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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是东北渔猎文明、西北游牧文明及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三种文明在北京地区持续碰撞、融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南海子就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见证，在其从辽至清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等共同文化意识。
皇家苑囿起源于先秦，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先秦、两汉时期，城市依河流选址，而与城共生的大型皇家苑囿多于水源处湿地营建，充分利用湿地生态环境效益，进而形成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苑囿承担着生态保护、物质生产、禽兽牲畜繁育、起居游赏仪式、狩猎与军事等多重功能，汉代的上林苑就是结合湿地环境营建皇家苑囿的典型代表。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清楚地记载了上林苑以湿地环境为营建基础，通过水系划定苑囿范围：“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可见苑囿水源丰沛，生态环境优渥。文中，作者极力渲染描绘苑内林木花草、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离宫别馆的壮丽景象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
旄獏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借以讽谏帝王将如此肥沃的土地建为禁苑，是与民争利的行为。在《上林赋》一文的最后，天子反思：“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怕百姓被其尤也。”
强调苑囿营建要以民为本、与民共享，而这种民本思想对当今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根据《上林赋》中所描绘的情形，创作了《子虚上林图》（又名《天子狩猎图》）（图1），以精细的笔墨再现了天子于上林苑中游猎讲武、祭祀等恢宏画面，实际上这就是辽金以来，尤其是明代南海子的真实写照。
图1 《子虚上林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海子位于北京小平原南部的南潜水溢出带上，随着古永定河道的摆动，这里形成了一片水草丰美、湖泊密布的湿地，这片湿地就是南海子的生态环境基础。丰沛的水源造就了南海子北京生态屏障的历史地位，自辽金以来得到了持续的人文开发。辽将唐代的幽州城升为“南京”。辽太宗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南北两院。辽世宗以后，辽主效仿中原诸王朝，接受朝见和处理政事，于皇帝的行在之所设朝廷，称为“捺钵”。
到了辽圣宗时期，辽主张与北宋议和。在这种形势下，圣宗的春捺钵开始向南京地区移动，以处理与北宋相关的政务。同时，延续契丹民族传统，在候鸟北归之际举行水围活动。
辽代捺钵的建筑形式以营帐为主，因而尚未见在南海子有固定建筑的记载。从宋人绘画中的契丹营帐，以及清代皇帝驻跸幄、大营，我们不难想象辽代帝王在南海子捺钵的场景（图2）。
图2 《平定伊利回部战图册·邬什酋长献城降图》（《清史图典》）
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北京首次成为帝国的首都。金代帝王均尊崇儒学，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强调要延续渔猎民族的文化传统，遵循辽代皇帝四时巡守的旧俗：“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
在城东南三十里，即今晾鹰台一带举行春水活动。金代“春水秋山”与辽代“捺钵”有所不同，皇帝行营不再是政治中心朝廷的所在，仅借春水之际体察民情：“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与契丹人相比，女真人的居住习惯也有所不同，“栋宇是居，不便迁徙”
。于是，最迟在明昌五年（1194）金章宗已在今晾鹰台一带修建别宫，作为春水期间驻跸之所，并于承安三年（1198），将其命名为“建春宫”，是为南海子行宫建设之始。
从中都如春水的距离，以及清代舆图中的旧御道来看，晾鹰台一带就应该是金代春水的目的地，而旧御道穿越的小海子，地势略高，应为临时搭设帐篷的营地，这也是后来南苑机场选址于此的主要原因。这条御道至今依然部分留存，即今日的南苑西路、南大红门路。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自认中华正朔。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将行围视为皇室的乐趣与荣耀之所在，在都城城郊设皇家猎场，称为“飞放泊”。此时，水草丰美的南海子一带成为离元大都最近的猎场，被称作“下马飞放泊”，内筑晾鹰台（呼鹰台），并将鹰坊这一专门饲养猎鹰的正三品衙署设在晾鹰台附近。至大元年（1308）二月元武宗下令立鹰坊为“仁虞院”。“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虞”是古代掌管山泽之官，取名仁虞院来管理下马飞放泊，可见元代下马飞放泊虽无苑囿之名，已有苑囿之实。元代，官署的修建、帝王的狩猎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海子的人文开发，此时为史料记载的建筑还有海中殿、幄殿、七十二桥等。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虽未在官方文件中申明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但这在文人熟读《易经》的社会应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表达了大明对大元是中华正朔的认同与继承。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明代积极复兴传统文化，正如上林苑海子碑记中所述：“苑囿之设制乎，曰古制也，盖先王蒐苗狝狩四时示武于天下……盖以重王命利群黎也。”与前朝游牧民族四时迁徙、从不固守一地不同，农耕民族更加依赖土地。因此，明朝统治者下令对下马飞放泊进行扩建，建筑垣墙，明确范围，改称“南海子”，由上林苑监管辖，设海户种植粮食蔬果，豢养牲畜，成为京城重要的物质储备基地。除修建围墙，开辟苑门之外，明代南海子内辟二十四园，设四提督署，并修有庑殿行宫等建筑。
