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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网上旅游指南猫途鹰的统计，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在“在中国首都必看、必做的排行榜”上排第199位。该榜单一共收录了1600多处地点，这样看来，南海子麋鹿苑排名颇高。而在“自然与公园”一类中共收录了275处地点，南海子麋鹿苑位列第47位，在其之前的是长城、颐和园和其他更古老、更知名的公园。相较于那些历史更加悠久的世界名胜，南海子麋鹿苑在灿若珍宝的众多北京公园中则稍显年轻。当它的历史和意义，以及其无与伦比的美丽更加为人所知时，它的排名将会更加靠前。
在北京这样一个常住人口众多、游人如织的城市，更加便利的交通与更长的假期必然会使类似南海子这样的景点更加珍贵。随着全球各地的公园和自然遗产得到认同和保护，各个城市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公园与自然遗产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将会持续不断地为人们提供观赏美景、科学研究、休闲放松的资源与场所，并倡导一种对自然的责任感。
有朝一日，心理学家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会重视城市公园的价值，并且重视这些公园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联系，而这种价值是与购物广场或购物街所提供的价值完全不同的。在这种价值中，存在着某种人类深层次的需求。尽管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生物，居住在高楼大厦之中，为吵闹的机器和无数的同类所包围，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想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想要去观察、去接近其他生物，想要在树林中畅游，想要沿着水岸漫步。某种根植于我们内在天性的东西令那些地方弥足珍贵，特别是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如此这般的人造环境当中的今天。
历史学家对为何公园开始变得重要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我们撰写了大量著作去讲述一个复杂但又无法回避的故事，即在人类历史中，自然的意义何在，其中涉及花园、公园、荒野以及对所有这些形式的自然界的保护等话题。我们指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遵循着不同的理念和需求，但是在讲述对自然的理解，对环境保护的努力，以及使自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又是如此的一致。
历史学者所能提供的洞见在于对文化生态学的理解。所谓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伴随着时间的流转，人类如何在文化上适应自然环境的学科，换言之，它所研究的是不断涌现的各种价值观和观念如何指引我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农业中，深植着某种文化生态学，它也同样存在于工业社会或者说我们日常的社会组织当中，所有这些生存模式都创造着我们日常表达的观念与感知。在本文中，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观念和感知：城市公园诉说着城市人群对于自然世界怎样的理解和观察？那些城市居民在公园中形成和表达的主要想法是什么？
罗马古城，存在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然而，这座城市中并没有自然公园。城中有七座山丘，有台伯河，但是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做出任何保护这些自然形貌免于消失退化的努力。同时期的古希腊、苏美尔或者埃及与中国的古代城市也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但是在随后的8世纪左右，唐朝的都城长安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园，绕曲水而形成了一系列运河、水渠、园林，灞河两岸杨柳依依，灞柳风雪成长安盛景。自古骚人墨客吟诵未休，以助游人之观之思。
而后，在有唐一代，杭州城循长安示例建造自己的城市公园，直到南宋时，杭州成为当时的都城。我在此所言的当然是世界知名的西湖，西湖最初是由河流沉积物的堆积而形成的内湖，以阻拦淡水混入海洋。这一地质作用大约开始于公元4世纪，但是西湖成为公园则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这里，这个公园同样以水间的堤岸、摇曳的垂柳为其特色，夹岸种柳的传统或许也是循长安故事。2011年，西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被广泛赞誉为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的园林、公园设计的灵感之源，因其“对人与自然的理想化融合”而深受褒扬。
究竟什么是所谓的“理想化融合”？西湖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审美层面的融合，而非科学或者生态意义的和谐理想。西湖所呈现的是自然与人文相合的最好的一面：在那里，杨柳岸（虽然柳树是中国北方物种）晓风残月，传递着自然仁慈而优雅的力量。关于此湖的诗词多含女性气质：“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唐）韦庄《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春水”与“柳条”在男性诗人的笔下好比娇俏少女的柳腰与纤臂。与此同时，西湖还是一个以富含稻田、桑林和鱼塘的繁荣乡村文化为基础的富庶之地，在这里，人们既可进行生产活动，也可享受美好的生活。
这样的人与自然的理想化融合在全中国扩展，甚至在北京，包括颐和园在内的许多公园都深受西湖范式的影响。类似的文化理念在全世界都有所表达。许多西方国家修建了大量公园，并赋予其一种具有阴柔之美和繁茂乡村景观的理念。伦敦的第一个城市自然公园建于1842年，最终，这个大都市共建成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圣詹姆斯公园（St.James's Park）、摄政公园（The Regent's Park）、格林公园（Green Park）、肯辛顿公园（Kensington Park）等在内的八座自然公园，以及400处受到保护的绿地。纽约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始建于1857年，华盛顿特区的宏伟城市绿地——岩溪公园（Rock Creek Park），占地逾1700英亩
