋、耕地被淹没，乾隆帝特地允许这些灾民在南苑避水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并发数千金赈贷，还作《海户谣》以纪其事。南苑另一次遭遇较大灾害的时候，是在嘉庆六年（1801），这次大洪水是直隶地区在19世纪上半期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洪水。就南苑一带而言，西红门、大红门、角门等地都是遭灾的重点区域，苑外的马厩、南苑的不少院墙都受到严重冲刷，倒塌情况亦为数不少。很多海户和其他各类民人都受到洪水冲击，不得不依靠官府接济。针对这次灾害而发起的救灾行动结束后，朝廷专门编了一部大部头荒政书，即《钦定辛酉工赈纪事》，详细记载了这次大型洪灾的破坏以及官府救灾放赈的情况。
由于乾隆、嘉庆时期还能拨出较为可观的资金来治理永定河，且治理颇见成效，永定河漫口的情况终究不算频繁，对南海子的破坏程度还不算太大。到了国势衰败的晚清时期，随着国家财力大为衰退，永定河的治理日薄西山。特别是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9年之内连续发生了11次较大的决口，而主要决口和漫灌地带，又以大兴和房山地区最为集中。在这一连续决口时期，基于各种内忧外患，朝廷和顺天府很少能够施以有力措施进行治理。就初步观察，这一时期很少见到对南苑遭灾地段进行救护的记录。据估计，进入民国之前，南苑一带遭受洪水冲刷的宫墙就很少得到修复了。而在进入民国以后，南海子地区更是无法得到基本维护，其破败也就日甚一日了。
通常谈论南海子地区的建设和维护效果时，国家财力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十分被关注的问题。财力固然重要，但是在今天，我们还应反思如下问题：清代在这个地方的宫苑建设是否考虑到了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易于遭受洪灾的地段，清代地面建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发展规划中又应怎样考虑对自然因素的适应？如果说清代的人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充分考虑，那么今天对该地区的建设规划是无论如何都应该顾及这些因素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被作为当地特色文化的一些生活、生产形态，其背后也很可能存在因环境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和限制因素。例如，今天大兴地区所产的西瓜，特别是庞各庄西瓜，质量很好，产量大，非常著名。大兴的西瓜为什么这么好？很难说跟这个地方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土壤结构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可资对比的对象，现在的黄河故道地区，也就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大改道之前黄河曾流经的安徽、江苏北部地区，出产几种著名的经济作物，如安徽省北部的砀山酥梨、高滩萝卜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故道地区的淤地沙化严重、透水性强，恰好适合于砀山梨、青萝卜这些作物。由此观之，恐怕大兴的西瓜也跟永定河造成的淤地结构不无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洪水造成的淤地，对于主粮种植都不太有利，而更多只能倚重适应沙化土壤的西瓜、萝卜或花生等作物，这或许应该看成一种生态适应的表现。
稍微扩大一点来说，今天所形成的种种文化，其特质大概都需要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因此，今天的人们需要完整把握文化中的生态与社会变迁历程，从而为实现生态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助益。在弘扬某种特定文化的同时，必须全面认识其历史发展进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出发，不能仅仅依靠凭空想象的蓝图。古语曰：居安思危，从灾害史的视野出发，可以理解为潜在的灾害风险从来都没有远离人类生活。因此，防灾减灾意识在现实社会中的警示意义也从来不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