明成祖迁都北京初期，前朝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京城一带依旧居住着许多蒙古族后裔。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苑囿功能上，南海子延续了辽、金、元时期皇家猎场的功能，成为明代皇帝行围演武的重要场所。明代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宣德皇帝出行游猎的场面，出宫苑入林郊，丘壑纵横、溪水潺潺、树茂花繁、飞鸟走兽成双结对的场景就是明初南海子景致的真实写照。经过明代历朝建设，南海子已成为颇具规模的皇家御苑（图3）。然而，由于海户制度的不完善，明后期南海子日渐荒废，一派“荒莽阻湿，宫馆不治”的衰败景象。
图3 明代的南海子
资料来源：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朝入关后，全面继承明代的宫殿、园林遗产，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曾有谕：“思物力之限，罔敢过用，轸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渔猎民族，起源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行围骑射是满族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但此时朝廷尚无财力新修皇家猎场以供行围。于是，顺治帝将明代凋敝的南海子重加修葺，作为猎苑，改称“南苑”：“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蒐狩。”
并在此长期驻跸、理政，使之成为与紫禁城互补的政务中心。历经康乾两朝，南海子全面复兴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大型皇家苑囿的历史功能，在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城市生态角度看，作为京南重要的水源地，南海子水利工程承担了养源、清流、济运、蓄洪、匀沙的综合功能。乾隆时期通过对南海子内主要河流上下游泉脉、水道的梳理、调节，使凉水河（图4）与通惠河共同构成了京城漕运的“双保险”，保证了京城生命线——京杭大运河的通畅无阻，南海子是当之无愧的北京运河文化带上的明珠。
图4 凤泉凉水河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在政治与宗教信仰上，面对自明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岳飞信仰，顺治皇帝采取存而不论、回避矛盾的策略，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全国推行关公信仰，弱化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舆论。南海子在清代曾出现过6座关帝庙，它们是清代化解民族矛盾的政治智慧的见证。事实上，南海子内共有寺庙22座，堪称北京城南郊的宗教信仰中心。其中，南苑德寿寺的营建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见证。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首次入京朝觐，顺治皇帝于南苑设宴接见，并修德寿寺以表纪念。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自西藏赴京祝禧，于德寿寺拜谒乾隆皇帝。藏族宗教领袖的朝觐使藏族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德寿寺正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礼乐复合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生活模式，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宫殿、坛庙是礼的场所，等级森严的礼制在传统建筑上体现为金碧辉煌、格局严整，屋顶多为庑殿顶和歇山顶；园林、行宫是乐的场所，乐旨在陶冶情操，因而园林建筑一般为白墙灰瓦，简洁朴素，屋顶多为硬山顶和悬山顶。目前，关于新旧衙门、南红门行宫的复原研究，受部分南海子总体性舆图中写意性建筑形式（图5）的影响，误以为其主要殿堂为歇山顶和庑殿顶。乾隆二年（1737）修缮档案中载：“南海子各行宫各主殿均为硬山顶”，其空间氛围与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图6）相仿，这也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园林的高尚文雅之风采。
图5 晚清《南苑全图》中的新宫（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图6 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圆明园四十景》）
《孟子》曾记载：齐宣王苑囿方四十里，因独享，则大；文王苑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则小。这种以民为本、与民共享的理念，直接影响了清代南海子的营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南苑内设海户地，海户每人分田28亩进行垦荒耕种。为顺应农时，方便海户耕作出入，康熙皇帝曾下旨在苑墙上开洞14处，随开随堵。乾隆朝苑墙包砖时，会将这些必要的临时洞口改为角门。这些角门正是“人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流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
综上，南海子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精神。