，建成于1890年。显然，中国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世界上亦增添了数百乃至上千个城市公园；无论它们是否种植垂柳，也无论它们是否凸显画桥长堤，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类似的理想化自然——没有冲突，没有苦痛，也没有生存竞争，在那里，一切暴力都为人类之手所弹压，在那里，所有令人不悦的气味、丑陋的事物都被隔绝于如画般的风景之外。
但是，如今亦存在其他类型的公园，以及其他关于和谐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如同我们所保护的那些地方自身也伴随时间而改变一样，我们对一个公园的定义也发生着改变。公园并非博物馆中的绘画，我们无法阻止环境中的变化。有时，那些变化来自人类，例如诗人、画家来此寻访，或许就会改变我们的自然理念；或者，变化来自景观设计师，他们对于什么属于公园、什么不应当在公园中存在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反映着新的风尚和想象。同时，那些公园的游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或许希望在理想化的自然图景中加入一两座雕塑，一个网球场或者篮球场，或者大面积的水泥地以便跳广场舞或骑自行车。
公园的公共预算同样发生着改变，公园的管理者必须努力找到管理公园的最经济实惠的方式，特别是找到削减维护费用的方式。开设公园可能会非常昂贵，但是也可能并不需要庞大的开销便能维持。当外来物种因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地环境而死亡时，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公园中的物种同样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保持它们年复一年一成不变并非易事。最好的公园管理人员应当以知识、效率和长期性为基准来管理每一处地点。由于一座公园会延续数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最佳方法是求教于自然本身，寻找何为最好的方式，何为维护费用最低的方式，以及何为最能够让公园自我更新的方式。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些公园，其目的不是表达某种自然与人的理想化融合，而是保护我们在自然中找到的某些特殊的珍宝——麋鹿，或者“大卫神父鹿”，便是很好的例子。当这些鹿几乎在中国绝种后，它们从英国一位富人的庄园中被带回中国。其结果是一个致力于保育一种濒危物种的城市公园被建立起来。但并非每种濒危物种都有如此待遇。那么，为何麋鹿这个物种会有这样的待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知晓麋鹿在中英两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态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大卫神父鹿”曾经引起英国富裕的贵族阶层的兴趣，同时麋鹿也曾是中国皇家的猎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它能够为一些特权阶层的原始娱乐提供标靶，因此，在很多其他物种消失时，它得以幸存下来。在此方面，这个公园表达了一种混合着狩猎与渐渐远去的贵族传统的古老自然理想，这样的理想在今日仍然有其余响。
无疑，麋鹿苑的建立不只是对那种古老自然理想的回应，它的背后更有着现代科学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认识与研究的愿望。同样，它的存在也带有文化生态学中鲜明的象征意义，有对其消失的历史的记忆和对其回归的故事的讲述，这一切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除麋鹿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濒危或者灭绝的物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它们也应该被重视吗？是否只有当一种野生动物成为贵族男子气概的重要象征性存在时，它才值得被挽救和保护？是否有一些曾是农耕世界的组成部分的物种现在也同样濒临灭绝？我们是否应当建立公园纪念农民的价值，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
如今，在城市与乡村公园中还开始浮现另一种对自然的理想。例如，在整个欧洲，伴随人口的减少，土地满足食物供应的生产压力同样在减少，很多原来的农场被赋予新的用途。在农场土地上，人们开始建立新的公园以“野化”景观。这意味着将很多已然被遗忘的物种带回到人类的领地，例如，野马、野牛、野猪、野狗，以及其他食肉动物，允许它们自由地觅食和繁殖，抑或改变植被。在这个“野化”的过程中，人们允许那些曾经不受欢迎的植物、昆虫、土壤生物群体重获生机。如果有一天北京选择以同样的演化论思维，在城市的环境中尝试恢复完整的、野生的生态系统，我对此并不会感到十分惊讶。
“野化”的理想是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含义中的一部分呢？这个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中的词组，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湖或者纽约中央公园的人与自然的融合。这样的理想以生态科学及其对自我组织的生态系统的理解为基础，但同时，除“生态”以外，在此词组中还有另外一个词——“文明”，它代表着迥异的文化理想。在生态与文明之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创造一种融合？
每一个公园，包括南海子麋鹿苑，都可能被要求遵循这样的理念，以帮助我们发现公园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在未来的城市公园中可能会看到将一个城市中所有的公园连接起来的尝试，通过公园之间的生态长廊，野生物种可以徜徉于各处公园，彼此间进行互动。如果那一日来临，这个城市中的人群将如何适应、调整？是否在某一日，北京的公园能够再现那个更加充满野性气息的北京？
建造并维护一座公园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远比简单地聘用一个设计公司来设计一幅宏伟蓝图，或者对有价值的物种进行生物研究复杂得多。公园不仅是人们前往体验自然的地方，同样也是人们认识自然及其自身的场所，是人们思考我们与其他人类世界应当构建怎样一个理想关系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公园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它们教会我们热爱美，发现科学事实，认识并且尊重非人类所创造的秩序模式，在面对变化时更加灵活。公园是教育的中心，亦是我们文化生态学中充满生机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